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匈牙利前总理内梅特推倒了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特制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在欢呼声中，高两米 五、重二十公斤 的骨牌一个接一个迅速倒下去、传播下去。就像八九年那样，就像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薪火传承、善恶对抗、天人交战，人间最终呈现的是贝多芬欢乐颂的洪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而，那一千块骨牌却突然在一块绘有中国文字的骨牌前停了下来。
是导演设计的，还是冥冥之中神主导的？是必然，还是偶然？
但在电视镜头里接下来接受采访的人，却是另一块要重新开始推倒的骨牌旁边的韩国艺术家，紧接着的画面是民主的、自由的南韩民众遥望“墙”那边被封锁的北韩骨肉。那块暂时站立不倒的多米诺骨牌，象征着的难道只有北韩？那中国字，难道与中国无关？谁封锁了我们，谁漠视了我们，为什么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节日中，我们被排除在外？最后一块未倒的骨牌旁被采访的为什么不是我们——承担着没有被推倒骨牌命运的中国人？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历史没有把中国遗忘。那块没被推倒的骨牌就是由中国艺术家徐冰等人在中国浇制的，上面题写的是宋朝诗人陆游的《钗头凤》。
柏林墙倒塌并非偶然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柏林墙会倒塌。
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柏林墙倒塌的十一月九号，这给德国人带来欢乐的日子，曾是德国历史上最耻辱的日子，是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夜晚。
东德莱比锡星期一和平革命发源地的牧师费雷尔坦率地承认，柏林墙倒塌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超出人间想象力的结果。
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共产党倒台的骨牌中的一块
与此同时，平行的中国：
在经历了最彻底的清除反右后，不是冷肃悲哀而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在经历了三年大饥荒之后，不是记忆而是对刘少奇稍微放松政策的感念；在经历了人类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后，不是觉醒而是七六年天安门对周恩来“好”共产党的怀念；经历了毛泽东的残暴后，不是抛弃而是对强硬的邓小平的歌颂。八四年十月一号北大学生一幅标语“小平你好”，那是货真的，不折不扣的认贼作父！它直接导致的是想追求美好，不愿再在贼船上的学生们、市民们遭受悲惨的六四屠杀。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八九年连锁反应的共产党倒台中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众不仅被残暴统治，而且被那些认贼作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精英们挟裹着追随共产党。
一九八九年中国六月不是东欧的“八九年”，而是德国的“三九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北京夜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九三九年后又一个水晶之夜、屠杀之夜。
中国学生是伟大的，在经历了那么长久的昏睡后，这贼船上诞生的一代学生，居然拒绝成为任何一帮贼寇的帮手，第一次独立于党内斗争，不看共产党，只看自己的要求。邓小平是敏感的，他当然非常明白，学生们要下贼船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威胁。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屠杀就是在今天，那些正统的共产党人看来也不敢说杀错了。然而就是这一点，学生们是伟大的，他们终于开始努力走出一九四九年后四十年，一九一九年后七十年的迷瘴、鬼域、怪圈。
我们错过了“八九年”，从“三九年”开始起步！然而正是这一点影响是巨大的，划时代性的。因为我们第一次以我们的血与反抗，直接影响、造就了其后东欧各国一系列的变化。我们虽然落后，起步晚，但是却以我们的肉体的教训，北京的“水晶之夜”、“屠杀之夜”，告诉了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全世界民众，国际社会再也不会像五三年、五六年、六八年那样容忍这种对于手无寸铁、追求自由的民众的屠杀。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 是东欧不敢开枪镇压的原因
六四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制裁，震慑了东欧的共产党政府。这一次，东欧共产党政府没有开枪，不是因为他们仁慈了，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更大的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次”犹豫了。这一次，他们不敢开枪，因为他们事先就意识到开枪必然遭致像后来罗马尼亚共产党那样更为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很可能是他感到了自己已经没有了能力，所以才没有采取干涉的态度。但是无论怎样没有干涉是历史事实，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杰出的一笔。
一九八九年，我们中国民众以我们的血，而不是以我们的“先进”献给了世界一个教训，一个经验。那种说七九年我们就远远高于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我们开创了东欧的变化的观点，不仅是是欺人，而且是自欺。不是七九年我们高于人家，而是过了十年，八九年我们才走到三九年。这种自欺的结果是我们其后、八九年后要继续交出学费。
我们的确在继续付出学费！在全世界对中国政府的制裁中，在金钱像流水一样流入民运人士和组织的口袋中，在中国政府被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集团的崩溃吓得丧胆，龟缩在壳子中，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开放让步的时候，我们的“民运”却在萎缩，四分五裂，在处处显示出它本来的贫弱。
中国人在继续付出学费
柏林墙的存在是因为专制和民主制度的价值对立，专制政府把价值对立具体化到了人间的大地上，他们否定了人的价值和精神，妄想以“墙”对抗自由与人权的威胁。
我们在八九年没有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推倒共产党建立的，横亘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那道柏林墙，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于共产党的反传统，反人类提出质问和否定。
奇迹和神迹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的！它从来选择的是那些有机缘的人和地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祖辈早已经告诉过我们这点。我们没有去谋事，谋推翻共产党，谋我们的人权和传统价值，天何来成我们？
我们在补我们的课，还我们的债！我们跟着共产党斗过地主，打过土豪，我们跟着共产党反过右派，搞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跟着共产党捣平过祖宗的坟墓，战过天，斗过地，输出过革命，诋毁过一切神圣，我们怎能不慢慢洗刷我们的过去。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我们知识分子沿着东欧的道路蹒跚，民众开始了重新寻觅自己的传统价值文化艰难，海峡那边在中国人终于在奋斗中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民主制度。又走过了二十年，这一次多米诺骨牌旁已经应该有我们的位置了！这多米诺骨牌的绘制和倒塌，参与的有印度人，墨西哥人，韩国人，当然也应该有我们了！
然而还是没有，究竟是为什么呢？
谁应该站在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旁
站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庆祝多米诺骨牌旁边的，本来最有可能的是一位台湾民进党倾向的人，因为他们曾经直接为推翻一个专制努力，他们推翻了一个专制的坚壁，建立了民主。然而，却没有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摧毁海峡两岸的高墙，他们把地域问题，另一种族群问题高架于价值问题之上，他们甚至在九十年代后，为那座专制的柏林墙添加上地域主义的砖土，借用它，增高它，加固它，用“反对柏林墙倒塌”的声音，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这种政治高于价值的做法，也就导致了他们限于一位堕落腐化的政治人物的泥坑。
他们看不到世界，看不到二十年柏林墙大庆的意义，世界也无法看到他们。
站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庆祝多米诺骨牌旁边的本来也可能是一位台湾具有国民党倾向的代表，因为国民党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一个专制政党、政权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他们改变了海峡两岸“原来”对峙的“性质”，使海峡两边真正成为了典型的柏林墙两边的对峙，人权、民主、传统与极权专制的对抗。他们被选举下台成功地移交了政权，现在又被选举执政，成为民主社会的代表，不仅多米诺骨牌旁边应该有他们的位置，而且他们实在是应该使台湾民众有机会参与绘制一块巨大的，有象征意义的多米诺骨牌。
事实上就我的感觉，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柏林墙二十周年的庆祝仪式的德国的组织者，都看到了这种相同性。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时刻，赠给台湾一段珍贵的柏林墙绝非无由而来。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国民党可以成功地完成一种形式上适应民主社会的改变，但是他们建党的基础模板是苏联共产党，他们骨子里的价值观却不是人权、自由和民主。送给他们一段柏林墙居然让他们感到尴尬，而不知如何处置，看不到它的意义。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的负责人居然在仪式上说，海峡两岸早已经没有了柏林墙。这种欺世大谎能够由国民党人口中说出，可能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历史，血统里流着专制价值的血。就为此，我怀疑他们如民进党一样，同样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或直接、间接，或用消极办法拒绝了绘制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可能，从而使得台湾民众、中国民众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自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国民党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过一笔耻辱，难道在未来要继续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站在柏林墙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多米诺骨牌旁边的，当然可能是一位六四的参与者，一位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异议人士，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然而却都没有。只有美国来的流亡诗人贝岭拖着长发，孤零零地在寒雨，在热烈的人群中，望着多米诺骨牌，望着瓦文萨感慨。只有两位受到巨大威胁的来自北京的行动艺术家，游走在边缘的活动中，游走在共产党的刀刃上。二十周年的纪念本来是可以请他们来直接参与的，但是究竟为什么没有呢？留下的是无边的、可疑的疑问。
站在柏林墙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多米诺骨牌旁边的，最应该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十几年来，他们直接对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他们直接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他们为拆除那道横亘在传统和极权专制，自由和共产党暴政，中国民众和世界之间的铁墙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牢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外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物质生活。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也在这个纪念活动的周围。他们积极参与了各项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活动，但是就是没有进入中心纪念场地。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二十年纪念最中心的主题，人们心中，思想上的那道柏林墙，永远是人类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最求自由所要摧毁的对象。
法轮功学员没有进入中心纪念场地，是因为共产党修建的不仅是人类，地球上看得见的各种阻碍、封闭人们自由的铁壁铜墙，而且也修建了封闭思想的、世界观的，知识观的铁壁铜墙。这道看不见，却牢牢地存在在那里的墙，就是那种妖魔化法轮功的意识形态、政治宣传，那种知识框架和专断傲慢的精神。
谁在帮助中共造墙
这道墙是在一九九九年人们更深切地感觉到它存在的惨酷性。
一场血腥的镇压，对于信仰自由、回归传统精神的镇压，竟然在世界上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对，到处充满对法轮功学员的误解。
我曾经与一位为德国报纸撰稿的中国自由撰稿人交往。二零零年初我劝说他，注意法轮功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倾向，务必不能继续在文章中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他居然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早在五六月，中国高层领导发文件定法轮功为邪教以前，他就公开说法轮功是邪教了。
这种自觉地帮助共产党造墙，封锁、堵截民众对于自由信仰的追求，对抗共产党暴政的现象亦非从中国现在开始。早在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前，及倒塌过程中，德国及欧洲有一批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西方的左派文人，东德的施太凡·海姆、克里斯塔·沃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就曾经公开地维护柏林墙的存在，反对拆除。他们为东欧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无数的困难。曾几何时，现在在法轮功的面前，又有了一批新的“格拉斯”、“海姆”、“沃尔夫”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所构制的意识形态之墙，阻碍中国民众对于人权，对于自由，对于传统价值和文化的追求。
最近十年的历史使得人们现在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如东德共产党政府那样修建一道看得见的柏林墙，但是，他们在传统与世界之前为中国民众建立的那道墙，实际上比柏林墙还要坚固，还要高大。它不仅阻碍了中国民众了解、重归传统，而且切割了世界对于中国民众的了解、认识和支持。这是这个世界，一百年来的又一个巨大的悲剧，又一个像当年奥斯威辛那样的令人深刻反省的案例。
下一次纪念，如果多米诺骨牌还停止在中国那块，将是历史的耻辱
人们现在看到从六一年柏林墙修建开始，东西德民众为冲破那道阻碍正义与自由之路的柏林墙所做的流血的努力和牺牲。然而一九九九年开始，几乎和这种努力一样，中国民众，法轮功学员，平行地在精神领域进行了艰苦地，不屈不挠地，前仆后继地努力。
六一年开始的东德民众的努力，每一点在西方都获得了响应和支持，可九九年法轮功学员们开始的努力，即便是在西方也充满了误解、冷落、孤独，甚至屈辱。我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目睹并且和他们一道经历了这个努力，深知此中的艰辛，我相信后世的人一定会看到，这是一场历史上少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努力！
拆毁这道无形而有实的“柏林墙”的努力到了二零零九年九月终于在德国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法兰克福书展成为一个转折。法轮功学员们的不仅作为正式的代表中国民众的声音登上了德国的舞台，而且敞开广阔的胸怀，为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提供了基础和广阔的背景，中国传统再次与独立、自由结合在一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女士毫不犹豫地直接来到《大纪元》的展台，宣示了他们的追求，与柏林墙倒塌前东欧民众的追求的相通，宣示了世界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承认与支持。
现在，中国的拆墙已经开始有了实质性的结果。从九九年开始的十年镇压，到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时候，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历史已经不再是法轮功是否是邪教的问题，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没有法轮功学员做后盾的对抗运动是没有土壤、没有传统的对抗运动，是不会有结果的对抗运动。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说法兰克福书展是个转折点，
过了法兰克福，柏林还会远吗？
下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庆祝柏林墙的倒塌，如果多米诺骨牌还要停止在那块印有中国字的骨牌旁边，那将是全世界民众的耻辱，历史的耻辱。
下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无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是否还存在，我相信一定会有法轮功学员，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追求真正自由、人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显著的位置。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带来的将不再会是“错、错、错！”“莫、莫、莫！”的哀叹，而是人权自由的确立，中国传统的复活，
神州大地的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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