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后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后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后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本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邓小平究竟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还是和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乃至波尔布特一样，是当代最大的极权主义者之一？如果说“改革”、“极权主义”在这里首先只是作为中性的描述工具，那么，在做这种辨析之前，我们应该辨析这些描述框架的准确含义，即我们所说的“当代极权主义”是什么，具有那些特点。
（1）教条的极权主义
卡尔·波普和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思想家把当代希特勒和共产党政权称为极权社会。在关于政治统治制度的比较分析中，极权主义概念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中心的范畴。极权的统治制度是作为以自由民主为特征的政体的对立典型而讨论的。极权主义理论研究者都认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政体，同样对于前苏联，乃至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东欧各国，甚至中国的共产党制度，显然不是由不同传统的独裁专制政体形式的发展形成的。对于这个题目的研究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的是，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制度几乎具有同样的特征，至少它们是非常非常近似的。这种研究涉及的是一个新的，结构独立的，并且仍然在进一步发展的、统一的统治体制。
极权主义的统治制度和以往的独裁专制、暴君，拿破仑的军事专政不同。在C. J. Friedrich
（Totalitaere Diktatur, Stuttgart
卡尔·波普更用封闭社会的理论具体描述了当代极权社会。他常常用以下术语形容封闭的极权社会和极权主义者的特点：教条的，反科学的，集体主义的，原始主义的，静止不变的，兽性野蛮的，魔术的，禁忌的，僵化的，神话式的、玄想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直接流血暴力等等。和这些相连还有缺乏生命力、甚至倒退的基本倾向，限制约束，封闭隔离，僵化反动等等。（卡尔·波普，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1962，中文本（只有第一卷），《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山西出版社，1992年）
波普在这里描述的是典型的教条的极权主义。
教条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现一个意识形态固定的世界观。为了这一目的，怎么干都可以，唯独排除任何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偏离。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教条，并把它作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唯一判据和出发原则。政治目的一旦确定，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任意的，是否对目的有益是唯一存在的问题。在极权主义的任何变化的开端，政治上的所谓“理念”就把它推向极端，对这种理念来说，所有其它一切只能是手段。这种由国家来实现、并且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自身就是目的，其它都是这一目的的手段。对于教条的极权主义来说，权力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自身的目的，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要单独垄断权力。
教条的极权主义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目标的极端主义，和方法上有用就是真理的工具主义。对一切政治行为，极权主义的孪生公理被它们表述如下：
一．它的教条规定了它的目的是绝对的自身的目标，不允许任何对它的讨论。
二．目标使得它的手段神圣化。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成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内容的标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它的典范。教条的极权主义以意识形态作为它的认识的核心，并把它扩大成为和教条紧密相连的学说。
在它的乌托邦的规定中有道德的高要求和幸福观，它唤醒了天堂的幻想。极权主义要么力图掩埋残存的人性，要么把它们变成公开的生活谎言。典型的教条的极权主义有两个标志，其一是为了保持正统的教条，不断的清洗，其二是为了拯救作为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而偶然的产生的“造反”行为。这在斯大林和毛泽东那里都是如此。
（2）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
然而，波普所说的教条的极权主义却不能完全描述一切极权主义。在阿伦特和其他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和上述不同的特征，如放纵，乃至挑动刺激的极权主义的特征，Spinner 指出，极权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主动活跃的，不是僵化，而是运动变化的，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发展的，不是教条不变，而是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一切可能性来说它是“开放”的，在论证它的意识形态上而借用的技术和实践化的方法论上是“科学”的，在运用恐怖上是“理性”的。极权主义的特点不是建立新的限制约束，而是完全相反，他们不断地越过旧的限制，挣脱已有的束缚，扬弃传统的约束，乃至想不可想象的事情，使僵化运动起来，把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极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和主要的现象形式：即教条的，无信仰教义的，乃至无信仰教义、无国家的极权主义。（Helmut F. Spinner, "Popper und Politik", Bonn, 1978）
对这种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在毁灭一切传统的目标、价值、规范、规则、形式、方法和正常的可能和非可能性上的原则意义上，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上“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H.
Arent, El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 Frankfurt, 1962,第698页，中文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社，1995年）他以极端的一体化毁灭了社会。他无限地把社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在政治目标的设立上，方法手段上毁灭了政治。他肆无忌惮地处理和清肃个人而毁灭了自立的人格。他以把目标变成手段而毁灭了一切目的。他把它们变成了仅仅是权力政治的手段而毁灭了自己拿来作为学说的理论。最终，他甚至毁灭自己。因为，至少从长远、有时甚至短期来看，他过分极端的权力要求，在考虑他所遇到的抵抗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上，他由于自己的无能而失败。
Spinner 说，“极权的激进主义首先粉碎的是他自己的教义，他以没有教义信仰的机会主义原则牺牲了教义。本来纲领意味着不给机会主义对于事情和可能的适应以任何存在余地，但是，他却把没有信仰学说的机会主义原则变成‘纲领’而最终粉碎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希特勒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从头到尾，竭尽一切天才、荒谬并极富成效地在世界舞台上成熟地为我们上演了这幕教学剧。”（第457页）
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对于极权主义运动和遵循它的政治来说意味着：
没有任何原则；与之而来的没有任何纲领；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不择手段。
希特勒所说，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允许；邓小平所说，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极权主义的特征。
（3）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A.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极权主义的“机会主义革命”
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运动的必然发展结果。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 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 Zuerich und New York,1938.
Die Zeit des Deliriums,Zuerich,1947.GespraechemitHitler,Wien,1973.）曾经描述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革命，“无信仰学说的革命”。事实上，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邓小平式的改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虽然是一个背谬，但是却肯定是专制的变形。劳施宁在解释这种极端非常规的极权主义的意义的时候说，“这个标志为无信仰学说的革命，是由具有完全绝对约束力的世界观的严格性装备而来的。尽管如此，对事实的这种认识仍然是克服今天德国的状况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它是一场革命，虽然它的本质是以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熟悉的破坏狂和残暴为特征，并且完全没有任何信仰学说所标志的。这场无信仰学说的革命具有特别的危险，它所表现的完全的虚无主义肯定会导致政治结果。在它的毫无任何前提假设中没有最终目的和与之相连的动机，它在时空上无限的本质涉及的是极权和永恒。没有任何方向和限制说明了这一运动的危险。它转而反对一切，无处能找到满足。”这种没有信仰学说给予极权主义以一种“完全新的特点”，它揭示了“到今天为止一切范畴的欠缺”。（劳施宁，1938，第86─87页）
劳施宁认为，极权主义的运动在希特勒那里就是一场没有信仰学说的革命。作为最大和最持久地把握权力的政治思想，没有信仰学说是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中，希特勒和邓小平的意义远远大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极权主义理论家。
B.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所谓“宽容”
对于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来说，由于他根本没有严格的教条和信仰，因此他没有前面所述的教条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他不需要为此不断地清洗，然而，奇怪的是这居然被人们看起来似乎有些“宽容”。同样，他也永远不需要以造反来反对那些对理想和教条的伪造、修正和背叛。例如在邓小平那里不需要反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事实上，在教条的极权主义那里，如汉娜·阿伦特所说，自身的教条核心并不是只给予最邪恶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以存在的基础，它从根本上也给予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政治的工具主义以中心的位置。它的教条中就包括着手段上的无所不用其极。
在教条的极权主义那里，绝对束缚在一个统一的严格的教义上不只一次地使统治精英分成派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只要求无条件地忠实于具有高度投机性的极权的领袖。这样，它就使得内部的任何以学说为基础的反对派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它使得现实和教义之间不再存在冲突，反对者不可能再具有任何反对它的权力和辩解的理由，在忠诚与否的斗争中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如前所述，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一方面使得不断的清洗不再必要，它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内部的反对派，乃至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脚下失去了基础。第三帝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也不再作为再教育的集中营而必需。
C.机会主义极权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现象。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并且获得了成功。阿伦特说，“毫无疑问，极权主义政府及其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中文本，第36页）
她指出，在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那里，对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随意”，不仅是极权主义的统治集团内部精英的特权。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和教条的极权主义一样，在它所统治的社会中无处不在，它由最高层的统治精英通过基层领导、组织者、执行者的中间组织一直渗透到一般群众。
这种没有任何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玩世不恭、厚颜无耻。它不再是为了实现任何学说信仰，不再是为了追随一种意识形态，不再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在形式上我们看到的是深思熟虑地以手段代替目的，在内容上是以自己的意志紧握权力，“权力，是任何制度不可缺少的工具，对他来说是目标和目的。统治，不再是为了实现一个确定的想法，而就是为了统治。”（劳施宁，1947，第52页）阿伦特对此也说，“法西斯主义的目的确实除了把握权力外没有任何其它的东西。”(1962年，第488页）
这种玩世不恭、厚颜无耻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它不是极权社会解体的积极产物，而是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社会的一个根本的特征。教条的极权主义曾经以他的教条，意识形态粉碎了传统，而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再次从另一方面蹂躏了一切道德和文化传统。
对于在极权主义个人权力交替中的群众的反应，阿伦特说，“一般的极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领导者的名誉方面，其特点是令人吃惊地迅速地被遗忘，令人吃惊地轻易地被取代，这种特点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和它相比的。”“如果说有一种极权主义的个性或性格，那么，这种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可谓它的突出的个性性格。所以，如果群众的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意味着他们的极权主义心理妄想已被治愈，那将大错特错，这种心理妄想时常表现为希特勒或斯大林崇拜；事实上，这种心理妄想是难以医治的。还有一种更严重的错误是，由于看到这种短命现象，而忘记了只要极权主义政权还在掌权，只要极权主义领袖们还活着，这种政权就会一直‘指挥一切，并且得到群众支持’。”（中文本，第441─442页）
三．邓小平及其遗产
〔1〕维护巩固极权主义的改革家：邓小平
如果当年希特勒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在战争中适可而止，他也许会仍然被看作德国人民的大救星，对他的评价就会争论不休。因为他确实振兴了德国的经济，恢复了德国的“尊严”。尽管这种争论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然而，历史的确无情而残酷，它既没有让他止步而带着不应有的尊敬离开人间，也没有使世界接受教训不再尊敬那些极权主义的小丑。人们仍然必须被打得鼻青脸肿才不得不承认极权主义者对他们的愚弄。
从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就被称为改革者。事实上，即便是在他受到毛泽东的残酷整肃后，他的极权主义本性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对极权主义政治，他从来没有过任何否定性的反省和思考。被整肃在他那里只是个人手段的失败。复出后的邓小平的各种机会主义做法仍然只是为了巩固极权主义的统治。由于他本身就具有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特点，参与过，并且在很多决策过程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他本身就是斯大林式的人，他甚至没有赫鲁晓夫56年那种清肃斯大林的冲动。他不允许谈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虽然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具有所谓宽容的假象，但是，他却是在八零年结束了民主墙，逮捕了魏京生，在八三年发动了清理精神污染，八六年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八九年对学生运动的进行了举世震惊的血腥镇压。在政治统治上没有过任何松动。他具有一切我们上述的投机的、没有信仰学说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者的特征。如果说他是改革家，那么他正如劳施宁评述的希特勒那样，是极权主义走向第二阶段的“改革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家，他是一位典型的极权主义者。
〔2〕最蛮横、残暴，最实用的极权主义者
任何极权主义者都是实用的，都会为维护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些极权主义分子由于其个性不同，教养不同，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不同，因此他们的表现肯定也不同。列宁表现出一些知识分子性格，斯大林表现出很强的军人僵硬性，希特勒带有艺术家的疯狂，毛泽东具有诗人的浪漫，然而，在根本上他们却都是极权主义者，在本性上是残酷的和反人性的。
邓小平和上述人不同，他有着自己的个性：刚愎自用，实用果断。他具有典型的赌徒性格，并且也真的嗜赌如命。早在法国留学时他就喜爱进出赌场，晚年尤喜桥牌。在战争中，这种性格使他攻无不取。在夺取政权后，这种性格虽然使他在毛泽东的手中起伏波折。但是，他参与的任何决策都具有他性格的这些特点。如他是反右最坚决的支持和发动者、第一线指挥者。他是最坚决的匈牙利镇压建议者。为了他自己的复出，并且也是出于无奈，他虽然在七九年不得不实用地为右派平反，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反右的话；他虽然不得不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反对“凡是”派，但是，他也没有越出过“实用”一步。为了上台和维持自己的权力，他虽然非常机会主义，什么手段都使用，什么意识形态都框不住他，但是，对于任何危及极权主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过任何宽容。
他没有毛泽东所说的，绵里藏针，有的是强硬和毫不留情的残暴。一九八九年是他一生性格的典型写照，他不仅杀人，而且要杀给全世界人看，看你们能把他怎么办！因此，作为极权主义者的邓小平的特点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他是一位最蛮横、残暴，最实用的极权主义者。
〔3〕邓小平的遗产：
教条的极权主义者和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者的遗产当然有所不同。教条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死留下来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政治化社会，僵硬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教条，及随之而来的所谓道德要求和禁锢，毫无能动活力的计划经济。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上台后，这一切在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者手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邓小平之死所遗留的问题和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死时也有一定的不同，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我们面临的只是极权主义的不同的遗产。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毁灭了人们的思维能力，经验能力。极权主义要极权就必然要毁灭一切和他们相异的文化和传统的一切（包括知识和伦理），自三十年代以来，教条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很多做法是类似的。他们以封闭教条，略带“乌托邦”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地蹂躏了各种文化传统。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各种野蛮血腥的破坏和迫害毁灭了一切和极权主义异质的文化和道德。并且铸成了一种和一般社会相异的极权主义文化规范。
然而，这一切在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者邓小平的统治下，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极权主义继续从另一方面蹂躏亵渎一切和他们相异的文化和传统。八十年代的“极权主义改革”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做法，使得各种玩世不恭和厚颜无耻充斥了知识、文化，乃至社会各个角落。极权社会得以苟延残喘了，但是，人的个性继续被毁灭，品质继续被毁灭，道德也继续被毁灭。表面上的宣传传统文化实际上和毛泽东的反传统一样，只是实用地借用传统中对极权统治有用的因素。而任何和极权统治相背的文化和传统，任何思维能力，经验能力，和独立人格的恢复都会面临象八九民运那样的遭遇，统治者和他的精英仍然力图给以灭顶之灾。
在经济上，教条的苏联在解体后面临的是如何移走一个僵硬的经济体系和它的文化，重新建立新的体制。而充满投机性的邓小平遗留下的却是一个只有实用主义活力的经济怪兽。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体系混乱。虽然物质有所丰富，社会表面有些松动，但是，在向一般自由社会的转变中，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很难说究竟哪一种极权主义面临的问题更少、更加容易，并且“人类”（我们这些当事人和子孙）与历史承受的痛苦更少。
面对邓小平的遗产，我们必需要说的是，实用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遗产，和表现为教条主义的斯大林时期的遗产，和毛泽东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极权主义的遗产是不同的。虽然至今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对他们所附带的色彩留恋不已，然而，惊羡毛泽东的浪漫色彩的人，眷恋斯大林严格教条的人，贪享邓小平实用主义结果的人，都忘记了或忽略了他们的极权主义本质，残暴的敌视人类本性。他们附带的留给人类的所谓“美好”，无论怎样都掩盖不了他们对人类所犯下的罪孽的痕迹，无论怎样都消不尽他们的血腥。他们的罪恶将被千秋万代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四．邓后时代和知识分子的转向
〔1〕挣脱禁锢和摆脱腐败
虽然，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都具有强势。他们死后都会留下一定的真空。但是，如前所述，他们一位是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一位是教条主义的，所以，他们死后留下来的极权主义遗产，留下的空间还是不同的。在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教条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死后，都会有一个解冻时期。这在毛泽东死时就可以差不多预言到，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和斯大林死后类似的时期。但是在邓小平这种机会主义的强人死后，却不会如此。因为社会已经充斥了玩世不恭、纵欲享乐，厚颜无耻，人们的个性、道德被腐蚀已尽。除了极权的强硬的统治集团，社会已经腐烂瘫痪，而无法自立。因此，已经成为转型的代名词“解冻”，它的表现形式肯定将不同于已往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发生的解冻现象。过去是挣脱禁锢，现在是摆脱腐败。知识和文化，伦理和传统，真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邓后时代，中国的知识界已无直接的东欧的解冻经验好借鉴，他们面临的是书写新一章的“解冻”。
〔2〕演变中的知识分子：变形和变性
在极权社会中，有一批完全效忠于，并且可以说把自己溶化于极权社会的所谓“知识分子”，例如极左文人贺敬之，八十年代后复出的费孝通、钱伟长，乃至何新之类和某一段时期的王蒙。这些人完全溶化在极权主义的制度权力结构中，不在本文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变化之列。本文讨论的是至少表面上的工作还是在知识领域中的“知识分子”。
A.极权社会的特洛依木马
在知识分子中始终有一批待价而沽，奔走于权势的人。过去的姚文元和如今的何新是他们中成功的代表，他们中还有很多人上没有取得成功，因此一方面有效地利用了极权社会的封闭和禁锢，在知识界谋取地位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变化自己适应新的形势，窥测极权主义社会中权力集团的政治风向。这些人的特点是始终妄想一蹬龙门，而身价百倍；暂时他们则不得不以知识为出发点。但是，在知识领域，这些人骨子里是极权主义的文化，不可能对极权主义有任何背叛。这些人会随着社会的起伏而变化自己。成功的何新能使人们一眼看透他效忠于极权社会的本质，但是，包括何新在内，在他们没有成功还留在所谓知识界时，却有一定的“迷惑力”。这些人在毛泽东死后，乃至在邓小平死后处于各种不同境遇，但是，在本质上却极其类似的代表还有汤一介、李泽厚、金观涛等人。
其实，这种所谓迷惑力说来是可笑的，很多是旁观者、大众媒体的自作多情。因为他们自己早就说得很清楚，例如李泽厚就不只一次地说，自己的所谓“康德研究”是为“改革”服务，为邓小平献策。金观涛在给邓力群的信中也说的很明白是为党的路线服务。这些人到海外后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界限也划得很清楚。确实如某位国内曾经身居共产党要职的老知识分子所说，他们的“告别革命”其实是拥抱专制。这些人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肯定也会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自己。在可能变化的知识界中，他们将继续作为极权主义的特洛依木马而存在。只要当代极权主义运动延续，有朝一日，他们还是有可能再度成为姚文元、何新式的人物。
B.极权社会蜕变的一代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死后，真正在中国大陆要挣脱禁锢，力图背叛极权主义中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修养和外界的环境，没有能很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以来的伤痕文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为改革服务的走向未来丛书的所谓科学思想，和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基本上都完全是在极权主义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人明言说，讨论是为改革服务的。他们之中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冲动是真诚的，但是，由于思想方法上仍然是旧的规范，价值上仍然基本上认同于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也由于阅读的材料有限，因此，表现为反传统的观点在知识范围中没有任何的新意，在社会影响上也和苏联等东欧国家的“解冻”的知识分子传统完全是不同的。进入九十年代，这些人的论点开始走向保守，从表面上接受了海外一些学者的“告别激进主义”，“告别革命”的观点，又轻易地重新拥抱传统。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海外海外学者这些观点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价值基础，更不了解这些观点的学术，乃至政治和社会背景。（当然，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
其中一些出了国的人，则由于各种原因，如学术训练、心理因素，而进入不了其它的领域，而轻易、舒服地投入到本来就和共产党思想有血统关系的各类左派，非理性倾向知识分子流派中。在其所谓“学术”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留恋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敌视自由民主社会的倾向。他们典型地代表了极权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
C.极权社会寤生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形成
在教条的极权主义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七十年代初期顾准和许良英等人开始在政治上社会问题上对极权社会提出疑问。在毛泽东死后，许良英等人和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在这一解冻时期，思想上继续发展成为极权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持不同政见者。到九十年代初期，早逝的顾准留下的七十年代的文集，突然超越了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讨论在中国引起的喧嘈，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解冻式的思想变化的一大进展。许良英、顾准、林牧、于浩成、刘宾雁、苏绍智等人，这一批知识分子反叛出极权社会，走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特点是他们是从政治和社会的领域，而不是从知识和精神领域开始，当然他们的工作，最后还是延伸到知识领域，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影响和工作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他们的发展变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典型地代表了解冻后产生的极权主义社会的离心力量，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运动。
在许良英等知识分子清理教条的极权主义的同时，他们不得不同时面临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所产生的新问题。即使在邓小平生前，他们已经对这种充满投机性的极权主义做出了各种抵制。因此，可以说，在邓后的另一解冻时期，他们可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类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变化的同时，他们不得不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精神和思想框架的局限，而在知识框架的变化上做出努力，否则结果也可能是故步自封。
为什么顾准、许良英、林牧比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无论在知识领域还是政治社会影响上都走得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并且正是从这种比较中可以更明显地使我们看到前两类知识分子的特点。
D.极权社会的死敌：陈寅恪的再生
顾准、许良英、林牧等知识分子在一生的经历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早年从知识分子之路走向政治，共产党取得统治后又逐渐从政治之路回到知识分子世界。他们的反叛是从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开始的。然而，这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却不具有典型意义。一般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首先总是知识、思想和精神问题，并由这些问题触动政治问题。在封闭的极权社会中，比起前述知识分子的道路，这条路是更有它自己的艰巨性。他们既缺乏资料，又缺乏环境；他们很难引起外界的任何注意，在极权社会豢养的知识分子的海洋中，常常还在襁褓中就已经被扼杀了。他们在知识领域遭到所谓知识分子同类的敏感的自觉的致命性的排斥与打击，并不比政治上更加少。相反由于这些人首先是在知识、思想和精神领域觉醒的，因此，更多的是被前两类，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扼杀的。在毛泽东死后的解冻过程中，在对教条的极权主义及其文化的批评中，八十年代，从知识和精神领域产生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声音虽然非常微弱，但是还是在缓慢地发展。七十年代末期的《今天》、《星星画展》曾经代表了这种倾向。九十年代中期后去世二十五年陈寅恪突然再度风行大陆，更典型代表了这种倾向的缓慢发展结果。
陈寅恪代表了和极权主义完全对抗另一种精神、学术、思想和文化。伴随陈寅恪的再生的是思想方法的再生，人文价值的再生，中国文化传统的再生。
陈寅恪先生的再生为中国的解冻注入中国自己的特征。陈寅恪热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中对教条的极权主义的全面对抗，而且奠定了对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各种玩世不恭、厚颜无耻的腐败的抵抗的思想文化知识基础。陈寅恪先生对极权主义的态度甚至可以成为东欧知识分子，其它极权国家知识分子的人性觉醒的泉源。在对极权社会的反叛和批判性分析中，将不只是从东欧的变化看中国知识分子，而可以更全面的从中国的传统来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追求，知识分子的伦理。可以预料在邓小平死前兴起的陈寅恪热，在邓后，将会继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知识领域中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从政治上反叛出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将会为邓后的解冻的书写越来越多的篇章。
五．结语
当代极权主义运动并没有因为东欧的解体而完全结束。邓小平维护极权主义的努力，“改革”、或“革命”，都是属于本世纪以来以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当代极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它力图在现代文明中生存和扩张的各种不同努力的一种。这种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它的本质仍然是反人性和敌视各种其它的文化和传统。因此，在关于邓小平生前死后问题的讨论中，作者愿意在结束时再次强调，究竟哪一种极权主义更好的问题，不是作者要作的讨论（并且作者完全拒绝做这种讨论），作者希望做的是描述各种不同的极权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问题。作者要强调的是，邓后，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
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遗留下的极权、玩世不恭、厚颜无耻。和毛泽东死前发动的充满教条性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它仍然是一种最残酷、最无耻地对一切人性的破坏，对一切文化传统的破坏。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初稿于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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