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15-01-26）
这两封与友人探讨当代中国知识界以及陈寅恪、冯友兰问题的信，或者更明确地说，探讨党文化中对于理性等概念的扭曲和再造，探讨为什么它们是一种新话的书信，写于二〇一〇年。之一发表在《新纪元》杂志第243期（2011.09.29），而之二则一直没有发表。人生匆匆，现在不觉四年半过去，中文知识界对于这些概念及问题依然没有讨论，更遑论推进对它们的探究了。但是，这些思想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么就再讨论其它问题就是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可以说以讹传讹。
我之所以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也就是这些基本的概念问题是根本问题，是因为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逐渐”意识形态化，四九年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随之又导致最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彻底“党文化化”。这一切可以说完全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曾经指出的党文化、新话的活现实。
为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两封看来讨论具体概念和问题的信其实针对、分析的是这十年来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党文化。这个党文化不仅是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而导致一种以论带史的“假大空”——在思想方法上彻底地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癌变，而且还推出了一整套的奥威尔所说的“新话”、新的语言方式。这种新话、新的语言概念和语言方式首先使人们忘记了那些原来概念的含义，尤其是那些翻译过来的思想及概念的原文意义是什么。为此，就如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共产党社会中再看到那些概念，再使用这些概念也根本不再是原来的意义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笔者过去曾经讨论过的、现在中文世界普遍使用的“自由主义”、“科学”以及“启蒙”了。在本文中讨论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解释的遭遇也是如此。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英社的支持者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智力习惯的表达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维模式。这样在新话被采用、老话被遗忘之后，任何异端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是不可能被想到了，至少在思想还依赖文字的情况下会这样。
新话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构建，目的就在于使党员在想合适地表达每种意图的时候，都能够精确而且常常是非常敏锐地表达出来；而排除了所以其它意图的存在，甚至用间接手段获得这些含义的可能性都将会完全不再存在。要想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要依靠发明新的单词，但更主要地是要消灭那些不合需要的旧词，清除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单词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只要可能，就要把所有次一层的含义全部清除。”（奥威尔，《一九八四》，附录：“新话的原则”）
所以我在零三年悼念李慎之的讨论中曾经说过，这个讨论在六十年代末期就应该开始。而只要我们还不曾开始讨论这种新话，党文化就会继续笼罩着我们。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推迟了二十年以上。
至于信中所涉及冯友兰、陈寅恪等学者的历史问题，我以为也是与此相连的问题。
历史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四九年那样的结局，而四九年之后，这些东西之所以在中国知识界迅速蔓延，以致使得中国知识传统的毁灭达到在任何一个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所不曾经有的彻底，都有着偶然的、具体的历史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对冯友兰这代人重新讨论和认识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其二，党文化对于这几代人不仅在知识上是毁灭性的，而且对知识、对人生观、对人生中的求知、治学观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我谈到的陈来们，我对他们的批评绝非是批评他们个人，而是对党文化给他们的人生观、治学观不同意。我希望下代人能够不重蹈我们这代人的覆辙，越早看到并且从这种党文化的畸变中走出来，重新确立传统的人文和人生态度越好。
基于这个希望，我希望把两封信重发于此，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讨论这些具体问题。这个讨论在现今中国知识界，“党文化”问题是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谁看不到这个问题，没有反省讨论过这个问题，谁在知识领域的工作就一定会出问题！
（2015-01-26，德国·埃森）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致友人的信（一）
（2010-4-19）
XX，你好！
关于你传来的陈寅恪与冯友兰比较一文，由于不是我的专业题目，所以只能够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叫《学术尊严与学人品格》更为合适。因为牵扯到理性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把握得还不很清晰。如果把一切归于你所说的那个抽象的“理性”，如你文章中所说，“理性，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性，就没有学术可言”，“没有理性，既不能有科学，不能有哲学，也就没有了学术”。那么首先你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述方式，就不是一种学术式的描述、分析的论述，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论述了。
因为对于学术的探究问题来说，如果你要使用“理性”，你就必须给予明确的交代，什么是理性，你用的是那个西文词是Ration，还是德文中的Vernunft。就是同一个理性单词，在黑格尔、海德格、萨特那里，和在休谟、洛克、波普、维特根斯坦、罗素那里也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想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理性”问题的，也准备了一些探讨这个概念的书。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计划中的极权主义问题的尚没有完成，所以这个题目一直没有完全展开。
说来有意思，促使我想对“理性”问题做一个详细研究的是，因为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等马列主义哲学学者们始终口称“理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直到文化革命还进出韶山痛哭流涕，要紧跟党干革命。七十年代中期后，他说自己政治上“有所觉悟”，但是，于我来说奇怪的是却没有反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出了哪些问题。为此，对于他们推崇的如此的一种“理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最后还是只好我来研究回答。
第二，许良英先生他们终生所攻击的科学哲学家们，例如当代维也纳学派、波普、罗素，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近代经验主义、唯理主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他们对于“理性”的理解是和许良英先生他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的。这涉及到，近代科学思想是什么。而正是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沿袭的传统实际上是反“科学”、反“理性”的。同样是这一点，使我看到晓东转给我的你的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让我吃惊。因为你居然看到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的一面。
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对于我对于启蒙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良英先生也罢，李泽厚也罢都还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西方哲学思想中所说的“理性”，不知道必须对这些基本问题上去思索反省。他们推崇启蒙，但是恰好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理性”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是沿袭的是对抗近代科学思想所推崇的“理性”的传统，马克思是反“启蒙“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究其根本是和启蒙带来的思想潮流对抗思想。
对于理性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在我正在关心的政治化宗教问题中，Voegelin认为，对人来说，有一种外部的超越人的宗教，一种内在的宗教，内在的宗教是人的精神和所谓“理性“产物。当不适当地夸大了希腊的这种理性化倾向的时候，也就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内在的能力的时候，就产生了政治化宗教、宗教世俗化，也就产生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当代的诺斯替派。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典型产物。当代西方文化的两个渊源一个是希腊文化，另一个是沙漠而非《河殇》所说的海洋来的宗教文化。在政治化宗教这个探索方向上，我摸索到了宗教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些被世俗异化的因素，但是Voegelin的这个论述却让我看到了当代极权主义的希腊渊源，套用那些专门喜爱假大空煽情语言的人的说法，也可以说来源于“海洋文化”。自然，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追溯到了柏拉图。但是，那是从科学的认识论的角度。而Voegelin却是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宗教文化思想史上让我摸到了极权主义的希腊的思想根源，也就是极权主义的“蓝色”文化思想精神根源。
Voegelin是文化保守主义，崇尚思辨，激烈地反对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可是在一些文化政治哲学方面还是可以说是一位严肃的，可以与之讨论的社会学家。可见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保守思想，对于理性与非理性问题的研究一旦具体了，就不再是意识形态式的了，就可能进入深入的问题讨论和研究！
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有可遵循的严格的学术探索之路。没有理性，当然就没有科学，但是，没有理性却可以有哲学、有学术。
说到底就是完全没有西方学术，不知道西方学术，也不能够像冯友兰、周一良、季羡林那样讨论问题，治学和为人。例如陈寅恪的精神其实就完全是中国的，他坚持的也完全是中国的，可他却是一座高山。
先写这一点，对于你对冯友兰等的评价，稍后，我会再谈几句。因为我正在构思自己的关于五四的一篇反省文章，回信也不敢拖得太久，故此先匆匆如此。
如有不对，敬请不客气地指出。
维光
2010-4-19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致友人的信（二）
(2010-4-21)
XX，你好！
你谈到所说理性是指英文的reason，但是我突然想到，陈寅恪“王国维遗书序”所用理性一词，如果一定要对应西文的话，应该指的是理念、理想的意思，也就Idea。Idea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观念。
谈到这里，我想加一句，很多词的中文翻译不一，要了解真正描述的意思，必须懂得西文。语言由于是一种思维方法，严格说根本不能够百分之百对译，只能够解释。所以我认为以后在哲学系，乃至物理数学系的教学都要给出西文原来的词来。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说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乃至物理学，其概念范畴都是西方人做出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如果谈论这些学科就必须给出原来的西文。换句话说，不懂西文的人，是很难真正进入这些学科，到达一定深度的。我认为这话是可以这样武断地说的。而更由于现在学术及语言的互相渗透，影响，现在就连专门的中国文化、思想、各种学术研究，如果想准确深刻，也需要西文的根底。
但是，在这里我却还想说，对于陈寅恪来说，由于他的思想和学问根底，也由于这是一篇纪念中国传统文人，传统文化的文章，因此这里使用的“理性”甚至最好不去比照对应西文的意义更好。它应该如“气功”一词一样，真要对应翻译成西文的话，就要直译，就要直接去寻找中文这个词的意义。
你读过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的《中国文学史》吗？那是一位和钱钟书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家”，可是名声却居然不如钱钟书。但这就是人生！
钱基博在书的开端就对文学二字的含义作了探讨。中国人的“文学”并非西语的Literature，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学是如何认识的，以及他的中国文学史如何对待这个概念。
对陈寅恪这样根基的人来说，当然西学要追随中学，去开掘它的意义了。这其实也是陈寅恪后来不去治“域外史”（西洋史）的原因。治西洋史，他要追随人家。此种对学术与自我的感觉，也是我下面要说的，是他之所以与冯友兰有根本区别的渊源。
由于你的很多想法我以为很难得，所以，我才想多说一句，你是否能够再斟酌一下某些提法。这里，我想说的是你对于冯友兰所写纪念陈寅恪一文的看法，认为它是“精品”，对此，我觉得，这种提法，很可能会给你以后研究冯友兰的观点带来困惑。像冯友兰这样的一个人，我不认为他可能写出“精品”来！
我以为，冯友兰和陈寅恪的不同，不是一般的程度性的，而是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一个世界，从为人到治学。冯友兰之表现不仅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究其终生，其治学、为人都有待商榷之处，这就是说，他前期的治学为人是在哪种层次、领域和境界，也还必须要辨析。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我了解不多，仅就管中所见，就他们的区别谈几点看法。
一、为人：陈寅恪吴宓，在清华获知北伐军北上的消息，其反应并不是你我从小受的历史教育上的那种欢欣鼓舞，而是忧心忡忡，相约绝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吴宓与陈寅恪》，49页）这段话非常值得思索！而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就是你文中提到的冯友兰与国民党和当权者的关系。陈寅恪的这种态度是他后期所以隐居岭南，并有那些与专制者直接对抗的根本所在。冯友兰从来没有这些，不仅谈不上对抗，而且也无处可以和陈寅恪对比。
二，陈寅恪是地道国学，但是冯友兰前期就是取西洋哲学观念来梳理中国哲学问题。这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典型倾向，直到如今，仍然是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来肢解中国哲学。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审查报告中说的已经非常清楚。后来的冯友兰不过是换了一个框架，由“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新理学》，换成唯物、唯心、阶级、革命而已。这对于我这样的只专注于他的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人来说，他的后期和前期，从方法论上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此，我认为，陈寅恪对于这种“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那样一种时代的氛围，以及那种人际关系下，陈寅恪特别说到此，已经算是说到了极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这种外在肢解的方法来理解另外一种文化思想精神。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思想的产物。今天在西方通过科学认识论，已经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肢解的界限，及不真。观察渗透着理论，戴着眼镜看别人的文化，如何能够看到真面目。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追求方式，用另外一种概念和思想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穷尽它。为此，也就更使我们对当年陈寅恪看法的深刻和准确，对于他对于西方“方法问题”与“思想问题”的“区别”“把握”感到惊叹。
在此，我记得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洪谦先生四九年前曾经和冯友兰有一个争论。我以前读过，他批评冯友兰对形而上学问题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的了解并不准确，甚至完全是错误的。
洪先生地道的西学，清楚简练的分析、行文，当时就让我叹为观止。
三、如上，冯友兰的道路和思想基础决定了，最后，也就是八十年代后冯友兰对于中国传统的所谓“回归”，也不过是个别观念的回归，并且他注重的问题依然是表面的社会效应，而非最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这和陈寅恪有着根本的区别。陈寅恪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论述，在我所知道的有限文献里，最典型的是二十年代初期，吴宓所记载的与陈寅恪交流中的看法。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教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多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犹如欧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而））。”（《吴宓与陈寅恪》，12页）
陈寅恪的这种看法和当代多元文化的看法是一致的。各种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只有互补的关系，没有“好”、“坏”，“高”、“下”的区别。当然作为经验问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现象是存在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的区别，及互补性，在于它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生存方式。
四、冯友兰的纪念陈寅恪文，为什么看起来比后人的似乎深刻，原因在什么地方？
冯友兰前期做的很大部分工作还是学术，尽管是迎合世俗，后期做的则不仅是迎合，而且是被扭曲的“学术”。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国民党是可以“迎合”的，而共产党就是“迎合它”也是有严格戒规的。冯友兰、季羡林之辈，没有钱钟书、周一良那样的运气和聪明，熬了几十年才熬到被“批准”“迎合”的地步。然而，这些被一般社会教育出来的人，是知道世界上真正存在一些什么，在该遮丑的地方，遮丑，还是不敢轻易夜郎自大，肆意胡来。这就是冯友兰在纪念陈寅恪的文章中，提到陈寅恪坚持的究竟是什么而不敢过分放肆的原因。这本是一二三的事情，在后人看来“深刻”，就在于后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也就是我说的被阉割的一代。
陈来，蔡仲德是被阉割变性的一代，井底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典型，眼睛里根本辨别不出何为俗，何为真正的学品。所以冯友兰在谈陈寅恪的时候能够把陈寅恪是何方神圣说清楚，而陈来、蔡仲德则根本不知道陈寅恪是何来之人。然而冯友兰也仅此而已，要冯友兰如陈寅恪写王国维那样，余英时解析陈寅恪那样，则确实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冯友兰也罢，周一良也罢，如果他们能写出纪念陈寅恪文章的精品来，他们也就不会是冯友兰、周一良了。
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文章之气并非是说来就来的，没有的永远不会有。文章之气，是天才，是修养！冯友兰、周一良，从做人、做学问看，当然不是四九年后，而是早就泄了气的人。
最后我要加一笔的是，陈来的文字，八十年代初期我看过，感到平庸而无才气，这次再看，比我留下的印象还差。如果把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比喻一把刀，那么陈来就根本连钝刀都不是，而纯粹是擀面杖了。在思想领域中，他不是有没能力庖丁解牛，而简直可以说是擀面杖吹火问题。他对陈寅恪、冯友兰、周一良的对比解释，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人如今据说是重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与创院初旨相较，真的是南辕北辙！中国的学术看来是百年无望了！
祝好！
维光
20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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