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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阿隆 |
XX，你好！
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我已经从极权主义概念的产生及分析，进入到有关它的产生及发展的政治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地涉及到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问题。现在，我可以跟你说的是，我的研究已经走过半程。应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因为最困难的时候是摸索思想线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了想法，可是是否这个想法能够成立？有时候觉得历史上可能会是如此发展，是否在历史上的经验事实真的如此发展？这些探索都犹如在黑暗中去寻找资料，寻找前人的论证和同代人的研究。
事实上，在研究工作中能够看到问题所在，并且找到资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这犹如大海捞针。好的导师、好的学术功力都反映在这上面。好在我这一辈子已经习惯了这种靠着直觉在黑暗中摸索。当年，一九七零年、七一年我找到启蒙思想与科学思想就是如此，那个时候更为困难。那一过程的完成，前后整整花了我十几年的时间。这使我深切地感到，如果有好的导师，年轻的时候就会省很多精力，学术进展就会更加有成效。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探索，可以说是完全在黑暗中的摸索，没有人能够指导我。因为当时还活着的能够指导我的人已经凤毛麟角，如洪谦，但我却不知道他的存在，没有认识他的可能。而现在这个题目和方向的探索，相较上一次，可就好多了，这一次我大约花了近两年的功夫。
我说我已经过了半程，是因为我的思想线索已经清晰，资料究竟有哪些、在什么地方，我不仅基本上都知道，而且已经收集到了绝大多数，剩下来只是阅读、摘记和整理，及最后成文。现在我需要的只是时间和工作。当然在这个工作中尽管基本的思路有了，但是在工作中还是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想法产生。例如，今天我忽然看到，宗教世俗化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极权主义的产生过程中，而且还存在于当代许多国际事物中的那些带有灾难性的负面事件中，其中很多竟然也是一种世俗宗教化的结果，或者说政治宗教化地处理国际事务带来的问题。这也就是说，用基督教宗教的方式和思想来处理尘世间的，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传统的国际事务。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杭亭顿的作用，乃至美国的小布什，德国的施罗德等政治人物就是非常负面和消极的了。因为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的根本问题，和八九年以前一样，和近代西方争取人权和自由的历史连续，世界历史中的国际社会的中心问题还是人权和自由的问题。把世界的问题使用两分法，归于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政治化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这种政治宗教化的结果不仅使恐怖主义泛滥，中国共产党复活，而且还使西方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受到国家的干涉和限制，人权和自由在现今的历史时期中面临新的挑战。
在这方面，它的历史的经验事实就是，美国因为非黑即白的政治利益培植过本拉登，如今又因为经济利益再次培植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多年研究使我深切地感到，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起源问题牵扯到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说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党问题；
2.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当前世界的威胁，为什么说极权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因为八九年而过去；
3.如何理解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西化问题带给我们的人类社会、道德、环境等问题的困惑，或者灾难。
4.“复兴中华文化传统”在全球现代化，也就是西化过程中，在最近一百年人类社会经历的灾难和冲突中，在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当前世界的威胁中，所具有的新的意义。
这就是说，极权主义、恐怖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工业化社会的特有产物。这不仅包括那些极权主义者，恐怖分子，而且也包括那些与极权主义国家勾结，贪婪的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商人，以及剥夺世界经济财富，掠夺环境资源的行为。这些现象都是工业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特点。最近二十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绥靖政策，把中国共产党政府养大现象，奥威尔早就在《动物庄园》中有过非常类似的描述。
因此，今天中国的所谓崛起，以及本拉登等恐怖分子对于世界的威胁，那本来就是西方自己培育起来的，养痈遗患，养虎自扰。当然之所以会采取这样“养”的办法，如前所述，这内中也有这种西化，工业化文明的经济、历史、思想等固有因素在内。
所以道理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共产党问题！
如果承认最近一百年来世界的灾难是共产党、法西斯、希特勒造成的灾难，那么反思它们产生的根源，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受它的蒙蔽，跟着他们犯罪，我们就不会把中国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中国传统！
毫无疑问，被我们中国人推崇的，有反省能力、有思想的西方学界和知识分子对此肯定早已做了大量的反省和研究工作。这些反省和研究工作在哪里呢？遗憾的是，很多跪倒在西方脚下的中国所谓知识精英人，却没有看到这些。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盲目吹捧，而是思考和学习。西方的这些反省和研究，前人的这些工作，是我从步入青年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东西。他们的工作大约分为两条线索。
其一，在哲学上，以启蒙哲学、科学哲学、自由主义传统思想为方向，也就是卡尔·波普、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于极权主义思想的反省。代表著作有《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反省的结果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黑格尔、柏拉图等。笔者加一句几乎是多余的说明，这里没有孔子，也没有儒道释的问题。
其二，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心理问题上的极权主义产生根源的探究同样开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代表人物是弗格林、沃埃格特、阿隆、波尔肯瑙等知识分子、学者。
对于自由主义学者在哲学上的探索，我从七零年后一直在追寻这条道路，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现在说说从“政治文化问题”角度对极权主义所进行过的一些历史性的研究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也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那些对政治思想史、社会学有所了解的人肯定应该知道，这方面代表著作有：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阿隆关于“世俗化宗教”的文章，英国著名记者沃埃格特的《Unto Caesar》，波尔肯瑙的《极权主义的敌人》等。事实上在二、三十年代，在各种文章中把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大利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纳粹的崛起，称为一种新的宗教，从民众的宗教心理，文化传统来分析这些历史现象的文章汗牛充栋，看不到这点，或者说找不到文献，应该好好反省自己是否有研究问题的能力了。
我下面想强调的是，最近二三十年再次引起人们注意的极权主义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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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尔 |
迈尔自己从四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的著作有，《政治宗教——极权主义政权和基督教》（Politische Religionen - Die totalitären Regime und das Christentum.
Freiburg 1995）。目前出版的迈尔全集的前三卷对中国学人来说都是几乎可以说必须阅读的文献，它们分别是《革命与教会》、《政治宗教》、《政治和文化》。
英年早逝的马尔库斯·胡特讷（1961-2006）教授是在阅读中让我受益匪浅的另外一位德国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他九九年的著作《极权主义和世俗宗教》，以及另外三本巨著，都堪称是研究极权主义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经典作品。
这里我必须要说明的是，最近几年由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出现，新出版的对于极权主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例如，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主持编辑，在慕尼黑出版的，《在政治和宗教之间——对极权主义的产生、存在和影响的研究》。
英文文献中涉及这一题目有：
*Waldemar Gurian，《Hitler and the Christians》，London，1936；Bolshevism，SHEED & WARD (1932)；
*亚可布·莱博·台尔蒙，的三卷本对于极权主义研究的著作中的第三卷，《政治弥赛亚》《politischen Messianismus》, Jacob Leib Talmon (1916-1980)，N.Y，1960
*L.Weinberg，《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Political Extremism》，N.Y, 1980
*Roger Griffin（edition），《Fascism, Tot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 (Totalitarianism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Routledge， 2005
*Arthur Versluis，《The New Inquisitions:
Heretic-Hunting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Totalitarianism》Oxford，2006。
*M．Burleigh，Sacred Causes: 《The Clash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Harper
Perennial , 2008，等等。
英国出版的杂志，《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Published By: Routledge，London，每年四期，到零九年底已经出版九期
除上述以外，我顺便把一些主要资料的索引列在信的最后面，希望那些说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方面文献的朋友，从这里对自己做出一些反省——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知识精英的知识框架、眼界仍然如四十年前一样，是有问题的，他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去研究。不过也不要丧气，因为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感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自大，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因为固然目前在中文世界中还是可以自欺欺人，可是这样的东西，会让其它地区的当代学者笑话，成为后人的笑料。
尽管在这封简短的信中，我无法更详细地涉及具体研究的内容和概念，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无论是弗格林的把极权主义称为“政治宗教”，还是阿隆所说的“世俗化宗教”，它们在这里使用的“宗教”一词的含义，都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意义和形式上的。如果把宗教广义地解释为人对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探索和信仰，西方宗教是一神论，是偶像崇拜，而中国的、东方的、佛教、道教等则不是如此。事实上，弗格林等西方学者就他们的思想来说，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使用“宗教”这个概念的时候的东方蕴涵。
对于西方最近三、四百年走向民主化，走向人权与自由的过程的研究，对于极权主义产生给我们带来的反省，西方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不加分析，看见什么就把什么简单地归为基督教化。只要仔细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提供给我们的教训实际上是：
第一，基督教是如何转化、退出世俗政治，如何适应民主制度，以及人权自由的普世价值的。注意！人权自由的产生不是教会给的，而是因为教会曾经极端地剥夺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后来让步、放弃了这种剥夺。最初人们对教会的质疑、提出的问题是，任何个人都有和上帝直接对话的可能。
这里更必须注意到的是，到十九世纪末天主教会还是拒绝民主制的，也不要看不见，南欧那些基督教文化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才逐渐民主化。所以民主和基督教文化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正如一位学者在去年的《过渡》（《Transit》，当代德语世界最重要的研究东欧共产党社会转化问题的杂志）杂志上所说的，伊斯兰教很可以借鉴基督教接受民主制的经验教训。为此我想到，毫无进攻性的儒道释，如何和民主制度相适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绝对不会比基督教教会适应、接受民主制更困难。
第二，为什么西方实现了民主，基督教文化传统却也被保留了下来：
民主解决的是尘世间的意见分歧问题，权力行使及制衡问题，地区国家管理的方法问题。宗教探索、回答的是生命的问题，人生的价值问题，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中世纪以前教会、国家是用信仰干涉、主宰统治一切，甚至可以说禁锢一切，当然也干涉了人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自然就引起冲突和反弹。但是在西方反弹的结果是，宗教从政治生活中，世俗事务中退出去，而世俗的抗争，也限于政治范围，没有扩展到反对文化，反信仰，反传统。政治归于政治，信仰归于信仰。这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所说，对于信仰，我们什么都不能够讲。
这也是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在经历了中世纪黑暗，文艺复兴后，反对的是教会的黑暗，而不是传统的价值和文化，传统的精神，但是在中国最近一百年，产生反弹的原因和西方不同，是民族问题，经济落后，东西方冲突，反弹的对象最终演变为是反对传统精神和价值，这使得当代中国人彻底失去了精神赖以扎根和生长土地和天空。
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从不同的专制中走过，走向不同的结果。这是两条具有相当反差的路。西方在这条路上也有过彻底反传统的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但是西方社会本身并没有失衡。各种精神思想是在交锋，互相制约、互相补充中前进的。
信仰是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政治制度是政治制度，是社会的事情；宗教是宗教，是精神层面的事情，民主是民主，是尘世间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处理方式；二者没有任何关系，这在西方是常识。
追求民主，保存了传统，追求“民主”，毁灭了传统，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
第三，信仰的归信仰，政治的归政治，精神层面的东西归精神层面的东西。
在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生的看法和追寻上，我并不反对引入和信仰基督教，因为那也是一种对于宇宙生命的信仰，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探索和解答。在这方面，达赖喇嘛对我启发很大，他不劝那些因为面前遇到的问题，现代化中遇到的问题，而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他认为，很多时候，人很难离开自己扎根的文化土壤，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种文化中的追求和宗教信仰。与其如此匆匆，不如留在自己的文化中向前迈进，超越现实。
达赖喇嘛的这个告诫是非常深刻的，含义深远。一个人想要理解另外一种文化谈何容易！我想中国人都可以理解一个西方人要想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之困难。例如你告诉他书法的意境，米粥的清香，他很难理解。反之亦然。当然很多人推崇基督教并不是达赖喇嘛所说的，生命、及人类生存意义上的，而是为了尘世间的个人利益，尘世间的个人政治目的，那当然也就别当另轮了。
第四，信仰的归信仰，政治的归政治。这一点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这在西方也是如此。当基督教从政治中逐渐退出的时候，尘世的思想，世俗的政治目的却想借助与利用基督教遗留下来的空间，以宗教的方法完成他们的想法，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变化时期、经济危机、灾难时期更是如此。
在西方，过去的国王，近代的左派、右派政客，左派、右派知识精英，都曾经想利用这一点达到他们尘世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其中最为极端的就是最近一百年来的现代极权主义的产生和现代恐怖主义的产生。
当代极权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它和中国传统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传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利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手法。
这也就是说，当代极权主义，共产党是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中国产物。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我对时下中国人中所取得的进步的直接观感：
在我从七零年思想反叛后的三十多年，在法轮功学员们的《九评》出来前，刘宾雁们一直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好的，中国共产党是假的共产党，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九评》发表五年后，我们已经不需要为此争论了。刘宾雁们的这种观点，已经自然地消退了。这是《九评》的伟大功绩。
那么为什么说当代极权主义、共产党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这里我简单说几个特点：
1，因为它的思想方法是二分法，是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方法。唯物主义也罢，唯心主义也罢，经验主义也罢，唯理主义也罢，这些方法，这些标签都不是中国的。海森堡在《物理学的哲学》开头就谈到，这种自柏拉图、其后经过笛卡尔等大大展开了的哲学特点，认为人和物的对立，在当代物理学问题中已经开始超越了。
2.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是一种典型的，极端化的西方思想。
3.西方学者详尽的研究指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思想结构，管理办法，清洗手段，乃至借口、共产党国家的建构方式，都是典型的西方教会式的。西方学者详尽的研究还指出，这包括共产党社会的精英的选拔，对下一代人的教育培养，都是典型的基督教会式的。
4.这一点，我希望那些匆匆忙忙反驳我的人对中国社会做一个经验研究，看看它们还有哪些是中国式的。
其实问题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百年来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扭曲了。
为什么中国传统专制，Autoritaet，能够容忍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任何群体存在，而极权主义却不能够允许任何这样倾向的任何群体存在，这就是西方政治文化典型的极端化后的负面的现象，中世纪前教会一元化的统治在当代尘世政治社会的再现，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化宗教，或者说政治化、世俗化，没了神和上帝的基督教社会文化。
Messianism、Salvation、chiliadtism、Redemption、大救星、异议人士、清洗、肃反、悔过、群众运动……它们没有一个是中国传统中所有的东西。
汉斯·迈尔曾经指出，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接见形式和希特勒当年在纽伦堡的典礼完全一样，此外语录形式，歌曲形式，都是基督教式的，尽管毛泽东并没有信仰过基督教，也没有研究过基督教，如果你做语言分析，连毛泽东著作中的很多行文方式，也是基督教式的。
另外一位我非常推崇的德国教授胡特讷在他的《极权主义和在世俗化宗教》中说，
“按照波尔肯脑的理解，宗教的这种救世（弥赛亚）的基本特征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产生在欧洲产生的根源。这一点他在他的《极权主义敌人》一书中，对此作了重要的评价，其意义就如同它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产生前提的评价一样。在这种意义范围中，希特勒运动的出现是那种周期性的重复的弥赛亚救世思想的新的表现，也就是那种想要通过社会的天翻地覆与暴力带来一个道德与幸福的尘世间的王国。对于波尔肯瑙来说，这种革命的弥赛亚救世思想是特殊的西欧现象，在欧洲以外的文化区域或历史周期中没有出现过这种形式的东西。在所有这些弥赛亚运动的后面都是西方文明通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引进救世主思想的尘世化。
‘虽然革命者们已经失去了所有在宗教教义中作为基础存在的对于救世的信仰，但是他们没有失去对于救世自身的那种渴望。这种救世渴望是我们的文明与所有它的创造性的成就的一个根本基础。也正是这点，这种救世的信仰在被尘世化的时候，它随着尘世化走得越远，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影响就越恐怖。’
波尔肯瑙相信人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再次清楚地认出这点，这种犹太宗教中遗留的弥赛亚因素所具有的特殊意义。”（228-229页）
“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辞典：
亚威＝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稣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
左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我们对于纳粹也可以作一类似的辞典，但他们的概念比马克思的概念较多地接近于纯粹的旧约和较少地接近于基督教，他们的弥赛亚，与其说类似基督则不如说更多地类似马喀比族。”（《西方哲学史》上卷
447—448页，罗素著，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
有人更以为只有他们是追求进步的，殊不知我们的先人是比我们还要虔诚，还要有学识和修养的人，先人，当然包括孔夫子在内，他们早就在真诚地追求一个更好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的最佳可能。如果真的和这些前人相比，我们这些受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一代，在各方面，学识、人品，是绝对不如前人的，当然就更不如孔子。所以当他们高调谩骂祖先和儒家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好好对比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世界不是从你开始，也不是以你为标准。相反，妄自尊大只能证明你本身学识和人品的糟糕！。
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会使你更清楚什么叫“视而不见”，“睁眼瞎”，也就是看到了和没看到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了一个会思索、提问的大脑。
在这个问题上，我之所以说得如此尖锐直接，还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对此有亲身的体会。为此，我深切地感到有义务回馈几十年来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亲友们的支持牺牲，回馈生命恩赐给我的探索能力，把我走过的那条清晰的生命痕迹回馈给社会：
一九六九年，我走向了探索社会科学的道路。一九七零年我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和马克思主义，从此把研究清楚共产党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当作了我的责任和任务。为此，我七零年开始自学外语，七一年开始自学数学、物理，目的是为了了解、掌握近代的各种探索和研究思想及其方法，了解掌握各种研究和历史文献。后来由于身体不好我不得不在七八年部分放弃自学，考入大学，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研究。四十年来尽管生活坎坷，我原来设计的计划不断被新的问题打断，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说，我走出了黑暗，走出了曾经是茫茫无际、不知方向的大海；不仅掌握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思想、文献，而且我的任务也已经基本上完成，那就是我清楚了共产党是什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评价马克思主义。
旅居英国的作家马建在新西兰的一次会议上，认为我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在中科院工作，说我曾经是体制内。他不知道，从七零年开始，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体制，在读研究生、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完全是和那个体制对立的。这一点，那个体制内的所谓有些自由的，异议思想的人，如范岱年、戈革、梁存秀，他们甚至比正统的统治者的文人们更清楚，“仲维光不是他们的自己人”。为此，他们利用掌握的刊物与权力压制我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彻底否定性批评，最后迫使我不得不来到国外。
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看法，我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在七五年就清楚地知道，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屑与痛恨。正是基于这一点，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同时期的顾准们就不是走在一条路上的人了。这也是李慎之去世后，我和不知道如何正确评价李慎之先生的那些人的那场争论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在那之前三十年——七十年代留下的。这也是使我最终无法回避七五年开始的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也就是他在二零零三年突然公开对我发起决裂的批评的原因。
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缺乏年轻人的血性，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框，还追随共产党，没有摆脱共产党的文化和思想，也就是那种意识形态式的、唯物主义看问题的教条方法，是缺乏智力和思想能力。我自己的追求和不断探索的经历，使我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
维光
附关于极权主义问题与宗教文化关系的部分参考文献：
*Eric Voegelin: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1938, Neuauflage 1993
* 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Paderborn
*Hans Maier, Michael Schäf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Paderborn
*Hans Maier, Michael Schäf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Paderborn
*Markus Huttner: ''Totalitarismus und
säkulare Religionen. Zur Frühgeschichte totalitarismuskritischer Begriffs- und
Theoriebildung in Großbritannien.'' Bonn
* Claus-Ekkehard Bärsch: ''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1997
* Michael Hesemann: ''Hitlers Religion.''
München 2004
*Michael Ley: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politische Religion.'' Bodenheim 1997
*Michael Ley, Gilbert Weiss: ''Voegelin in
Wien. Frühe Schriften 1920-1938'', Wien 2007
*Richard Faber (Hrsg.): ''Politische
Religion - religiöse Politik.'' Würzburg 1997
* Hans Maier (Hrsg.): ''Wege in die Gewalt.
Die modernen politischen Religionen.'' Frankfurt/Main 2000
*Klaus Hildebrand (Hrsg.): ''Zwischen
Politik und Religion. Studien zur Entstehung, Existenz und Wirkung des
Totalitarismus.'' 2003
*Hans Otto Seitschek: ''Politischer
Messianismus. Totalitarismuskritik und philosoph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im
Werk Jacob Leib Talmons.'' Paderborn
*Michael Burleigh: ''Irdische Mächte,
göttliches Heil. Die Geschichte des Kampfes zwischen Politik und Religion vo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is in die Gegenw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ünche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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