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谦先生的历史性影响 ——与友人谈“贴标签”问题

有老友来信谈到我说过的“贴标签”问题：

“刚才在外面散步，忽而想起你经常说的贴标签，此事一直没和你讨论过。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像动物园的标签似的：偶蹄目，猫科，灵长类这样的定义被放在了分类上……”

为此，作答老友，来讲述这个关于贴标签问题的故事，对此的理解，以及涉及洪谦先生及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些事情。

1.

对这句话的推崇和传播的确是始出于我，它大约发生于一九八五年，我的同学，也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的学生在走访洪谦先生——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的时候，请洪先生谈谈如何评价当时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研究。这故事的讽刺性还有，这本来是我那位师兄想为许先生索好之笔，不想由于没有对于基本的认识论思想及维也纳学派的了解、缺乏感觉，变成现实版的画蛇添足，为许先生索来如此一句——“还是贴标签”！这其实也说明这位师兄，虽然已经拿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的硕士，可还是不知道经验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不知道严密科学带来的“科学哲学”思想正是从根本上对抗这种“观念论”的产物。

去找一位建立在“反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的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评价一位“以论带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这真的是无异于是想把自己的先生放到火上检验一下成色。

我在同一年，八五年到洪先生家拜访他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对洪先生说，这句话给我

在最简单问题上的迷雾

——写作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一文后记 

1.

最近十年，我在读书写作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问题本来是十分简单的，而我们却恰恰在这些简单问题上出了差错。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困难是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受了不良的教育，带上了变色眼镜，亦或我们自己为了现实需要只顾眼前，或自己蒙蔽自己，自欺欺人，或者囿于压力而回避问题。

这个认识使我看到，知识及思想领域的探究和写作，居然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返璞归真对于一个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很多研究的结果事后都会发现，抹去迷雾、摘掉眼镜，竟然是如此简单的问题。写作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一文，让我再次深深地体会到了这点。

巴山楚水淒涼地

1.

在文化大革命恰好五十周年的時候，五十年前的故人來訪。

五十年前的故人其實只是我內人一面相識的友人。

五十年前的紅八月大串聯的時候，一位外省的女孩到北京串聯，恰好被分配住在中國科技大學，我內人姐姐的學生宿舍。我內人當時是女一中初二學生，她去科大找她姐姐，姐姐不在而邂逅相遇了她——一個來自貴州AB市一中的初中三年級、生於五零年的女孩。兩人相見相談甚歡，談文學、談人生，青年人無盡的對生命的愛和期待，從此通信筆談，斷斷續續。此後，兩人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都下了鄉，到七十年代初期，一個還了城，一個卻依然留在鄉下，說不出什麼原因，終止了通信。五十年後的偶然在網上發現了對方，才有了今天的見面。

這真的是一個聽來波瀾不驚，但是卻又讓你哭都哭不出聲來的人生的故事，和她們夫婦的這次相見，不僅遙遠的五十年前拉回到眼前，而且千百年人類的生息追求，有幸還是無幸，作為一個人的酸甜苦辣，都讓我無法自拔。

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參透了酸辛處淚濕衣襟。

友人夫婦文革前都是AB市一中的優秀學生，六六年還學文認識她的時候，她叫穆亞華，但是現在卻叫余燕鏞。見了面，學文才問她，為何她家的姓，她原來叫穆亞華現在改成余燕鏞，為何她先生叫趙援朝，她們的女兒卻叫常碧，一家竟然前後用了四個姓。而這就引出了一個充滿時代特點，悽楚，讓人心碎的陰鬱的故事。

2.

余燕鏞文革時是初三，就是老六六屆，比內子還學文高一級的學生。認識還學文的時候還叫穆亞華。據她告訴還學文，她父親姓穆，曾經上過黃埔軍校然後投軍，抗戰時在緬甸，抗戰勝利後回到AB市，作為緝私鹽警，四九年後留用，但是不堪警察局內的氣氛而辭職。因為維持生計而做些買賣，拆舊房，賣木料，但是因此被作為投機倒把逮捕判刑。余燕鏞小學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