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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筆者右四史保嘉、五芒克九四年在河北白洋淀 |
——2000年6月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起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资料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给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2000年6月）
第一封
保嘉，你好！
看了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是，这篇文章从语言到论述方式我都不很喜欢。他的那篇评郭路生的诗的文章很有些灵气。这篇东西则缺乏灵气，而且论述方式也不好。李恒久的那篇反驳他的文章则更是把文章写得毫无可读价值。
刘双的第一篇文章曾经使我惊奇，何以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位以前从不曾知道的作者。他的这篇文章使我再次看到，如果有水平，总会脱颖而出，你总会有所闻。
关于你邮寄来的《十作家批判书》，我读来感觉是，此中偶有段落不错，只有徐江在行。
关于郭路生的诗歌评价，在你寄来的东西的刺激下，我也许真的要写一篇东西。我和你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样。蔡其矫的话很得要害，郭路生是相信未来，而北岛是不相信未来。这中间无论就对人生的追求，还是美学追求来说都有根本性的区别。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思索：
第一，根本的区别：
我们必须看到，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处于人生的转折时期，但是，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从思想方法到使用的语言都染有这些特点。当然在很多方面，这一代被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包括受迫害的平民子弟，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带着共产党文化的烙印。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和干部子弟有着根本的不同。六十年代末期，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
文化革命是一个怪圈，它居然使那些在六六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权贵子弟，一下子丧失了一切。偶然失去一切的郭路生，和从来就没有一切，天生因为出身低人一头，不敢正视共产党社会的、像遇罗克等人那样的平民子弟是绝对不一样的。像遇罗克那样的平民子弟，不要说在被打压的时候，就是能够稍有伸张的时候，也不会吟出“相信未来”。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永远充满变数，能够平安，稍有发展就算是不错。在这一点上，平民子弟甚至没有没落和堕落的权利。如果他们敢于公开表现出这种倾向，那是自取灭亡。
所以他们不仅是没有成熟到像郭路生那样吟出“相信未来”的诗句，而是在生命的深处根本就不可能唤出相信未来的声音。
第二，两个群体，两个世界：
为什么在那时，这一派中学生从来没有和郭路生那些人来往过。他们和干部子弟的交往绕过了一个大圈子，从猴子（芒克），多多，再通过张朗朗的弟弟张辽辽，转了如此一个大弯才和他们搭上一点界。因为现在被称为“平民诗人”，歌颂红旗渠的郭路生们，那时是不屑于和平民子弟来往的。现在吹捧郭路生的那些人，例如张建中、老羊，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是无论在上大学，还是在学校中一切事物上都应该给他们让路的人（这就是骆小海、宋彬彬，乃至卡玛丽达现在津津乐道的，当时这些干部子弟推动的教育革命的目的）。
张朗朗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现在自以为已经出人头地，步入社会“上层”的导演陈凯歌，被酒后的孔丹侮辱蔑视，弄得狼狈不堪。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今日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
从干部子弟方面看如此，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同样如此。平民子弟的自卑和不成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这种自卑和不成熟在共产党社会是先天存在的，也许如契珂夫谈到平民时一样，要经过终生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贵族们”天生就有的起点，甚至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被扭曲的，永远没有了正常人的所有的心态，更不要说傲气。这也就决定了那时平民子弟无法和干部子弟对话、来往。但是，平民子弟一旦反叛，不再屈服于那个社会的侮辱，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傲气和追求，是在郭路生看不到的地方，不是否相信未来，而是个人要站立起来，而是“精神和知识”的追求。
在过去不被郭路生们看上眼的老羊们，如果今天还以沾上郭路生们沾沾自喜，在精神上实在是比骆小海等人还要猥琐。这是不知自敬。
平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使得几十年后，我们今天不屑于和郭路生这些权贵子弟们对话了。例如骆小海，我在电视片中曾经看到过他，现在的气质那么庸俗猥琐。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这当然也包括郭路生，所以他才有后来的没落（我指诗歌，没有任何进步）。
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豪气也就是当年他们要搞教育革命的真谛、目的。当我们今天，几乎连骆小海本人都会感到这种“豪气”的丑陋可笑时，而我们的“诗人”“老羊们”居然还在回顾、歌颂郭路生的这种豪气，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第三，蜕化与萌发：
带有自以为占有真理，专断倾向的左派文化思想，在完全实现极权主义以前也确实走过一段上坡路，这在世界上是从十月革命吸引了一批带有狂热色彩的知识分子开始，到二十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路，在中国则是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贺敬之这一代人。他们吸取的是人类文化传统的奶水，吐出的是党同伐异的，充满热情也罢，充满血腥也罢的文化。但是到了郭路生这一代，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汲取的是没有了人性、没有了传统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毒汁。所以这一代人成长的结果如果只是蜕化也就罢了，严重的是长出来的是如党卫军一样的怪胎。在那种共产主义毒汁的滋养下，生长出来的是偏执、夜郎自大、恶毒的侏儒。
“毛泽东的儿子”（用郭路生自己的话来说）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还是在所谓艺术追求上，都不会脱离这个框架。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已经丧失了创造的冲动，追求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看到，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他生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这个可能。他的相信未来是典型的知青诗歌。这种知青诗歌，不是你我后期开始反叛的转折前声，而是三论造反，废除高考等一系列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如前所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平民子弟远远没有干部子弟成熟，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不允许我们正常成长，从平常的做人，到知识的寻求，我们都没有一个正常的条件。到六九年，七零年时，如孙康写的诗还非常简陋和幼稚，还只能仰望着干部子弟，但是，前几年的对垒已经使得这些人在做人上，试图和郭路生们平起平坐。由此，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冲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
我们能够在生存中寻到一些正常成长的空间，是在六六年十月以后，甚至是在六八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政府无法正常管理我们，社会脱序才造成我们能稍微正常地发展。
孙康沙龙的努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孙康也只有加上干部子弟的张鲁生，才能在社会和自己的群体中找到一些能支撑自己的东西。事实上，孙康维系的那个沙龙和群体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对以后几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化起了非常根本性影响和作用的沙龙。孙康由于其知识分子、诗人的天性，而如一条内陆河那样消失在专制文化的沙漠中。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我们还都活着的时候，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也就是在老三届中，比北岛影响还要大的孙康，居然被趋炎附势的文人们刻意地遗忘。
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作为当年孙康好友的老羊的文章，是对孙康的努力的毁灭与亵渎。
第四，荒唐的评价：
对郭路生如此高的评价，除了在那个社会，甚至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正常社会中的人来说，甚至对于上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不会理解为什么在那个社会的人会如此评价郭路生。你看过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引述的李欧梵评述北岛前期诗歌的话，就能想象出他会如何评价郭路生这种诗歌了。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到头来白纸黑字，留下来的只是让人嘲笑。
我自己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就经常感到脸红，但是，没有办法，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唯一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有脸红的能力。而正是因为我还有脸红的能力，我相信目前我虽然五十岁了，还是可能再提高一点。
第五，重造历史和吹捧郭路生的辨析：
为什么目前这么炒作郭路生，我认为细究动机是令人脸红的，因为，可以就所有这些吹捧郭路生的人，和从他们现在如何写历史中考证出他们的动机。
在杨建的《文革地下文学史》一书中，不知什么人对他说，当年北京中学生沙龙，张建中是一个中心。所有曾经在那个岁月中从那个群体中走过来的当年的北京的中学生，都会知道，张建中是一个毫无影响，非常边缘的人。尤其在诗歌上，包括今天吹捧张建中的老羊在内，当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张建中的诗歌。今天张建中拉抬郭路生，老羊拉抬郭路生、张建中，在北京的文学界营造出一个拉拉扯扯的气氛，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建安”才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手淫，自欺欺人。如果它只是给他们自己带来快感，也就罢了，人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它浪费的纸张和铅字，扭曲、阻碍了时代和社会，扭曲、阻碍了艺术的追求。
保嘉，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跟着炒作郭路生。当年记得在去白洋淀的路上（注：九四年笔者出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参加白洋淀诗歌群体座谈会路上），你对我说，要小心，有一些人是想要否定北岛，把白洋淀说成是诗歌的中心。当时我对你说（此后也多次说过），正确评价北岛，可以维护他的真正价值。不适当，不准确地吹捧北岛反而会伤害削弱北岛的价值。
当年多多那篇文章，很多人都看到那是削弱北岛独占光环的开始。很多人也是这样利用多多这篇文章的。我不否认多多那篇还历史真实面目的文章的积极方面。但是，我必须说，那篇文章所有消极的地方，对诗人诗歌的定位看法上，在如今评价郭路生的时候，被人运用的淋漓尽致。而如果沿着这个在这个方向评价历史和那一时期的诗歌，北岛就更没有价值了。我必须要说的是，在涉及到美学、诗歌本身的评价上，任何象老羊那样的吹捧，说北岛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功力，就等于把北岛送上了断头台。因为就这方面来说，那是不能经受任何推敲的。只要是内行（例如李欧梵）来看和品评，就不攻自破。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害人害己。而北岛经得起推崇的地方，或者由于那样推崇对他们自己不利，或者由于他们不能分沾光芒，他们却都不敢面对。
那么简单的问题，连蔡其矫都能感觉到，老羊等人为什么看不到，我不想多说了。郭路生在诗歌的追求和对那个社会的文化的贡献上无法和北岛相比。我认为，北岛也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年轻时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今天的《今天》才办得如此糟糕，才和那些官方和半官方人物拉拉扯扯。
事情是简单的，连蔡其矫都能感到，为什么老羊，北岛却感觉不到，这是人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总是重蹈覆辙。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谁能把一二三，ABC说清楚，谁能按照一二三去作，谁就能够作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我根本拒绝人们说我过激的原因，因为，那是一二三，最简单的东西。
贝岭曾经对我说过，他看了遇罗克六十年代的文章，他和一些年轻一代的人不明白那东西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水平。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如此介绍，才导致贬低了遇罗克，是我们自己亵渎了遇罗克。
保嘉，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这么多关于郭路生的东西，它促使我想到很多，感到有些东西必须要说，我希望它能促使我此后写一篇东西。如果真的能写出来，我肯定会献给你，当然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先写这么多，写到这里才突然想到，不要由于讨论问题再伤感情。我放下笔，又看了一遍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对你的涉及，还是感到自慰，没有任何伤害你的光芒的地方。
如果你能容忍我，我有想法会立即再写给你，如此慢慢形成我的文章的构思。
收到你的信，确实那本英文本的《爱因斯坦语录》是我需要的。不过暂时没有没关系，因为一是我可以、也准备按照德文本翻译，二是实在需要在这里也还是容易找到。可以立即到书店去定购。如果老潘能邮，只请邮寄这一本就行了。怎么能谈得上向我道歉呢，朋友们为我做得够多了！我只有感谢！
再谈。
洋人
第二封：
保嘉，你好！
上周的信收到。上周末由于去参加一个妇女会的庆祝活动，所以无法及时回信。有大约一百多位女士，只有三五个男士。可居然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女士，因此两天的会议，落落寡合。回来，我才感到，我真的还不会作记者。
潘青萍的信我还没有收到。你的信给我印象是，口气大得令我不可想象。你竟然把我们七零年时的变化和建安、与五四时期相比。你的胆子是太大了些。
再有贺敬之的诗歌，似乎也不应该归于民歌，而是格律融合了民歌，但是这也只是回延安那首诗。而他的三门峡中的一首，以及雷锋之歌等则是受马亚科夫斯基的影响。三门峡中的另一首，以及其它诗歌，说它是继承了闻一多的诗歌传统应该是是没有错误的。我在《当代中国无大师》一文中对贺敬之的评价，从文字上是不低的。但是，正是从贺敬之这两代人开始，西方社会中，和自由民主俱来的另一种东西——极权主义文化，或者说左派文化也同时进入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极权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套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说，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两面，有人推崇自由，就有人倾向专制，有人推崇民主，就有一部分精英要施行集中。
今天人们如果认真研究，不仅贺敬之的诗歌，就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歌曲，和希特勒德国的歌曲有着非常类似的旋律和节奏。出国以后，才看到，中国的很多社会主义歌曲，其实都是抄袭苏联和东欧的。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根本没有那些带有东欧民歌特点的曲调。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你观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向前延伸到三十、四十年代的当代很多革命音乐作品，都有很明显的抄袭痕迹。我并不是完全贬低这些抄袭，而是说，贺敬之的诗歌中很多东西是西化的东西，是典型的共产党文化精神，已经不是我们中国的了。
闻一多的诗歌，我非常喜欢，上中学时抄过背过他的诗。也正为此，我不觉得郭路生等人是类似建安时代的诗人。我曾经大量抄录背诵过贺敬之，沙白、石方禹（如古巴、革命及其它），程光瑞，乃至臧克家，袁水拍，闻捷，甚至还有公刘的一首诗。其中特别是沙白，他的诗我几乎每首都下功夫背过，如“雨花台”、“大江东去”，并且经常在各类报刊上搜寻他的新作。当然更不要说闻一多，郭沫若了。那时也抄背过马亚科夫斯基的诗。但是，就是在那时候，我却怎么也不喜欢郭小川和何其方的诗。
现在想起当时背诵那么多这类诗，也是我如今分外痛恨共产党的原因。如果在正常社会，我儿时的记忆会记忆更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也正是上述这一切背景，使我对郭路生感到无论就思想还是艺术来说都非常粗糙。
接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无法和他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至于现在老羊居然吹捧的、所谓又一个几年后出现的张建中的“二十六个半音节”，老羊自己的“海盗船”，当时确实都无法和郭路生相比。其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社会和时代，是共产党根本不允许平民子弟的精神走向独立和成熟，
我们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只是孩子，尤其在精神上。就很多方面来说，当年的干部子弟比我们要“成熟”，然而这种成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权力和社会给他们的，所以，一路几十年走下来最终水落石出。今天的骆小海、卜大华、匡桃生，没有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力站立在社会和人生中的。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
无论如何我的确无法理解你从什么地方出发，敢把这个时代和建安时代相提并论。
我所能够说的是，我们不仅不如五四一代人，而且不如贺敬之那一代人。当然可能是我修养太差，也可能是我太自卑了。就这一点来说，我确实狂妄不起来，非常不喜欢你们的这些观点。
暂此，再谈。
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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