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6月5-7号），在网上与朋友闲聊了一些问题，觉得也还有意思，所以把它摘录下来，放到博客，供大家茶余饭后咀嚼。
友人曰:
偶然上网听音乐，听了一下瓦格纳的歌剧前奏曲。不知道您老对歌剧是个什么态度，此前没见到您老谈起过此事。
维光答曰：
瓦格纳的东西不是不喜欢的问题，简直是有点受不了。太虚张声势了。
歌剧当然喜欢听。但是用心不多，总是当作人声的艺术来听。也就是喜欢它的音乐。另外歌剧用心不多的原因可能也在于它除了音乐外，别的实在是有点粗陋。如剧情的连接，表演等。所以更爱听片段。人声是最精妙的音乐表达。一个人一个样，一个味儿，一个境界。当然提琴和钢琴其实也是如此，每个提琴不一样，同样的琴，拉的人不一样出来的也不一样，可没有人来的那么“绝对”。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由于歌剧才更感到京剧的绝妙之处。京剧是不能够靠谱学习的也是他的特点之一。京剧是更典型的人的艺术。凡是能够靠谱演练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简化了不少东西的艺术。过去把这种简化，能够成批生产称作进步，现在看来两说着了。
这么说京剧只能像是母鸡喂小鸡一样，一句一句地嚼，大概是自从齐如山之后才有了剧本吧。那么只能说是京剧就是这样的东西，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流传下去。所以看来艺术很难用进步和退步来衡量。真不知道这个贝多芬是应该从贝多芬—车尔尼—……一直手把手的传承好，还是靠记录的谱子，大家按照谱子的要求来演奏。因为人传人也不会那么不走形。可能更走形。大概不能这么比，两者不是一码事。你说瓦格纳虚张声势，那么威尔第、罗西尼和普契尼呢。当然，歌剧有情节，太具像就显得粗俗，可是它们的那脍炙人口的片断，则会听得你神魂颠倒，心血沸腾。我这里有一套于友泽送的亨德尔的拉达米斯托，我太太和孩子每次都听得高兴的不得了，这是我也没料到的事。当然，我们都不可能听懂唱词，也不知道剧情，实际上就拿人声当作器乐来听就是了。有人说过，还会有什么乐器比人的声音更美吗。
不过，细想起来，您老说的瓦格纳倒是有些许道理。
维光答曰：
京剧，不只是京剧，中国的戏曲是早就有剧本的。齐如山也是整理了很多剧本而已。不过这些本子都是各个名角，或是戏班私藏而已。而比剧本更深的东西是每个人的演法，唱法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有些手工作坊的味道，靠师傅的经验体会和创造。如京剧的各个流派，每个流派的创始人都有自己的发音方法，那是无法用笔记下来的，倒是可以靠偷艺，偷听琢磨。但是琢磨后能否领悟那是靠天分，恰恰是天分好的偷的好，领悟了而且往往最后还创出了自己的流派。如马派、言派，程派，杨派（宝森），奚派（啸伯）乃至裘派的形成都是如此。如今的那些马派，发音部位都不对，何谈马派。张学津唱的很好，但是由于功底，他的发音部位是余派的发音部位，所以更可以说是余派的延伸。至于其他马派诸位后人，简直就因为不懂这点而根本没入门。好的是金福田，后期朱宝光有点味。
艺术是没有进步和退步一说的。那维纳斯雕像是到头了的艺术，如今再也雕不出来如此令人神往的作品。提琴到头了，也是一把琴一个声音。西方的歌剧艺术就是融合了西方的音乐。而如果把京剧称作是北京歌剧，那实在是一种贬低。西方人对于京剧的叹为观止，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只有行家才会如此。齐如山的认识过程其实也是如此。我准备写齐如山的教训就是想谈这个问题。齐如山二十多岁的时候和我等一样，以为京剧落后于话剧、歌剧。三十岁以后则大反盘。而我写齐如山的教训是想以此引申到学界，思想界问题，并非局限在京剧。学界、思想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也只是说明自己的认识还没有到家。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在很多方面是很粗疏的。
我去台湾的时候，对台湾的学界朋友说，台大哲学系必须以中国哲学为主，几乎所有学西方哲学的，当然指那些在西方拿到博士回台大的人，他们的西方哲学研究都不过是皮毛。这也是当初陈寅恪为什么最后搞中国历史的原因。他绝不做实质上的二流工作，一定要做实质性的领头工作。这个看法也属于齐如山的教训所引发的。
顺便说，亨德尔的很多清唱的女声，甚至可能最好的版本都是男旦唱的。西方至今还有这类男唱的女高音，女低音，就如中国的京剧一样。
友人曰：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阉伶歌手，资料上面讲的应该是17、8世纪的阉人了，当下还会有此类人物？
看来一说起京剧就勾起你老的神经，怎么在北京时没听你老谈论过京剧，更没有哼过。可能我们都不行，外行，所以您老也就没必要对牛弹琴
了。现在大家的担心就是京剧再往后的命运会怎样，会死掉吗？不知道京剧的各个流派是否可以和西方的歌唱家相比，因为各个大家也是风格各异呀。你看，所谓的三大男高音比起前面的那些大家就已经很没有光彩。眼下中国也来了个三大男高音，真的是让人起鸡皮疙瘩，可他们却也真的是恬不知耻。要是我真的就要扎地缝里面了。
关于西方文化的粗疏还是粗俗，我想因为是您老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缘故，对于西方文化的亲身感受所致。果真如此，还是由于你现在和中国文化有了一段距离，所以反而留恋起中国文化来。当然，也许真是体验到了西方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精深”。
我们若是推测，当年若是陈寅恪真的是做了西学的研究，还能不能成其为陈寅恪。
您老眼下也在做中西学的对比，那么对于西学您老又是在一个什么程度上。是不是中国人作西学也如老马所说学语言要“奶妈子带大”。
维光答曰：
男唱女不只是当年的所谓阉人，时下还有几个唱的很不错。
说起西学。我是自知，能够满宫满调地唱对了几段，也就是几个题目，就不错了。除了自己所知道的这一点，多一点都不敢多说。像中文世界，诗词格赋，京剧昆曲，琴棋书画，都敢凑上几句，并且相信不至于在不知不觉间说出外行丢人话。也就是很清楚说到哪里为止。可西学就不是了。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要想想一个老外学中文的火候和程度，谈中国文化问题时让你可能有的感觉，就知道了。如果一个老外只是看翻译文章了解中国文学，那他如何能够谈中国的诗词格赋，以及中国文化思想。或者说如果他只是看介绍中国饮食的书，他如何能够谈中国饭的味道，精妙之处在哪里。时下靠看翻译作品的作家，思想家莫不如此。而真正了解西方只有母语，或者很小的时候就学西文，大量阅读背诵过西文的人。当然我们指的都是大“家”，而不是混饭吃，混名混利的那些所谓名人。
虽然如此，比起西方那些混子，如马汉茂、顾彬们，也就是西方那些汉学家，二百五的左派文学家，思想家们，我还是比他们功力深多了。因为我除了一二三地一招一式地练外，还有一个东方的根底，也就是从外边看西方。我在近来研究极权主义的文化起源的问题的时候，可惜我的工作语言是中文，不然对此的看法会给他们打开一些思路。因为我对于宗教文化的看法，已经超过他们的眼界了。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看我工作方向以外的事情，只能够继续慢慢研究我的问题。先成中文再说。
近日从贝岭那里拿来一本国内翻译出版的《欧洲精神》，实在不是好作品，肤浅之作。读那种东西出来的人，脑子不会清楚。
最后要说的是，最重要的是ABC，把基本音符唱准了。这代人和下代人不说了。就是上代人，也没有几个唱准的。如冯友兰，可能古文献掌握的不错，那是那代人由于时代而固有的。但是思想极为浅薄。在洪谦先生早期和他争论的论文中，实际上把他已经说的一钱不值了。所以洪先生后来才不得不到西语系去了。这就是说四九年前洪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周围都是冯友兰那样的混子。冯友兰是有“学问”的混子，他的后代，如陈来们，由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就只剩下了“混子”二字了。
友人曰：
如你所说，西语能够学成母语一般，当然还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好。可陈寅恪先生我想西语的水平应该是很好了，那么聪慧之人，怎么还是没有直接做西学？是自觉功底还不够吗。当然，作为一般的了解，看看翻译文章，只要那文章不是胡来，应该还是可以吧。作为研究，不看原文那肯定就是瞎子，连一点儿感觉都不会有的。看原文和看译文那是差之千里的，我想甚至是风马牛。
答曰：
陈寅恪本来是研究西域史，但是知道如果如此，只是跟在洋人之后，所以就转了隋唐史。余英时在《陈寅恪诗文释证》里对此亦有所阐述。
我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吃透三卷本的《极权主义和政治化宗教》中的一些篇章，再次英语和德语本，反复对照琢磨。原文是德文本，为此我体会到英文本的叙述方法和德文的巨大差异。甚至就是完全改写。叙述的调子根本不同。英德尚且如此，何论中西，论文尚且如此，更何论文学，诗词格赋。这套书我就是担心对西文的理解有误，所以干脆买来两种语言各一套。
此外翻译胡来不胡来，还看翻译者的水平。翻译绝对不是语言问题，还有专业，以及理解才能问题。凡是学外语的在中国一般都是学不来别的科目的人。此类人如何能够翻译好。此外，在各学科中，专业好的人也一定不会去干翻译，这又是一大阻碍。所以一百本翻译书中，有一本好的就不错了。这也是我上次写文的中心。像中国当代没有好的文论就在于像于友泽、贝岭、北岛那样的人都是靠翻译作品出来的。先天决定，一辈子写不出好东西来。最多写出还能看得过去的东西，如贝岭。你看洪谦，他西文的东西都非常准确清楚，所以他中文论文也一定清楚。陈寅恪、王国维把握东西都很准确，都是对不同文化中的思想把握准确的原因。
翻译是否胡来要看翻译是否理解了原作品和作者，理解了那种文化，以及那个作者所处的环境。如此，你能够相信哪个翻译者呢？
友人曰：
看来当前研究极权主义的资料还是真的很多，而且还是大部头的。无意中从瓦格纳说起这几个点，引起您老如此多的感慨。当然，其实这些话题只是开了一个头，在邮件上来议论是不可能的了。就每个题目都可以展开成长篇文章，就等你来完成了。哈，那是您闲暇时消遣的去处。
就您那个三卷本，看来还得花相当大的功夫。那是当代人写的？
答曰：
这三卷本的书是慕尼黑大学的H.Maier教授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九五年后开了三次研讨会，邀请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极权主义研究者，各个方面按照他的一个大纲提供论文。第三卷则是总体发展的教科书式的一本基本著作。每卷都四百多页。先出版德文本，后翻译成英文。Maier曾经从七零年起担任巴伐利亚文化部长十六年。
顺便说，那是八九年后大众汽车公司资助的一些关于柏林墙崩溃后的一些问题的研究项目之一。我当初在鲁尔大学马汉茂那儿从事的也是一个，可如我当初评述的，我们生产的是废纸，人家生产的是研究作品。不过我本来要写的纪念马汉茂去世的第三篇文章是想说明，当年我们那个项目，十几年后留下来能够看的只有我的文章。几乎现在所有的仍然在讨论的问题，极权主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党文化问题，异议知识分子问题，都是我在那时候提出来的。并且至今没有人超过我那时的工作。包括我九六年写的那篇“红卫兵诞生记”。写完我曾经说二十年内没有人能够写过我这篇文章。现在二十年快过去了。我进步了，可别的人还是没人能够赶上来，更深地开掘。
大众汽车公司平行于此还有三个资助项目让我非常注意，其论文集我都收有。其中《极权主义的概念史》，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一本论文集。如战后，五十年代柏林对极权主义概念的接受与否，以及围绕与此的争论。那时柏林的东德研究所基本上大多数是东德跑出来的，很多人此前也是党员，所以拒斥使用极权主义概念。这个有意思的，几乎在中国人中又在重复的历史，以后我也会陆续介绍出来。我也会对比马汉茂们汉学家的工作和这几个研究项目的不同再写一篇东西，让人们看看如何认识这些汉学家。
做完我手头这本书的笔记，下周我会做一个四种流亡对比的广播谈话。三十年代的欧洲流亡到美国的流亡者是行李中背着极权主义研究去的，五十年代后东欧到西欧的流亡者是带着对垬文化的厌恶，并且从来也没有认同过逃亡的。而八九年前后，那批中国人则是带着共产党文化，意识形态走向了流亡之路的。这当然包括西单民主墙乃至北岛这批人。但是九九年后的，则是带着信仰与返回东方文化倾向走向流亡的。一比较你就知道八九年的那些人，时下的中国知识精英，所谓异议人士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思想和文化问题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可人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012-6-7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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