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注：
本文摘自筆者二零一二年十月發表的《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一文第六部分， “六．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探索：兼談極權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毫無關係”中的第六小節。在第六部分筆者概述了五位元西方極權主義研究者對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阿倫特是其中的一位。鑒於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國當代共產黨專制來源於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並且繼續反傳統的人現在對阿倫特的解釋，阿倫特在西方學界的影響的評述還是南轅北轍，為此，筆者現在特摘發有關於阿倫特的文字。如果有讀者希望更詳盡地瞭解和討論極權主義問題可以去閱讀筆者的全文。關於阿倫特問題，我也希望中文界有更專門的研究，因為這對於對現代社會的理解，當代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問題的理解是重要的。
6-6：談到極權主義的起源，就不得不談漢娜·阿倫特。因為她關於極權主義的一巨冊著作《極權主義的構成和起源》就是以此命名的。但是儘管如此，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公認，阿倫特的出名是在那些半瓶醋，對思想和學術不很熟悉的圈子裡，在喜愛意識心態式的談論的左派文人的圈子裡。
阿倫特作為一個政治學思想家備受爭議還有另外的原因，極左派們拒絕她，因為她在談極權主義的時候把納粹和史達林等同而論，右派們聲討她，因為她在冷戰的時候放肆的所謂超然態度，猶太人排斥她，因為她沒有對猶太人的愛，政治學者嘲笑她，因為她的著作過分的記者性、隨意，不是真正的政治學著述。還有一些人認為和以賽亞·伯林那樣的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家相比，她身上的德國氣味太多了，對於政治現象的分析過分晦澀混亂。
阿倫特有關極權主義的理論，在很多方面非常明顯的存在著悖謬。她把帝國主義和反猶主義解釋為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毫無疑問是非常奇怪的。因為按照她那類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左派文人）看來，蘇聯既不是帝國主義，也不是反猶主義的。為此，她根本無法解釋史達林的極權主義。
在阿倫特看來，十九世紀的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日爾曼主義是歐洲大陸的帝國主義。而這更無法解釋蘇聯後來的發展。阿倫特的確不能夠證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在不同地區產生的極權主義是由她所說的同一種原因，同一條道路發展而來的。用阿倫特的所謂“起源”無法說明導致蘇聯那種一黨專制的原因，和導致墨索里尼、希特勒在義大利和德國是同樣的歷史根源。而事實上，反猶主義在史達林主義中，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對世界的看法中幾乎可以說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儘管史達林運用過這個問題迫害打擊過他的對手和民眾。
然而，阿倫特還是有著她的過人之處。她有著記者式的特有的敏銳。她生在一個具有正常教育的社會和時代，她可以把一個思想變成意識形態式的論述，卻並不隨便接受那些意識形態作品帶來的結論。這點也正是她和那些隨意反傳統，鼓吹西方的中國當代的那些半瓶醋們的重要區別之一。
阿倫特作為一個具有不安靈魂的知識份子，她的優點是在一些方面拒絕那種輕易的，不需要思索的解釋的誘惑。關於極權主義她堅持它不是由於現實的崩潰，而倒退回以往的野蠻的現象。例如把它解釋為俄國受所謂亞細亞方式中的野蠻因素的影響，這樣的解釋對阿倫特來說太廉價了。
阿倫特通過思索探究，堅持認為極權主義來源於當代西方自身、西方文化。也就是它是現代化的一種結果。
一九五零年，她在這本書的第一版的前言中說，“西方歷史中的暗流最終流到了表面，剝奪了我們傳統的尊嚴。”（注解2）為此，對於極權主義的解釋，應該到發展的動力中去尋找，而不是到被發展中去尋找，應該在西方，而不是到東方去尋找，應該到我們永恆的人性中的某些特殊的傾向中去尋找。
阿倫那的這個觀點當然沒有能夠阻擋住大批的學者依然到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方面去尋找蘇聯專制的原因。但是她卻開啟了一個方向。
對於阿倫特來說，西方出現的這一極權主義事實，它是在此前的十九世紀的現代化之後的出現的，因此她認為這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發展或者演化的結果。
阿倫特的這個提法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歷史學上，歷史發展的結果能夠得到證明的是最後成為事實的那種推測。為此極權主義的產生，即使不說它是必然的，但是，至少證明了它是先前歐洲發生的某些偶然事件的結果。歐洲當然也可能向另外一個方向發生和發展，但是從歷史學的方法來看，阿倫特從這個方向來描述極權主義的起源卻是確實的，而非推測的。反之不同的描述，例如到亞細亞方式中去尋找，俄國受到的亞洲影響去找，則是推測的，非歷史學方法的。
如果人們把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她的《人類狀況》及《論革命》三本書一起來讀，人們就會更清楚地看到阿倫特的觀點，她認為，有兩種觀念性的現代化，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這兩種現代化都不簡單地只是一種政治制度，而更多地構成兩種文化，兩種直接對立的文化。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各自有自己的道德倫理，心理以及感性和觀念內容。
大約也就在這種對於文化的認識上，阿倫特在一九六六年的該書的前言中，由於她的左派情感發作再次犯了歷史性的錯誤。她認為，蘇聯出現的藝術方面的放鬆使得蘇聯已經不再能夠被稱為極權主義社會了。但是阿倫特這個結論下的太草率匆忙了。因為其後的歷史發展證明，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極權主義甚至具有了另外一種活力，這尤其是在中國的鄧小平之後，甚至拓寬了它的某些方面的存在基礎。
然而，阿倫特從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得到的兩種文化觀是很有啟發的思想。首先人們會發現極權主義不僅是一種專制方法，而且帶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它和歷史上的一切專制不同，產生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和文化。極權主義的這個獨特現象，這個“党文化”為從更深層，人類的多元性上理解定位極權主義提供了一把鑰匙。
其次，我們在分析傳統專制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的時候，曾經強調現代極權主義和傳統專制的不同，無法用傳統專制概念描述現代極權主義，以及由此引出的而對中國傳統社會你甚至無法不加解釋地使用一般政治學概念。但是，現在我們卻突然發現，當你用極權主義概念來分析當代中國問題的時候，突然沒有了用西方政治學、社會學概念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所遇到的那種困境和悖謬。或許這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當代中國是現代化、西化的產物，而傳統，傳統社會的問題已經退到了後面。
注解1：Birgite Gess, Die Totalitarismuskonzeption von
Raymond Aron und Hannah Arendt, in. 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Paderborn,
München u. a. 1996 (Band 1) S.264-275
Seyla Benhabib, From Matin Heidegger to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Hannah 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In. Totalitarismus: Eine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Hrsg. Alfons Soellner, Ralf Walkenhaus, Karin Wieland, Pp. 158-173
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i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edge, 1992.
Agnes Heller, An Imaginary Preface to the 1984
Edition of Hannah Arendt’s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in.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Eastern Left, Western Left: Totalitarianism, Freedo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1987. P.243-259
注解2： Hanna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 Piper Muenchen, 2003, 也可參見《極權主義的起源》，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出版序
第3頁。
（寫於2012年10月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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