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傳來于光遠的女兒于小康的短文，“身份”。短短數語，很平和，可讓我感到她對人生的徹骨之痛——那個遠去的但卻永遠抹不掉的、殘酷的過去，那個毀滅了多少人一生的過去。
感覺只對有感覺的人才會有，切膚之痛更是對有生命力的人、曾經對人生充滿希望的人、炙熱地熱愛人生的人才會有。因為有美好，嚮往美好，因為美好竟然是如此被殘酷所蹂躪，才會有此痛感。
痛定思痛，平淡意味的是更深的失望，更深的痛苦和悵惘。這人生就被這樣的“歷史”毀滅了，這親人就在你眼前讓這浪潮捲走，這人性、這愛，就如此百般無奈地被踐踏。
三十四歲被害的孫歷生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十多歲的于小康們正在人生最需要愛和呵護的童年，五十多歲的于光遠則正當最智慧、對人生、人性最有感悟的年齡。可漩渦中，黑暗中打翻顛倒了這一切！
痛定思痛讓我感到，對人來說，最殘酷的是把人的感覺、人的思維徹底地毀滅。如果人們公認這是人類歷史、中國歷史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一個時代，那麼居然有人能夠不看它、忘卻它，居然有人能夠在這樣的殘酷面前，為自己、為這個時代遮掩、緩頰，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不僅佩服，而且對于小康感覺的厚度感到震驚。為此，我把于小康的短文和附件——王友琴記述于小康的母親孫歷生及她的父親于光遠的文字也轉發給了一些清華朋友。轉給這些朋友，除了因為于小康的文字觸動了我，也還因為我曾經曾經在清華園生活了八年，其後由於偶然又在于光遠建造的圈子中路過過。我那時的一些老師、同學幾乎都是于光遠的部屬門生，也就是那個跟隨于光遠，起自中宣部如今依然統治中國所謂哲學的自然辯證法界。這中間包括何祚庥、龔育之、王渝生等人。這個自然辯證法群體，六十多年來究竟在中國做了些什麽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博士論文題目。
記得有朋友曾經問過我，是否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好點。我的感覺恰好相反，由於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中國共產黨比別國的共產黨更壞、更殘酷。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幾乎只有柬埔寨可以相比。爲什麽會如此？即以于光遠為例，極為典型。這個人一輩子做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那不是學術研究，而是為政治服務的宣傳。入了黨，在中宣部當領導就必然既不學術又無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被癌變。可到如今卻居然很少人看到這點，竟然還在歌頌他的開明。事實上，于光遠這類知識人，既是《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奠基者，積極推行者，又是畢生都在力圖讓《真理部》改善得更有效者。共產黨如果只是工農幹部，大約中國還不至於如此徹底和殘酷。
九十八歲的于光遠去世的同時清華正在紀念蔣南翔誕生一百周年。這兩個人前後都在清華受過教育，是兩個典型的所謂共產黨知識份子。中國四九年後社會、文化的毀滅都是在于光遠、蔣南翔等所在的群體的努力下進行的。究其一生，于光遠和蔣南翔一樣，一直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英社”的（見《一九八四》）骨幹分子。多少教授和知識份子在肉體和身心上受到過他們的整肅，多少青年在靈魂上被他們所扭曲，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知識界、清華園處處記載了這些。
我從十二歲到二十歲在清華園生活了八年。回顧八年清華園的生活讓我更深深地體會到，歷史都是偶然的，如果沒有蔣南翔，中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會壞到今天的地步。我每每想到在清華園的生活，都感到痛徹骨髓，它毀了，扭曲了我一生。我會在準備寫的“痛悼張三慧老師”中涉及對六十年代的清華園的教改，當時的氣氛，以及對那一代老師們的看法。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一九八四》時代，一個《動物莊園》。
于光遠、蔣南翔們以在文化知識上推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推動共產黨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為己任，最後這個推動，害人害己。他們自己在自己設立的文化牢籠中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可這些人，這類人，居然在文化大革命後不僅沒有觸及到根本的“徹底”反省，而且居然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了下去。于光遠們究竟爲什麽失去了這種能力？
于光遠們的問題同時讓我再次追問，傳統是一種價值，現代人權自由也是一種價值，共產黨的價值是什麽呢？為此我們更要進一步問，爲什麽在這個基礎上的人都那麼殘酷、沒人性？
二十歲後，我離開了清華園，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徹底反叛出共產黨及其文化，把自己終生的任務定為顛覆于光遠們建立的知識界，從此再也不看于光遠們的書和文章。我的道路讓我相信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曾經說過的話：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馬列主義者要麼是個人品質有問題，要麼是智力有問題。
西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說察微而知著，任何一件小事都通向根本性的問題。于光遠之死再次讓我們想到了關於人性和知識這兩個最根本的問題。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的一生，我作為人生活一場的經歷和追求讓我只要有一息存在，就會對這個人性和知識問題追問下去！
2013-11-10 德國·埃森
原載《新紀元》353期，台北，2013-11-21出版
身 份
—于小康—
父親于光遠以98歲高齡安寧地去了。我從美國帶著大女兒趕回北京見了爸爸最後一面。告別式上，爸爸身上覆蓋著巨大的鐮刀斧頭黨旗，沿牆左邊擺放的是家人親友的花圈，右邊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麼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除了這個空洞的有名無實的身份，我還有研究學者、教育者的身份，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只是學術工作已經放慢了，孩子們也都長大了。所以這些身份也習而不察，就如在家穿著的舊T-衫。
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年幼時這身份使我深感恥辱；青少年叛逆時期，恥辱感被憤怒代替了，但依然絕少提起。年紀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這個身份再也不能傷害我，也就習慣性地淡忘了。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學依然不知道我這個身份。但是這個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沉重。這麼多年來，眼看著中國社會變遷，但是我這個身份所映照的大時代大事件，好像已經被洗得了無痕跡，再也不會真相大白了。
父親走了，我不再具有“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曆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傷痕文學”的名著《蝴蝶》裡，她是書中女主人公海雲的原型。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裡，也細寫了孫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往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麼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歷史作證。
10/15/2013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