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4-21)
XX，你好！
你谈到所说理性是指英文的reason，但是我突然想到，陈寅恪“王国维遗书序”所用理性一词，如果一定要对应西文的话，应该指的是理念、理想的意思，也就Idea。Idea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观念。
谈到这里，我想加一句，很多词的中文翻译不一，要了解真正描述的意思，必须懂得西文。语言由于是一种思维方法，严格说根本不能够百分之百对译，只能够解释。所以我认为以后在哲学系，乃至物理数学系的教学都要给出西文原来的词来。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说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乃至物理学，其概念范畴都是西方人做出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如果谈论这些学科就必须给出原来的西文。换句话说，不懂西文的人，是很难真正进入这些学科，到达一定深度的。我认为这话是可以这样武断地说的。而更由于现在学术及语言的互相渗透，影响，现在就连专门的中国文化、思想、各种学术研究，如果想准确深刻，也需要西文的根底。
但是，在这里我却还想说，对于陈寅恪来说，由于他的思想和学问根底，也由于这是一篇纪念中国传统文人，传统文化的文章，因此这里使用的“理性”甚至最好不去比照对应西文的意义更好。它应该如“气功”一词一样，真要对应翻译成西文的话，就要直译，就要直接去寻找中文这个词的意义。
你读过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的《中国文学史》吗？那是一位和钱钟书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家”，可是名声却居然不如钱钟书。但这就是人生！
对陈寅恪这样根基的人来说，当然西学要追随中学，去开掘它的意义了。这其实也是陈寅恪后来不去治“域外史”（西洋史）的原因。治西洋史，他要追随人家。此种对学术与自我的感觉，也是我下面要说的，是他之所以与冯友兰有根本区别的渊源。
由于你的很多想法我以为很难得，所以，我才想多说一句，你是否能够再斟酌一下某些提法。这里，我想说的是你对于冯友兰所写纪念陈寅恪一文的看法，认为它是“精品”，对此，我觉得，这种提法，很可能会给你以后研究冯友兰的观点带来困惑。像冯友兰这样的一个人，我不认为他可能写出“精品”来！
我以为，冯友兰和陈寅恪的不同，不是一般的程度性的，而是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一个世界，从为人到治学。冯友兰之表现不仅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究其终生，其治学、为人都有待商榷之处，这就是说，他前期的治学为人是在哪种层次、领域和境界，也还必须要辨析。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我了解不多，仅就管中所见，就他们的区别谈几点看法。
一、为人：陈寅恪吴宓，在清华获知北伐军北上的消息，其反应并不是你我从小受的历史教育上的那种欢欣鼓舞，而是忧心忡忡，相约绝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吴宓与陈寅恪》，49页）这段话非常值得思索！而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就是你文中提到的冯友兰与国民党和当权者的关系。陈寅恪的这种态度是他后期所以隐居岭南，并有那些与专制者直接对抗的根本所在。冯友兰从来没有这些，不仅谈不上对抗，而且也无处可以和陈寅恪对比。
二，陈寅恪是地道国学，但是冯友兰前期就是取西洋哲学观念来梳理中国哲学问题。这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典型倾向，直到如今，仍然是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来肢解中国哲学。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审查报告中说的已经非常清楚。后来的冯友兰不过是换了一个框架，由“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新理学》，换成唯物、唯心、阶级、革命而已。这对于我这样的只专注于他的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人来说，他的后期和前期，从方法论上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此，我认为，陈寅恪对于这种“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那样一种时代的氛围，以及那种人际关系下，陈寅恪特别说到此，已经算是说到了极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这种外在肢解的方法来理解另外一种文化思想精神。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思想的产物。今天在西方通过科学认识论，已经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肢解的界限，及不真。观察渗透着理论，戴着眼镜看别人的文化，如何能够看到真面目。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追求方式，用另外一种概念和思想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穷尽它。为此，也就更使我们对当年陈寅恪看法的深刻和准确，对于他对于西方“方法问题”与“思想问题”的“区别”“把握”感到惊叹。
在此，我记得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洪谦 先生四九年前曾经和冯友兰有一个争论。我以前读过，他批评冯友兰对形而上学问题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的了解并不准确，甚至完全是错误的。
三、如上，冯友兰的道路和思想基础决定了，最后，也就是八十年代后冯友兰对于中国传统的所谓“回归”，也不过是个别观念的回归，并且他注重的问题依然是表面的社会效应，而非最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这和陈寅恪有着根本的区别。陈寅恪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论述，在我所知道的有限文献里，最典型的是二十年代初期，吴宓所记载的与陈寅恪交流中的看法。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教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多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犹如欧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而））。”（《吴宓与陈寅恪》，12页）
陈寅恪的这种看法和当代多元文化的看法是一致的。各种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只有互补的关系，没有“好”、“坏”，“高”、“下”的区别。当然作为经验问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现象是存在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的区别，及互补性，在于它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生存方式。
四、冯友兰的纪念陈寅恪文，为什么看起来比后人的似乎深刻，原因在什么地方？
冯友兰前期做的很大部分工作还是学术，尽管是迎合世俗，后期做的则不仅是迎合，而且是被扭曲的“学术”。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国民党是可以“迎合”的，而共产党就是“迎合它”也是有严格戒规的。冯友兰、季羡林之辈，没有钱钟书、周一良那样的运气和聪明，熬了几十年才熬到被“批准”“迎合”的地步。然而，这些被一般社会教育出来的人，是知道世界上真正存在一些什么，在该遮丑的地方，遮丑，还是不敢轻易夜郎自大，肆意胡来。这就是冯友兰在纪念陈寅恪的文章中，提到陈寅恪坚持的究竟是什么而不敢过分放肆的原因。这本是一二三的事情，在后人看来“深刻”，就在于后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也就是我说的被阉割的一代。
陈来，蔡仲德是被阉割变性的一代，井底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典型，眼睛里根本辨别不出何为俗，何为真正的学品。所以冯友兰在谈陈寅恪的时候能够把陈寅恪是何方神圣说清楚，而陈来、蔡仲德则根本不知道陈寅恪是何来之人。然而冯友兰也仅此而已，要冯友兰如陈寅恪写王国维那样，余英时解析陈寅恪那样，则确实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冯友兰也罢，周一良也罢，如果他们能写出纪念陈寅恪文章的精品来，他们也就不会是冯友兰、周一良了。
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文章之气并非是说来就来的，没有的永远不会有。文章之气，是天才，是修养！冯友兰、周一良，从做人、做学问看，当然不是四九年后，而是早就泄了气的人。
最后我要加一笔的是，陈来的文字，八十年代初期我看过，感到平庸而无才气，这次再看，比我留下的印象还差。如果把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比喻一把刀，那么陈来就根本连钝刀都不是，而纯粹是擀面杖了。在思想领域中，他不是有没能力庖丁解牛，而简直可以说是擀面杖吹火问题。他对陈寅恪、冯友兰、周一良的对比解释，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人如今据说是重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与创院初旨相较，真的是南辕北辙！中国的学术看来是百年无望了！
祝好！
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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