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
1.二零一三年初，王丹泣告許良英先生辭世的時候，我已經被許良英先生革除師門將近十年。我在悼文等一些文字中曾經提到，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關係，在精神和思想上的互動應該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精神活動史某一側面的一個寫照。幸好我們兩人都有保留信件的習慣，所以我的這個看法，這一段歷史幾乎用不著在用我這個還活著的後代再說什麼，一切都可以用歷史上的文字來表述。
我和許先生之間的通信留下來的大約有幾十萬字，其中有一些是涉及王丹的。我是八八年出國後，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通過許先生認識王丹。從此開始了與王丹的一些來往來。九九年夏季，王丹到美國後在許先生的建議下，秘密到我這裡來了八天。我帶著他在德國和荷蘭周遊了一些地方，去了龍應台家，也到在荷蘭萊頓的詩人多多家住了一天，其後還到埃因霍溫看了世界乒乓球比賽。
他返回美國我再次見到他則是五年後。陳水扁當選總統，臺灣駐德代表換成了謝志偉，王丹對我說，謝志偉沒當代表前，在臺灣就許諾與他，當了代表後邀請他到德國來。所以謝志偉上任就兌現了諾言，在代表處的邀請安排下王丹到德國來走了一圈。
王丹那次到德國，我見到他就已經不過是寒暄而已。我想原因雙方都很明白。其一，那時候許良英先生因為我對李慎之思想的批評性看法已經和我決裂。王丹不再需要因為許先生的關係而聯繫我。其二，零三年，許良英先生把給我的批評信突然在《民主中國》發表，由於許先生並不認識《民主中國》的編輯，我也不認為他會主動想到那裡去發表這封信，所以我推測，一定是有人從中設計。為此我也就對圍繞在許良英先生周圍且與《民主中國》有聯繫的人一概敬而遠之，不希望陷人於不義，即讓人家因為敷衍我而說謊。而又由於許良英先生已經拒絕和我通信，所以對於這次見面的感受就不再有通信記載了。
2.記得九九年王丹到我這裡來之後，詩人多多來我家的時候問我印象如何，我說還平和吧。為此他對我說，“他狂得也夠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我對他說，小夥子前程遠大，他說，我有什麼前途，二十歲就全世界出名，還有什麼前途。”這句話當時我還真的沒注意到，或者說就是聽到也沒往心裡去。經多多這麼一說，我才想到，這代人對自己的評價，他們對中國社會可能的作用，我可能真的需要重新理解。這也就是說，他們佔據了很大一部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關心的版面，以及很大一部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民眾反抗專制、爭取民主，以及更深層文化交流的資源，為此他們的角色就都已經不再只是尚且年幼無知的青年學生，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消耗著國際社會的資源，其正面和負面作用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牽動了中國社會。從那時，我感到，我和許良英先生通信中對王丹的評價和看法不只是私人問題了。八九六四事件後，很多人平安逃到了海外，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雙手創造過價值，卻能夠輕易拿到各種名目的資助。而誰拿了納稅人以及基金會的資助，誰就對他所化的錢，所做的事及社會負有責任和義務，就必須接受監督和審查。這也是我會現在想起提前發表這些曾經有過的文字的原因之一。
3.然而，直接促使我現在把我和許良英先生通信中談到的王丹部分公開的原因卻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情，王丹在很多事情上的做法和言論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這場討論的起因是王丹的一些具體做法是否適當，但是接著居然來了一個群體的公開聲明，把一場具體的討論變成朋黨對峙、黨同伐異的宗派鬥爭。為此，我必須要說的是，對王丹做事如何，人品如何的評價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但是變為“朋黨”問題卻肯定可以說是一種惡變。這種做法根本就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掮客的做法，而知識份子關心的卻是問題，圍繞具體問題，具體事情，得到具體的教益。
事實上，我和許先生的通信中涉及到王丹的部分也是圍繞問題及如何做人，如何做知識份子。在“知識界”“搞政治”是典型的共產黨做法。一百年來這種党文化徹底地毀滅了中國的知識界。在我們努力重建知識傳統的時候，這一次關於王丹的討論讓我們看到，我們究竟還是沒有自覺看到這個尚黑的現代朋黨文化，自覺地遠離並且抵制這種惡劣做法。正為此，我覺得有必要把“往昔我曾談到王丹”公開，把這個二十年前就開啟的討論和交流交給知識界和大家。
在重新查看了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這部分通信的時候，我也再次感到：人在做，天在看，所有一時一事，不要說在歷史中，只在剛剛過後十幾年看，就能夠讓人看到中國話所說的“紙裡包不住火”。所以我覺得公開我與許良英先生信中的討論及看法，讓這些可能的思想和認識之火公開燃燒，或許能夠照亮更多需要說明的地方。
物理學家波爾非常喜歡一句話，“在人生的舞臺我們每個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我們每天都留下行為和文字，在這個大舞臺上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容易，因為四面八方，東西南北都有人在觀看、探究，乃至記載。這大約也是中國古語所說，大位不以智取，大智若愚的原因。凡是小智小慧，小手段，不僅在這個舞臺上顯得很可笑，而且一定會被看穿。
2014-12-29
“往昔我曾談到王丹”通信選
許良英1993.02.25 致仲維光
你2.10信和所附材料，使我清楚地瞭解那次民陣、民聯合並大會鬧劇的實情，你的分析和評論很有道理。我已把這封信給好幾位朋友看，現已讓王丹拿去，讓他瞭解這三年多來外面世界的現實。
王丹是2月18日下午5點出獄的，20日下午即來看我，談了3小時。他精神狀態不錯，在獄中讀了很多書，等於上了一次大學。他原是北大歷史系一年級學生。1988年秋天第一次找我時，就說自己想寫1957年反右運動歷史。現在他準備花幾年時間寫他自己這些年所經歷的歷史。他說他被捕後交代（這件事3年前我就知道）：他受三個人影響最大，這三人是方勵之、我、李淑嫻。獄方認為我們三人是“黑手”，指使他的。他回答：如果他真的都聽了我們的話，他不會入獄，因為我們是反對絕食和過激行動的。而我在1989年3月就規勸他，要好好讀書，不要做政治行動家。
仲維光1993.03.30 致許良英
王丹在這期間住了四年監獄，應該說是他的運氣，否則出來，和柴玲等人會一樣把自己搞臭。王丹如果能認真沉下心，讀書，思索；最重要的是有幾個像樣的朋友，另外要一步一步地作，不要想一口吃成胖子。我現在相信，命運是公平的，你得到的太快，就一定會在另一方面補償回來。現在王丹實際上已經名過於實了，一定要補充自己，穩定下來。我們的事業需要一些扎實的人，需要一些真正的人。王丹現在有很好的基礎，希望能保持自己。
許良英1993.04.26 致仲維光：
你兩次信中對王丹的意見都很中肯，我都給他看了。他看來還是相當輕浮，讀書不求甚解，有虛榮心。我對他象對待自己學生一樣嚴格要求他，但社會上對他相反的影響力是很大的，而且無時無地不在起作用，最後決擇當然還需要靠他自己。我一定要盡我的責任引導他堅持走健康的道路。
仲維光1993.05.16 致許良英
關於王丹，雖然他現在說受到最大影響的人中間有您，但是如果他想搞政治，並不完全想走獨立知識份子之路，很快他就會發現您這樣的人對他來說是一個負擔。您這樣的情況也存在您周圍的年輕人身上，如果他們想出名，想謀利，他們就必須和那些所謂“知識人”混，這就是陳嘉映對我說的話的意思。
仲維光1993.07.19 致許良英
鄭義這次來，我們談到了一些關於八九年的事情。其中有一點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原來以為在封閉環境下成長的一代代知識份子到我們這一點已經走到了極點，從八十年代開始有了轉機，這是我對王丹這一代人曾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原因，我認為他們是新的一代……但是同時，我也在另外的文章中寫到，金觀濤及《走向未來叢書》把最壞的學風發揮的淋漓盡至，這種東西在八十年代是比比皆是，王丹等一代人正是在這些東西的影響下成長的。以前，我總是把他們從共產黨社會的連續中分出去，這次鄭義來，我聽他講了一些廣場上的情況後，問他，你覺得這一代人比我們那一代人怎麼樣，例如蒯大富等人，鄭義明確地說說，他們不如我們那一代人，這一代人非常自私，有一點權力就開始爭鬥不休。其思想也很淺。
許良英1994.01.11 致仲維光
不過王丹仍有點浮，靜不下心來。
仲維光1994.05.24
致許良英
王丹這一代人身上封閉社會的特點比我們還顯著，因為他們是受《走向未來》這樣的知識影響成長的，而我們是在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對上一代知識份子的攻擊及有限的爭論中長大的。我們比他們見的真東西還是多一些。
仲維光1994.06.14 致許良英
王丹的那篇總結八九民運的文章，我粗看了一遍，感到仍然沒有任何進步，是一篇典型的共產黨文化的產物。整個總結從語言到看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都是過去總結群眾運動的政治語言，因此沒有任何新意。陳小雅提出的陳子明問題，說穿了其實也是共產黨文化問題，共產黨在過去搞的學生運動，以及和他們對待每一次政治活動的態度都是如此。學生運動是手段，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高的。這和人權是最高原則的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陳子明和王軍濤……不過如陳一諮所說，他們沒有能夠進入體改委的圈子，如包遵信先生所說，他們雖然沒有在船上，但是積極為船上的出謀劃策，時刻渴望上船。陳小雅書中所揭示的五月下旬他們的活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見過王丹後就一直在想，他和我們在那個歲數時相比如何。由於看書多少和範圍環境的局限，他可以思想不深刻，但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卻絕不能缺乏批評精神。
許良英1995.03.27 致仲維光
你和學文的文集（筆者注：《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王丹借去讀了。他非常讚賞，並複印了一份。
許良英1996.10.25 致仲維光
王丹母親今天下午得到法院通知，王丹案將於30日上午開庭。他是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起訴的。這個罪名十分荒唐，完全是捕風捉影和莫須有。待判決後，我將寫文章為王丹辯護。半年多前我已把這個決定告訴科學院黨委。這個月樓門口一直有員警守著，經常有6—8人。
許良英1998.05.16 致仲維光
王丹到美國後給我來過五、六次電話。我建議他立即爭取上學，仍念歷史系，著重學習西方民主的歷史，特別是英、美的歷史。現已有幾個大學要他去，他傾向於哈佛，要我和方勵之寫推薦信。我已寫了。我們看了他的記者招待會一個半小時的錄影（是他父母拿來放的）。他的真誠、謙虛和自我反思精神，與那些自封的“民運領袖”形成鮮明的對照。但他還需要培養獨立批判精神，擺脫王軍濤等人的影響。
仲維光1998.07.07 致許良英
關於王丹，我和您的看法不完全一樣。九四年回北京曾經和他見過幾面，我曾經把他和我們在那個歲數時的情況對比過。他整個的思想狀況遠不如我們那個年齡時的衝動和追求。而實際上他的時代要比我們那個時代的情況好得多，能見的和看得及接觸的都遠遠好於我們那個時代，但是他的思想狀況，敏感程度都不行。我無法和他深入談論。他那個年齡的人，我認識很多人，事實上就是那次回去，我曾經和研究生院的幾個學生交談過，我起碼覺得有興趣和意願和那幾個學生交談。而王丹，從知識和思想上，不給我興趣和欲望和他深入談下去，雖然，我是企圖想多談一些的。當然從政治上，我覺得他做了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情，承擔了苦難，卻那麼年青，應該也必須愛護他。但是，說實話我不知道他是否是XXX那種類型的人。至少他在八九年時，出來後和王軍濤等人非常相好，相投，是有原因的。朋友告訴我，他出來後有很多時間住在王軍濤那裡，有人勸他說，許先生不是對你說過，不要和王軍濤多來往。他說，那是在國內，現在不是許先生不在了嗎。他曾經多次說，他希望做個知識份子，希望能做北大校長，在採訪中說，聽說王軍濤也想做北大校長，那就王軍濤做完了，他做他的後任。然而卻恰恰在知識上，我認為他缺乏做知識份子的追求和敏感，缺乏對知識的思索能力。在這方面他甚至沒有陳恒六的聰明。
王軍濤由於去年江澤民到美國訪問時的表現，而在民運中聲譽大迭……王軍濤此後則為了改變自己形象，到處積極活動，這次王丹出來給了他一根救命稻草，他到處拉著王丹。而王丹似乎也很樂意和他在一起。在美國，對王丹有些影響再就是方勵之、李淑嫻了，但是，這恐怕就是方勵之夫婦和您的區別，他們不會象您那樣去影響王丹。這種區別是很帶本質性的。（關於方先生和北島對話的具體細節，我沒有具體問陳軍。因為，我覺得已經認識到了方先生的特點，沒有什麼好多說的，在道德和知識的追求上，他不是薩哈羅夫和哈威爾一類人。他和北島一樣其實都是封閉社會的獲利者，很知道如何利用那個社會的政治條件。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換來的利益並不少於所作的事情。）對王軍濤我從來不認為他是自己人。
許良英1998.08.04 致仲維光
你說的王丹那些缺點，確實存在。他雖然興趣廣泛，坐牢4年讀了上千本書，但我一再指出，他讀書不求甚解，許多基本概念沒有搞清楚，缺乏判斷力，思想顯得混亂。他中學時害怕數學，沒有受過嚴格的邏輯和理論訓練，偏重靈感，而缺乏真正的求知欲。這大概是你所說的，他不及陳恒六聰明。……王丹比較虛心，且有反思精神。他在紐約的記者會上說自己在89運動會得7分是錯誤的，如果知道會死人，他是不會發動這次運動的，而且他聲明不接受任何給他個人的捐款。……成鋼回國前幾天，在Boston……請王丹、Nancy吃過一餐飯，王丹給成鋼的印象也不好，覺得他為浮名所累，顯得無知，也難以專心學習。Nancy說王丹只聽兩個人的話，一個人是他母親，一個是我，因此囑咐成鋼把這情況告訴我。前幾天王丹母親來（她將於5天后去Boston看望王丹），我和成鋼都著重地講了這個問題：他應該認識到，他的“出名”，對他做學生是壞事，他必須擺脫外界干擾，努力認真讀書，否則，必將蹈胡平、烏爾開希的覆轍。
仲維光1999.04.06 致許良英
王丹收到您的信後，和我聯繫過。他想到歐洲來旅遊一次。如果他能來，並且願意深談，我到是準備抽出時間來，幫他安排。只是，我還是吃不准他到底是哪一種人。他現在說，是想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但是，說實話，作知識份子比作民運人士要難。知識份子，“批評是職業”（一本有關知識份子書的題目），第一要敢於批評，得罪人，第二，是有那種批評的敏感，能提出問題，認識問題。其三則是耐得貧窮，耐得寂寞。
仲維光1999.05.25 致許良英
王丹後來又有過聯繫，他說，可能八月來德國。三月和他聯繫時，他說六月，我已經委託馬漢茂給他發了邀請。他本來說，六月底來。變化我是已經想到的。對此我並不認真。我只是希望他要做知識份子，並不是他的一個標籤。但是，我確實是對此很懷疑。因為，第一他無法擺脫在他周圍已經形成的社會旋渦。第二他有否真正的研究能力和敏感，因為，沒有這些他就無法體會作知識份子的愉快，只會在這個領域中受罪，那麼他也就不會呆在這個領域。到現在為止，這些學生領袖，除了搞運動外，沒有一個人在知識領域有較好的發展。
仲維光1999.07.27 致許良英
王丹將在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七日間來我這裡玩，我想也許會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聊聊，他到底是如何打算。我從報上看到過他幾次講演，看到他的讀書經歷，我覺得他讀書的起點太低。讀書要讀大“家”的書，而不能從二流三流書籍讀起，中國人的話說“效法其上，僅得其中”是有道理的。但是，人的不自滿、眼高，也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仲維光1999.11.01 致許良英
轉眼兩個多月過去，八月初王丹來，我陪他一周，他走後，我們則忙著修理新的房屋。
……
王丹和我在八月份商議在您明年八十歲時給您出版一本文集的想法，他已經給你打電話時和您講了。他說，您說我這裡有一份您的稿子，我查了那幾年的信，我這裡有您近年來的文章，但是沒有整稿。我不知道，您能否自己整理出一份稿子帶給我。……整個出版費用，我們初步設想，幾個您的學生願意的分擔。當然如果能找到出版社或基金會承擔更好。這些您就不要管了，由我們倆來管。當然如果國內哪家出版社可以賣書號出也好。
許良英1999.11.11 致仲維光
王丹和劉賓雁前不久都在你們家住過，他們給你的印象如何？
關於出文集的事，王丹回美國後電話中提到過。……至於出版問題，只能由你和王丹出面聯繫，也不妨找方勵之商量一下。
仲維光1999.11.27 致許良英
關於魏京生和王丹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確實是有此事。
……
關於王丹和魏京生的比較，我倒是認為，魏京生毛病很多，但是，他有過人的地方。王丹的精神過於俗。王丹能否扮演好得獎者的角色，也是令我懷疑的。
關於八月王丹來我這裡的印象，我和學文的整個感覺還是可以，認為他還是比較平和。沒有狂妄到完全失重。但是，詩人多多對我說，“他狂得也夠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我對他說，小夥子前程遠大，他說，我有什麼前途，二十歲就全世界出名，還有什麼前途。”我想起來，是有這麼一次調侃。……
王丹對我說，他有兩個指導員，一個是王軍濤，一個是XXX。這兩個指導員，看來都很說明問題。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這兩個人應該說都是很平庸的。一個人說出這樣的人是他指的導員，其實是丟人的事情。……他推崇到幾乎崇拜王小波的地步。而王小波精神和文學素養的粗製濫造則很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典型。就此來說，我對王丹擔憂的是，他現在名譽和位子和他的氣質才能不相符，如果他稍微失重就會出現很可笑的問題。
談到這裡，我再插一句。朋友告訴我XXX不久前到哈佛大學訪問，吹捧王丹，認為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但是就我對XXX思想深度的瞭解，我想是會有此事的。我覺得中國的很多事情壞就壞在這種吹吹捧捧。當然這就是半瓶子醋的特點。……我覺得半瓶子醋哪個時代都有，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半瓶子醋越來越肆無忌憚。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太矮小了的原因。世無英雄遂至如此。
……
再談王丹，我想他在這群人中還是能感到如魚得水的。記得在紀念北大成立的紀念座談會上，他說，他的理想是做北大校長，不過他聽說王軍濤也想當北大校長，那麼就先讓王軍濤做，他可以接任王軍濤。這話公開講出來發表在雜誌上，實在也有點出格。
王丹說想辦一個雜誌，像當年雷震辦《自由中國》那樣辦一份知識份子針評時政的雜誌。我想這才是一個正事。他應該有一點事業心，有一個自己的想法和計畫。……
如果他真的請我來給他辦幾年，坦率說，我不僅能給他辦出一份面目一新的雜誌，而且幾年之內可以為他帶出一批新的作者隊伍，可以為他積累下以後創業的資金。待他畢業後，交給他自己來辦。但是，我不會主動對他提起，因為，這需要他的眼力，也需要我的犧牲，而我現在是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辦雜誌，而不安心讀書寫作，因為，我已經深感有生之年去日的可貴。況且，這種合作絕對需要精神的超俗。我周圍很有幾個朋友，就現在的情況來說，王丹的精神很難完全和這樣的朋友合拍。他真的是很適合與王軍濤和胡平這些人打交道。
……
如此這般，我想王丹大約是不會能徹底變化自己的了。說到這裡，我倒是理解他對多多的回答了。他對前途的理解太塵世化了，以為前途就是塵世的名聲。他不理解前途的精神內容，在精神領域中不竭的探索所帶來的心曠神怡，那種遠大的享受。所以不知也就不為怪。他確實還是很實際的。
許良英2000.01.24 致仲維光
昨天王丹父母來，他們將於春節前赴美探親。我把你信中對王丹的印象和意見都告訴了他們，希望王丹擺脫俗氣，不要把庸人當作“指導員”，境界要高些，要談舉上，應以魯迅、甘地、愛因斯坦這樣的人為榜樣。王丹說獲碩士學位後，想改學法律或新聞。我覺得他缺乏嚴密邏輯思維訓練和愛和稀泥的性格不宜搞法律，搞新聞倒是適宜的。
……
集子已編出目錄，共六卷，65篇文章，約51萬字。已給王丹寫了信，他會轉給你。
仲維光2002.10.09 致許良英
我隨信附給您曹長青寫的有關北京之春臺灣不再支援，面臨倒閉，現在由於王丹能夠拿到美國國會的資助，所以改由王丹做社長。
許良英2000.10.25 致仲維光
我的情況依舊，只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是三年前你和王丹倡議的要我的文集，已經在年初出來了。這次工作是由幾位在杭州的年青親戚幫助完成，通過王丹聯繫出版的，交明鏡出版社出。你如果未見到此書，可向王丹要。
仲維光2002.11.18 致許良英
十一月二號收到您十月二十五號的來信。今年轉眼就要過去，很慚愧至今沒有寫出一篇預期要寫的東西。這也是遲遲沒有給您寫信的原因。總要有點成效才願意動筆。當然今年的基本生活節奏也是在我的計畫中的。我因為不能回國，所以想乾脆在這幾年中邀請幾位朋友出來走一走，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很難有機會出來的朋友。
之所以會有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我現在對愛因斯坦那段話有更深的體會，“在這個短暫而充滿風險的一生中”，人生確實短暫，並且充滿風險，說它短暫，轉眼我們這一代人都走向老年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幾位好朋友能在活著的時候，多瞭解多看看這個世界的豐富多彩。
說它充滿風險，人的一生真的什麼都會遇到。您的一生，二次大戰、抗戰、反右、文化革命；而我們卻過上了流亡的生活，後半生居然跑到了中國很多人“想往”的西方，而我卻視它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流亡生活。真的是“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凜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
說它充滿風險，在於在生活中真的充滿戲劇性，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說它充滿風險，還在於你只要稍微有怠惰，稍微苟且，稍微妥協，就會在你的一生上寫下令你永遠慚愧的一頁。以前曾經讀過，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每日都使人問他，勾踐，你是否怠惰了。其實何必要別人問呢，每日逝去不再返回的生命自身都在問自己。五十歲後倍感生命的寶貴，更為自己的怠惰和沒有效率而感到不安。所以基於這種想法，今後幾年我要抓緊時間更多的寫東西，也希望在這幾年能為幾個好朋友做點什麼。
看了您給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覺得您指出的問題是準確的。對於李慎之先生，我認為他多年從事社會和政治，在思想，尤其是學術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後他的積極影響還是在政治和社會上。這點他和顧准非常類似。顧准的那本書，我本來想寫一篇評述，後來在搬家的時候，把讀書筆記都能丟了，而我再也沒有興趣從新讀一遍。
顧准的那本書基本上是胡扯。如果把顧准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裡的學界哭笑不得。他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臘城邦制，那就要去讀有關與此的原始文獻，和這方面專家的研究。顧准涉及的文獻都不過通俗讀物，對於“治史”和作學術研究的人，如果限於這些資料，那麼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完全進門。正如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漢學家，我們看他的所謂論文，如果他的著述參考的都是大中學的歷史教科書等普及讀物，那他的論文，對西方人也許感覺不到他的膚淺，對中國的歷史學者來說，就會一眼看出。在這一專業領域中，中國最不行的人也不會這麼作。至於概念的使用，例如顧准對“經驗主義”等的理解完全是共產黨宣傳部的理解。我本來想寫的就是，在九十年代，所謂開放後，還如此吹捧顧准是個悲劇，說明中國知識界在思想上，學術還是封閉的。
再例如，您對李慎之先生指出的科學不是價值系統的問題。這也是基本的常識問題。實際上，我們所講的科學究竟是什麼都應該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還是德語中的Wissenschaft。這是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的。這還使我想到王元化，他研究黑格爾和康得，居然只能看中文翻譯本，還稱自己有所發展。如果不懂德文，那些概念究竟是怎麼回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是懂了德文，也很難說就能把握住這些哲學家究竟說的是什麼。
再返回來說，其實這個問題和我上次說王丹的問題一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角色，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在社會政治上。再有，我看過他回憶吳宓的文章，寫的也很好。談自己的感受，而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能談。
王丹也是這樣，要麼從事政治和社會工作，要麼從事學術。或者說二者都從事，但是不要混淆。
王丹的不足，我覺得可能是先天的。他缺乏一種聰穎和敏銳，正為此他可以和王軍濤等人在一起，而不覺得痛苦。很久以來我就感到，對很多人來說，成為什麼樣的人，有很多先天的因素，後天造就起來很困難。人只能影響他能夠影響的人，也就是和他類似的人。我在中學當老師時本來以為，在中學時代，你可以影響學生，但是，當他們長大，接觸了社會，會回到自己最適應的角色中去，對他們的影響大約可以持續到他們大學畢業，但是沒有料到，這些學生一些人剛到了大一，就完全浸入社會了。我想這也是愛因斯坦在紀念普朗克六十壽辰那席講話所在。
您來信談到王丹的兩篇短評，我沒有看到。因為我和外界，尤其是那些民運人士來往不多。我曾經在網上看到您那本書的廣告，因為是《明鏡》出版，我想到是王丹聯繫的。我會想辦法請王丹給我寄一本來。至於您談到的王丹的書評，我想那不是他沒有看書中文章的原因，而是他本來是社會中人，順著自己的思路和愛好寫下去。說好聽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
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最近一兩年我覺得自己在認識上有不少進展。知識份子一詞我感到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不能說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因為從現象上我們就看到只有很少數的知識份子追求獨立性、批評性。良心是很抽象的一個詞，什麼是良心？共產黨有共產黨的良心準則，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覺得不能神話知識份子。有各種各樣的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就是那些以知識和倫理問題為職業的人的總稱。各種不同的人對待知識和道德的關係也不一樣。例如有些人知識的追求服從於政治，有些人服從于個人的名利，左派知識份子一部分人想作人們的救世主、先知；一部分人用那些昏話獵取名利；右派知識份子則有的是想要維護少數群體社會的利益；有的是要排除思想或意識形態的異己。當然左、右兩派知識份子的目的也有交叉。
卡爾•波普在談到德國的謝林，費希特，黑格爾時就說，這三個人簡直是歐洲的災難，他們早成了歐洲知識份子思想和道德的災難。在這個問題上，我推崇波普對於知識和知識份子的態度。知識份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啟蒙，就是弄清楚問題，就是告訴人們，知識份子什麼也不知道。世上沒有先知，沒有神，知識份子也是如此。知識份子不是要告訴人們思想體系是什麼，而是和人們討論：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討論什麼樣的問題，能夠回答到什麼程度。啟蒙和弄清楚如何討論問題，永遠是知識份子的首要任務。如此一部分知識份子是以知識和道德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目的，這是我們所推崇的。而像李澤厚等人，不能說他們不是知識份子，而是他們和知識的道德倫理的關係和波普所說的這類知識份子不一樣。至於他們和知識和道德倫理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夠清楚地描述出來，就會清楚，他們究竟是那一類知識份子。
最近又看了兩本新出的有關波普的書籍，我無論如何還是想再寫一篇較為詳盡的有關波普的紀念文章。
許良英2002.12.01 致仲維光
至於王丹，我覺得他適宜搞政治、社會工作，而不適宜搞學術研究工作。這一點恐怕他自己也清楚。他的特點是：重感情，好動，缺乏理性思維，讀書不求甚解，許多基本概念搞不清楚，近年來又背上一個虛名的沉重包袱，更不會對學術感興趣。他剛到美國時說過，將來想做一個政論家，辦一份報紙。這番話倒還實在。但以後他又說想當北大校長，這就忘乎所以了。他與王軍濤的關係確是個大問題。他初到美國時，曾經在王軍濤家，但不敢告訴我，怕我會批評他。他對人隨和，儘量不得罪人，善於公關，易討人喜歡。他讀書貪多，但缺乏求知欲望，淺嘗即止，缺乏刻苦思考和鑽研精神。他去美國時，我希望他學習西方歷史，但他避難就易選擇了容易混得學位的東亞系。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似乎不可能有大改變。
仲維光2003.01.28 致許良英
我還沒有從王丹那裡收到您的書，我會再和他聯繫。
仲維光2003.04.23 致許良英
您的書，我已經和王丹聯繫過幾次，還沒有寄來。我會再催他。
仲維光2003.07.19 致許良英
另外關於您的書，王丹還是沒有寄給我。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您把我給您的信對王丹的看法，告訴了王丹，因為，我在這兩個月又給他去過兩次電子信，請他給我寄書，算來半年多，仍然既沒有收到書，也沒有他的進一步答覆。當然對我來說他是否高興我對他的看法無所謂，這些看法我就是當著他的面也會對他講。或許不是如此，只是我的推測，無論怎麼我無法解釋他不給我寄書的原因。
許良英2003.09.01 致仲維光
王丹最近來信，說我那本文集他會寄給你的。我與他很少通信，有事他會來電話。我沒有把你對他的意見轉告他。他沒有及時寄書，可能他手頭已沒有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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