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这篇文章是去年，一三年还学文写的。我极力反对她发表，为此拖到一年后的今天。现在，她再次坚持认为，早些发表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负责而不再拖延。由于这篇文章的内容直接涉及我和许良英先生多年来的讨论，所以分上下转贴在此。
——仲维光
遇见许良英先生
2013年元月许良英先生去世了，我先生仲维光曾经是他的学生，而这层关系在他去世十年前已经结束。悼念之后，这一页理应翻过、合上。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有关于许先生的文字，事出也偶然。丁子霖女士悼念许先生文中特别提到仲维光和我对她文字的批评、提到许先生对仲维光的决裂与激愤之情。一如十年前许先生突然公开与学生的私人通信出我意料，许先生那样的激愤又一次出我意料。我原以為了解许先生，看来，其实不然。
我知道许先生是因为仲维光，九十年代初仲维光初到德国许先生信后注，“刚才来棣读了这封信，说‘你写文章不能发，只能写信，给两个读者看！’ 。”王老师不错，许先生的信是当文章写的，读者基本上一人，仲维光。除了维光间或转达以及偶然也涉及到我的事情，与许先生我基本置身事外。许先生的信起初跟着读过一两封，那种坚硬和不容分说我很不习惯，渐渐远之。第三者尚且如此，何况不仅是读者的仲维光，而他，始终如一地设法建设性地维护师生关系。我在一旁看得辛苦， 2003年许先生的决裂终于解脱了他。
对许先生“启蒙一代的良师鸿儒”、“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赞誉，还是偶像崇拜、还是高大全，只是变了名称和对象。二十多年以来许先生已成一政治符号，悼亡中的政治化不足怪，然而，即使对高政治含量名人的纪念，囿于政治也不免是一种缺憾。人们推崇许先生力倡启蒙，启蒙不就是要从独立思考开始吗？求实求是地面对许先生，我想是对死者也是对生者的尊重，—尊重死者之为有长短圆缺的凡人，—尊重自己之为能够观察和思考的独立的个人。
真实，是这篇文字的根据，文字记载的真实。这一真实的面向一直被忽视，常常是因为不愿所以不见。记实不是檄文，实记是什么不是什么要有根有据，宁愿翔实而不能削足适履。
道不同而至分离
1975年仲维光第一次见许先生我也同去，对他们思想上的分歧从一开始就知道，因此尤其感念后来许先生对他的接纳。1983年秋季仲维光考入许先生的研究生，我旋即留学出国，
1986年他毕业后留自然科学史所工作。他的来信也在增添我对许先生的所知，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连结了他们。然而读到许先生令他素所不屑的某某当面难堪的场景，我虽万里之外也觉尴尬，尽管我也不喜欢这位或那位某某的想法与为人。1988年仲维光到德国，师生二人思想上的分歧继续而联系依旧，因为学生传播先生的呼吁、联署、文字，先生帮助传递德国学生的六四捐款 ……
今天阅读他们的通信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他们终不能渐行渐近而愈行愈远以致分离？渐渐我看出，他们之间，分歧不止于观点而在于道路—世界观、方法论、作学问……，道不同则尽是不同。两个不同的人却又相似，—在一己的坚持上，而所坚持的很不一样，分是注定的。
分离而终能自由从容，仲维光失而后得。
到底被决裂了
2003年10月里的一天，仲维光意外获知许先生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文章“致仲维光”，那是许先生9月1日来信的节刊。这封信仲维光9月10日收到后当即回复，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得了先生这样一个答复。
2003年7月19日的信中仲维光告诉许先生，“我的文章附在此信的后面寄给您。这篇文章将在八月初发表。一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您可能不同意，但是我是希望能在科学思想基础上给出一个讨论”。为师长许先生这种做法，我不理解。维光曾有文章中谈到许先生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却被驳回，许先生称他身上好的东西全是西方的。
仲维光翻译《爱因斯坦语录》，译后记却是许先生最后删订的；因为他不同意译后记中某些观点并坚持，若不改就要在书中附上他的批判。仲维光感念许先生的推荐，也不想被争执，接受了许先生的删订。面对许先生2003年的公开决裂，仲维光直到八个月以后，就事论事地做了一个公开的答复[1]。
想不到许先生竟这么复杂，虽然毫无必要。那篇“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的文字发表后传给几个朋友，包括谢泳。8月份谢泳拜访许先生言及此，许先生称没收到，谢泳即电子信告维光。维光8月19日复信谢泳，“我的文章写好后，第一个给许先生邮寄去的。大约在七月十五号左右，发表后才给你传过去。看来给许先生的信是丢了。不知道你能否帮我给许先生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会立即在【应为“再”—笔者注】邮寄一份去。由于许先生那里没有电子信箱，联系起来非常缓慢。本来我是想度假回来能够看到许先生的来信。结果没能如愿”。谢泳次日回信，“维光兄：收到信。许先生那里，我打印一份寄过去。你就放心好了。你这份信，我也会寄给他。以后此类事，就由我来办，你发到我的电脑里来即可。谢泳8.20”。
一句没收到，引来一下收到三份的结果：第一份随仲维光7月19日信、第二份谢泳寄给许先生、第三份仲维光8月19日后补寄。有朋友说“信没收到”怕是许先生的托辞，也许，可是他偏遇两个诚心而认真的人。许先生9月1日来信也证实，“7.19信，7.28收到。三天前又收到你托谢泳转来的文稿，前天又收到你同样的信”。此即丁文所谓“没完没了地来长信，无理狡辩”。
许先生的用意不得而知，公开信后维光的去信和问候就再无回音了。如今斯人已去，存疑也不必了。
“不做错事”的导师们
前一次决裂的威胁在此前十多年，因为仲维光不接受许先生他们八九后期置身学生运动之外是为保持学生运动纯洁性的说法。当时许先生威胁 “如果你还要公开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我只好公开写文章驳斥你，因为你事实上是骂到了我（我是知识分子，一开头就反对学生绝食，因为我估计到邓4.25讲话就是决心要搞大屠杀的），我不能不反驳。这必然导致我们之间的决裂”，那是许先生1991年9月7日来信所说。仲维光没有公开发表他的看法，被决裂没有发生；而分歧，依旧。
行文至此正值“六四”纪念日，方先生也于年前已仙逝。旧事重提，是为公开考察许先生和方先生那样的公众人物在那个历史时刻非私人的、却有意无意被无视的言论与行为。
不参与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是个人的选择，保护一己是个人正当的权利，即使是方先生，理当尊重和接受。非要微言大义说是利他、是为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不授当局把柄以抓黑手之名镇压学生运动，就是矫情了。方励之先生被通缉是因为清算八九民运，而对八九民运的清算显然终未以方先生的个人选择为转移。
八九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学生开始请愿示威、4月27日学生游行抗议《人民日报》4.26社论、 5月12日学生绝食、事态激化；方先生没有介入，没有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这些不介入方先生都能够提供查证[2]。
为什么这样作？美国友人林培瑞（Perry Link，当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八九年二月历险陪方先生赴美国总统布什的宴会、六月五日陪方先生进出美国使馆）事后回忆方先生， “他说我没有做错过事情。他也没有到天安门去”，“他说我一定不去天安门，不要让官方能够说我是什么幕后黑手之类的。所以他没去。他说根本我就没有关系，我没有做错过事情，这是我的家，我就在家。他是这个态度” ， [3]方先生的不介入是做给当局看他没有参与学生运动做“错事”。
“不做错事”显然是为个人而非他人计、为广场上的学生及其运动计。事与愿违，尽管方先生自律当局还是要抓方先生的黑手，把他逼到美国使馆。被打过右派又不缺少政治经验的方先生想必了解，共产党向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方先生为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推手当之无愧，这一点当局看得明白，社会也是这样认知。八十年代以降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方先生积极干预公共事务—从大学独立到思想自由、社会民主，唤醒了多少青年，作为一代学子的启蒙导师方先生实至名归，怎样估量他为思想自由化领军的作用都不过分。方先生名副其实成为社会的意见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1988年秋天，方先生公开批评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一月值共产党建政四十周年、“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革命二百周年之际他[4]公开致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包括魏京生。受着方先生的感召与鼓舞、践行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教导，学生们站起来走上街头走进广场。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方先生放弃“业余爱好”、洗手不玩政治、在学生背后抽身而去，大节有亏。
方先生可以选择逃避，于私不必解释，于公不必辩解。辩解只会捉襟见肘，例如“不做黑手，保持学生运动纯洁”、例如许先生所谓4-5月间“许多老学者、老教授都纷纷表态，方励之如以个人名义也发表声明，不可能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说法（许良英1991年11月15日致仲维光）。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说法不真，不真就站不住脚，强说就难免尴尬。
那许多老学者、老教授表态是发于心，不是出于什么“特别意义”的考虑—社会的也罢、政治的也罢。一位一向不问政治、不热心社会活动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先生的同行，当年谈到介入八九后的处境给我们的信中坦然道 “人总得有所敢为，有所不屑为，个人一点牺牲还是值得的”。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没有方先生的名望，却有个人真诚的投入。多少年来，每逢生活中遭逢困顿，我总是记起先生这句话。
头悬当局的通缉令，方先生进入美国使馆没有什么特别可议之处，类似于被通缉学生的匿藏与流亡，比他们安全却不如他们自由。林培瑞回忆，第一次陪方先生进美国使馆他不愿意留在那里，“最后还是因为那个原则，就是因为不愿意共产党能够说整个运动是美国做后台或者方励之跟美国联合做幕后黑手这个话，方励之最讨厌这种可能性。所以最后他决定不留在那了” [5]。共产党不在乎方先生的表现，方先生也不在乎共产党的反应了。这个时候方先生想到自己进入美国使馆会给学生运动抹黑，我感觉是真实的。既然到底还有避难美国使馆这一条路，既然当局无论如何要抓方先生的“黑手”，“不做错事”又何益？
历史上的事情，较之当事人自述，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的陈述或可取信；事关一己，个人考虑难免影响材料的取舍、情节的叙述。当事者的陈述，如无佐证则不宜即以“事实”或“真相”论；在对实情缺少了解的情况下，宁取第三者如林培瑞的陈述，而不为方李先生背书。这里引述林培瑞，而不是方先生、李先生或他们朋友，即出于这样的考虑。
那一年方先生以号召民主始、以“不做错事”继、以受庇护于美国使馆终，限制了他未来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他必须有所承诺也必须遵守承诺，无论是对谁。还是那句话，公私分明就可能不被困扰。既然“不做错事”和进入美国使馆都是个人的选择，那就坦然接受它带来的益与损。既然当初选择避开冒险介入那场中国历史性的民间运动，后来就要安于因避开社会责任而远离社会光环的寂寞。如果不舍公众人物的影响又不能全公众人物的责任，就难免为难，就要辩解。一个颇为流行的辩词是，方先生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如许先生，“他一生的主要兴趣是在科学领域中，民主政治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外人（包括你）不了解。对他要求过高”（许良英1998年1月4日致仲维光）。方先生玩政治，只与当局玩两下无不可，可是当他面对青年学子慷慨陈词的时候，就 “玩” 出了界限，就要负起对学生、对社会的责任。况且直到六四前方先生的社会政治投入与他的学者生涯相得益彰，此后便彼此冲突而不能相容也是一个蹩脚的借口。美国政府庇护方先生，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对普及自由民主这些普适价值的贡献，而不首因他的学者生涯。离开美国使馆，方先生当尽的社会义务并没有结束，那不是可以借口进退自便的业余爱好可以呼之而来挥之则去的。
最近见到万润南忆方励之先生的文章（“万润南回忆方励之”，《新世纪》博客，2013.6.26），里面有两段话摘录于下。
一段方先生讲为什么进美国使馆：
“最后，我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时，你和李淑娴老师为什么要进美国大使馆？’
方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诚实、推心置腹、让我终身难忘的回答。他说：‘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方先生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实话，是灵魂深处的坦诚。”
方先生有足够的明智，流亡美国沉潜学术二十多年，少见他表白或辩解自己的社会参与，他的周围世界在他的生前身后却不让他至少安享一分心灵坦诚的安宁，总 要加诸他不堪承受的种种。
另一段方先生分析他什么情况下可以回中国：
“我问：‘方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国？’
方先生说：‘那得看国内局势的发展了。’
我问：‘怎么发展？’
方先生：‘现在不行，因为我们是‘主要敌人’，如果国内出了新的一批‘反革命’，我们就是‘次要敌人’了，这时候还不能回国……’
‘如果国内再出一批更新的‘反革命’，我们就成为‘统战对象’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国了。’”
方先生这话虽第一次听说，却不意外。从积极建树个人与挑战社会的投入到未来等待接受当局钦定“统战对象”的定位，在方先生，变化的是个人角色的追求。社会角色的定位、未来生涯的规划，在方先生是个人的现实的选择，与信念可以有关联，却未必出于信念；信念、政治，那多少是一种游戏。八九六四环境骤变、方先生社会活动的条件与可能的结果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方先生变化了，尽管他对民主自由的理念清楚明了始终如一。历史上方先生对中国社会变化的作用止于1989年初之前，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明白，不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继续言过其实。
许先生，革命政治一生
关于仲维光被许先生决裂，一位网友留言，“我不懂，学术上观点不同会闹翻？我觉得是不是你们这个领域的人都有神经病？”虽“闹翻”的不是学生，问得却不无道理，闹翻可能不或不仅在于观点的不同。读过许先生的来信后明白两人的分歧无法消弥，晚年的访谈展示出许先生许多不曾为我所知的面向更使我深信不疑，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师生偶然相遇，终必分离。
许先生青年时代选择了革命。那个选择是致命的，那个选择决定了他的终生，并且不止于他的生存以及在社会中地位和发展。离开了革命和政治，许先生在社会中的意义会完全不同。
一、成为革命知识分子
二十岁上，青年许良英“思想急剧变化”，如他七十年后在《腾讯》采访[6]中所说“很彻底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模式”，五十年后许先生还视之为他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确立他“坚持到今天的人生观” （引自许良英1990年12月20日致仲维光，提供仲维光撰文介绍他的资料）。青年许良英在共产党内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中共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部长，用他自己的话说，“1945-1952年，我的全部精力用于革命斗争和政治工作”，1949年前是地下党革命，1949年后官方共产党政治。1952年6月许先生调到科学院负责出版物审查，
1955年受胡风分子牵连，离开出版审查隔年调到新建的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1958年被打成右派， 三十年后1987年许先生说他当年“是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7]，反对反右运动而成右派。
“反右”那年许先生三十七岁，正步入不惑之年；满脑子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以捍卫为志职。类似的愚昧我们也未能免，晚许先生三十多年我们降生在共产党的天下。许先生受过正常的非党教育，他选择革命走进了共产党。与他不同，“文革”让我们亲身经历了党，“上山下乡”粉碎了少年人对未来的一切梦想。我们被扫地出门，也获得摆脱它独立成长的可能。不必重蹈许先生的覆辙，又是我们的幸运。
许先生喜欢批评，口无遮拦，接触过他的人大都了解。面对初次来访年过五旬的的客人和他呈上的个人著作，许先生旁若无人地指斥“写什么序呀，吹吹捧捧的”，而书桌上正陈放着他自己为人作的序。[8]这个例子典型而传神，性格与环境相互为用，共产党领导一路作下来，做成了革命领导的心理。如果仅仅是政治态度而没有一个心态的变化，那种角色所沉淀下来的作风不易改变。
许先生作出版检察官，“审查科学院全部出版物（包括几十种学报和各种专著）的‘政治立场、观点和保密’问题，要经我签字后，才能付印”（许良英1990年12月20日致仲维光）。三年的出版审查工作，人们只听许先生讲过一个他放行黄昆英文物理论文的故事，放行显然不是党派许先生担任审查的目的。六十年后许先生说，“这个东西是书报检查员，……反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东西，……当时想到共产党需要，没想到是在控制思想的”[9]。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思想但有党的需要的观念，执行出版审查就名正言顺而无禁忌。
负责书报审查这段时间许先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为悼念爱因斯坦逝世而作，其它都是为党的宣传文字。即使这篇爱因斯坦的文章也是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批判爱因斯坦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的宇宙学研究徒劳无功等。许先生1964年翻译出版的玛根瑙的《物理学的基础》（H·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 ，一万三千字的“译后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物理学家阶级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发现科学真理。类似的批判文章还有他1965笔名林因发表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1973为内部翻译出版的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W·Heisenberg：《Physik und Philosophie》）一书写的序。[10]对于共产党知识分子许先生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为纲不言而喻。
二、奉命而作
上个世纪初识许先生，我对他充满敬意，敬佩他在沦为右派的困境中还选择翻译爱因斯坦。直到他去世之后才知道实情不尽如此，原来他是接受党的任务，并且是在“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后，才“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 介绍他的思想了”[11]。
2011年《腾讯》采访中记者提问许先生，“还想问一个跟您交往有几十年的老朋友，周邦立先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共产党要求你干什么，你是闻风而起，让你干吗你就很积极。但是他当时一下子就辞职，自己在家做翻译。后来几十年你们的命运也不太一样，你比较过你们之间吗？在当时的选择上”。
周邦立先生长许先生一岁，也是浙大学生，当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精通英、德、俄三种文字，四九年后也曾在科学院工作，1954年辞去公职专事翻译；以“社会闲散人员”之身，翻译研究达尔文卓然有成，1982年病逝上海。对记者的尖锐提问许先生答得断然而无余地，“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的， ……我不欣赏他这样做”。区别当然存在，在独立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知识分子之间。在那个党管到底、一元定向的时代，选择的代价是沉重的—从物质生存到事业发展，周先生比许先生早走三十年。这沉重也反映在许先生的惋惜中，周“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当他解放后成为一名无业人员以后，他那一段光荣的历史更被人们忘却了”[12]。从革命知识分子许先生已经走不了回头路重作一名没有定语的、普通然而真实的知识分子了。革命，格式化了许先生的头脑，销毁了他非党的感觉和思考的能力，许先生继续随着革命乘风而上。
许先生一生中重要文字工作都是奉命之作而非自由研究：六十年代以右派之身翻译爱因斯坦是受命于“中国高层所下达的任务”（见许成钢：“做人—做学问，人生观—世界观：祝父亲九十大寿”），八十年代成为科学史研究员主持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是接受科学院的任务。不仅是革命的生涯而且是革命的情怀与人生观屏蔽了许先生有可能成长出自由选择意识的精神资源。
从材料的选取到文字的删节以至编著者的评述，许先生毕生的两种重要工作—《爱因斯坦文集》和《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在什么程度上为奉命所限？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作为学术著作使用？就不是多余的问题了。
三、因忠诚而荒诞
“‘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文革’开始后，许良英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一个虔诚的细节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13]
“我对共产党相信，对党报也相信。所以我回老家以后，大跃进亩产多少斤？早稻亩产36900斤，农民都不信，我说党报你可以不信吗。我也是信，生产队的农民不相信，我还跟他们争辩。
党劫持了个人、忠诚主导人生，一个曾经受过良好训练的头脑也会“执迷不悟”如斯。反右以后许先生还能追随共产党革命我不奇怪，因为他一直还信奉它的主义；许先生竟相信过亩产万斤粮我难以想象，他到底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许先生会不疑“全国一个思想”的说法我惊异，他毕竟读过爱因斯坦。
四、晚知晚觉的政治转变
“1939-74年这35年对毛一直迷信，对党深信不疑”， “1974年在北京了解到‘批林批孔’的真相”开始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许先生说是他政治上的第一个转折，但还不疑共产党、不疑马克思主义。1980年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启蒙开讲科学技术，他很得意的“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1980）和“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1981）都是给党国建言的。
许先生承认直到1986年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胡耀邦在台上，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胡下台才觉得“党已无可救药”，“Marxism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1993年4月26日以及5月23日致仲维光）。直到这个时候，在思想、政治和个人行为上，许先生都没有离开共产党。
1986年11月因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遭到共产党高层禁止，被迫退休，现实政治上许先生告别共产党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转向“民主”“启蒙”的话题，另一方面投入呼吁联署这样的社会活动：1989年2月发起42名知名科学家和作家联署呼吁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1994年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公开信，1995发起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
关于“民主”的“讨论”？！
“民主”是许先生晚年的大题目，在他的通信中也如此。于我而言许先生是学者和师长，今天读他的来信我关注的也是在他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我力图发现他与仲维光讨论中的分歧所在，读到后来却越不明白他们争论的意义何在。仲维光的观点不外现代民主制包括两个方面，价值与方法；人权是现代民主制所选择的基本价值，如何实现人权原则是民主的方法：多数决定例如代议民主，而代议制又有两党制或多党制，等等；人权的价值原则是更根本的。
许先生也承认“现代民主概念的内涵是包括人权、自由、法制概念的，人权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1993年9月13日致仲维光），但是坚决反对仲维光“更根本”的说法，断言这是历史倒退—从陈独秀1919年“把人权概念扩大为民主，并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归结为民主与科学”的“创造性重大贡献”的倒退，因为“如果把原来大家比较熟悉的‘民主运动’改为‘人权运动’，不能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把目标缩小了”（1990年10月6日致仲维光）。难道是敝帚自珍，只因“民主”是自己的大题目，就必要争出一个“进步”、“倒退”？
慢慢地我看明白，争论不在于人权是不是价值、民主是不是方法，而在于人权可不可以是价值、民主可不可以是方法，换句话说，民主能不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批评、不可讨论的。在许先生民主是教条：“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凡是不能保障人权的制度，绝不是真正民主的”（1998年5月16日致仲维光）。而对于他的学生什么都是可以讨论的，“民主并不是如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种唯一的教义”，不是另一“最完美社会制度”的标签（1993年10月19日致许良英）。分歧根本，无法调和。
许先生研究方法拾零
仲维光与许良英先生为什么从相识就分歧？七五年许先生还在考虑二次革命，仲维光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它的主义还有它所由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才有他第一次遇见许先生时的问题，您是读过爱因斯坦的，为什么也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他已从党文化的轨道切出，从不同的价值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范式中发展。分歧难以避免，分歧无法消弭。
从两人的通信中可见两人几乎无处不分歧，不仅在观点意见更在主张的方式与讨论的态度。后者的分歧更根本。许先生谈论许多问题，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但他的论断常常更近宣传而远学术。
这里谈论所及限于我所接触到的许先生以及关于许先生的文字，拾零而已；虽管中窥豹，也可见一斑。
一、
阶级分析邱吉尔
仲维光一信中谈起“正如邱吉尔所说，民主制不是一个好制度，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制度能够代替它”；回信即被许先生批判，“你对民主的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常被人引用的Churchill的那句话，不过反应了一个大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无奈。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可以说救了英国。但在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后，7月举行的英国普选中，工党赢得了绝对多数的议席，他的自由党只得12席，正在参加Postdam会议的他不得不辞职回国。这样的民主制他当然不会叫好”（2001年7月28日致仲维光）。
误解邱吉尔的看来是许先生。资料所载邱吉尔1947年11月11日在英国下院演说原文是，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大意为，
“[没有人以为民主制是完美或是最聪明的制度，但的确有人说过]，除了迄今所有那些已经尝试过的政府形式，民主制是最坏的一种”。
邱吉尔的意思是民主制不比迄今其他政治制度更差。不把民主奉为至善，却是许先生的一元历史观无法容纳的。民主社会中一个败选的政治家可能会指责一切—他的同党、他的政敌、媒体的唱衰等等，唯独不大可能攻击他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机制。1945年败选后，1951年邱吉尔再度当选英国首相。许先生有太多的教条—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阻碍他对民主制度做实际的了解；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邱吉尔进行出身论的“政治”分析，许先生并不感觉荒诞，他缺少另类思考与感觉的精神资源。
二、定义“Democracy”
[2] 见方励之“一九八九爆發前夜的故事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此文的大部分內容曾於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發表過，現以中文發表。——作者”，原载《北京之春》，引自http://tw.aboluowang.com/life/2012/0407/242181.html。
[3] “专访林培瑞”2009年6月23日，《华夏文摘》吴放，引自《二闲堂文库》。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Linpeirui.htm，另看参见傅依傑：“我送方勵之進大使館－專訪美國漢學家林培瑞”，台灣《遠見雜誌》第042期，1989年12月號。
[4] “第一个提出要纪念‘五四’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不是方励之，而是于浩成。他是1988年11月中旬在‘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他【指方励之—笔者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和我们42人的联名信就是在这个背景上产生的”，并且“于浩成在前几年就曾公开提出修改宪法，要求删去‘共产党领导’以及任何党派和个人的名字（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于去年6月被捕，至今未获释。他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引自许良英1990年11月15致仲维光 。
[11] 见“像爱因斯坦那样，永不沉默”，《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6日，“1962年，许良英从中国科学院接到了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任务，……在他借阅的资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视的是一本《爱因斯坦论和平》。在看完这本700多页的英文著作，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这才开始‘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 介绍他的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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