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论及：中国其实直到明清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都不完全是时下所说的隶属关系。又说，中国的宗教属于君王，晚清君王结束，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没了信仰寄托而终有投湖、自沉之殉道者。这前半段说的非常确切，但是，后一句“宗教隶属于君王”由于没了君王而知识分子失去了信仰载体，却是值得探究的，因为这又是用外来的框架套用中国特有的事物。
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我正在思索“再谈意识形态问题”一文，所以暂时无暇详细展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谈中国近代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与我研究的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问题一样，离不开西方社会的近代变化问题；这个变化不单影响西方，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世界，而这个西方社会的近代变化则是在“基督教宗教”社会及文化基础上的变化，这样两个文化传统的区别以及后者在近二百年中的强势扩张影响，就造成了我们研究当代几乎可说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所以这就促使我搁笔、先为此写下一点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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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关系的变化，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君王和儒道释思想一样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对于天地人，人生理解的结果。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样的说法：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宗教隶属于君王”。其实这一点就是这位朋友也已经看到，因为他已经看到，直到明清中国文人和权力的关系也不是时下所说的那种隶属关系。
其次，于此平行的问题是，这位网友谈到的“宗教”之于中国文化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这里或者说谈中国问题涉及的“宗教”并不是西文的religion。中文中的“宗教”强调的是教化，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信仰，与西文religion完全不同。西方的religion是一神创世，一神主宰世界。而中国人的宗教信奉的却是“伦理”、“道”。价值和关系主导人和世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民间起义，革命反抗都说是“替天行道”。这种宗教的不同倾向，与权力的不同关系造成了东西文化不同，社会结构不同。
为此，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世纪前，西方的君主是君权神授，一切无不隶属于宗教。他们的合法性是在在宗教及其文化中获得的。而中世纪后，政教分离，这个合法性的前提变了，所以，在政教分离后的近代社会，尘世的法取代上帝和神学，才会产生国际法以及公民自觉问题。但是中国却并非如此。然而，近代的问题，无论国际还是中国却都是产生于西方的这个演变，根源都在西方。
由于法和公民权要取代过去上帝和神学的地位，自然就随之而来了另外一种冲动。在西方继承以往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的现代社会中，总是会有一些君主、党派、及观念思想要占据上帝和神学位置。而这就造成了我所研究的极权主义在欧洲的产生与发展的可能性，意识形态——观念论在欧洲的产生及发展泛滥的可能性。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只有在这种西方文化和社会中才会产生这种“占据”问题。在中国你就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当了皇帝也要守道、守伦理；你有了想法也必须合乎情理，你也不是“绝对”真理。否则你是天理不容！所以中国的皇帝从来不曾如现今的一党专制那样肆意胡作非为。因为在中国天理永远是第一，伦理永远是第一，而所谓真理是相对的，人间立的法也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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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对中国近世来说，绝对不是因为君主之殁才有王静安投湖，梁济自沉；文人的绝望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形而上学前提，纲纪毁灭了——中国文化在西化中彻底地毁灭。所以活下来的陈寅恪才会说，耶教不可能如佛教那样融入中国文化。因为它无法和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的理解，中国的伦理兼容。
所以五四后形成，四九年后彻底完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文化革命”——彻底粉碎传统文人思想及精神的结果。因为从北伐后党国逐渐开始在中国社会起决定性影响，最后在四九年后完全支配中国大陆的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权、政党的彻底的隶属关系，极权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
到中国传统，到所谓反对封建专制中去寻找这种知识分子的服从及完全意识形态化不仅徒劳，而且一定会矛盾百出！
这种隶属性，以及意识形态化——观念主义的思想方法也是十八世纪末期后西方知识分子，十九世纪末期后西方左派及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化、观念化倾向的产物。在中国文人传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彻底工具化，使女化的教化与角色。中国文人的家国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意识，不是掌握真理的救世说，而是伦理感。而服从，以及意识形态化、观念论的假大空则都只有在基督教教会及其所属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中存在。简言之也就是说，只有在一神论宗教的世俗化中，二元论的思想方法中存在。
所以，正是这个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在近代的政教分离，在最近三百年的世俗化的发展中，造成了这种新兴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造成了最近一百年来的极权主义问题和意识形态，也就观念主义问题。而近代化，全球化又把它带到了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文化社会中。
为此，对极权主义及现在我正在解析的意识形态问题让我看到：基督教及其文化在政教分离后，世俗化的基督教社会带来的各类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这也就是说西方近代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全球化问题与独特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政教合一的思想框架，社会结构，文化基础问题是分不开的；当代重大的社会政治、国家及文化问题都是基督教世俗化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一个本来的神学，宗教框架，没了神和上帝、神学，却来了尘世的党派和领袖，尘世的观念思想——它们占据并且世俗化了它的各个位置，为此就导致了近代发展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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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看到，西方之所以晚到在十九世纪才开始形成世俗国家就是这个政教分离的结果，政教分离使得过去君权神授而产生的各类染有宗教色彩的政治纷争变为国家、种族、地域等世俗特点的族群问题。而又因为这个国家、种族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过去基督教社会的框架中世俗化表现，所以产生的争斗和对立有如过去教派对立，宗教对立那样的文化思想及社会基础，一旦分离一般就不会再合。这又和中国社会的春秋战国，以及其后各次的分合不一样。为此我曾经著文说过，只有在中国文化前提下才会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点，包括费正清等西方中国研究专家都早已看到：中国文化的原因造成中国人不怕分合，传统中国永远会有一种向心力。
而这个政教分离在文化和思想中的反映是，就是我正在研究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
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问题都是西方历史文化中政教分离的结果。正为此，在现代化，西化的潮流中，即便在共产党集团八九年崩溃后也无法彻底消除极权主义及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对于这一点，西方人自己其实也早已经感觉并且认识到。他们自己早就开始了转化与纠正自己，例如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彻底反省和否定，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也就是所有人类各种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说；对于动物保护、环境问题的觉悟——即各类生命的价值及关系的重新认识。这几个反省及调整涉及的都是根本的形而上学前提问题，而绝对不应理解为，只是科学的，生存的功利主义要求使得西方人产生了这个改变的冲动。当然，即便是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行为做出改变，也一定是出于一种根本的人和自然关系的要求。
研究当代问题，如果看不到这点就会自欺欺人。
最后，重新回到最初的中国问题，我们可以肯定说的是，五四后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而是当时那批知识分子在西化中，全球化中的选位问题。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选位，接受的是极权主义倾向的那种基督教世俗化的内容与形式，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世俗化宗教，共产党及其学说，为此自然带给中国的问题就是最极端恶劣，最变态的西方问题——极权主义问题。而尤为不堪的是，在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及国家已经唾弃了它之后，我们现在又必须在西方社会的投资利用下，忍受它的继续存在。这真的是我们民族的千年灾难，可这千真万确地是五四后的知识精英们带给我们后代的，很多东西至今还在毒化我们！
2014-12-1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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