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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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毛遂自荐吧,因为这本书刊载了我的一篇最新的长文,“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大约六万五千字。因此在图书上市的时候,我也来推荐一下。
为这本书撰稿完全是基于我与孟浪的友谊交往,而这又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贝岭。
我和这本书的主编孟浪的关系要追索到九十年代初期,要追溯到我们共同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此中居间使我们认识的人就是贝岭。具体说来是,从二十多年前贝岭创办《倾向》杂志,到二〇〇一年创立独立中文笔会,他及孟浪就和我建立了紧密的友谊与合作关系。这尤其是那个独立中文笔会。因为《倾向》的创刊我只是在贝岭创刊后作为约稿的对象而认识他们的。而独立中文笔会则是从贝岭有创会想法开始,就来找我和我太太还学文商量。我们立即告诉他,一定要办,办起来就肯定把那个让人们想起来就脸红的、专制的御用机构“中国作家协会”挤出国际笔会,而这就是最大的胜利。此外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就都无所谓了。
其后发展果然如此。但是有所料而又未曾所料的是:这个本来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松散的组织,最后由于受到美国的基金会的资助而迅速变成了民运组织、利益团体,并且发生了余王排郭事件。这样的是非问题,我们当然也就为此远离它而去。但是和孟浪和贝岭的友谊及合作一直保持。
为此,二〇一六年八月,孟浪兄来信说要出版一个十月革命百年的反思专辑,希望我能够如当初支持《倾向》那样,提供一篇有分量的文字,我立即答应,此中原因当然完全是基于我们多年来的友谊,基于他和贝岭是依然坚持集中在文字、文学和思想上的努力少有的几个人。即如当年对贝岭的《倾向》及创办独立中文笔会的努力的支持,我对孟浪说,我一定会鼎力支持。一定要让你这本书能在风雨飘摇的岁月的路上留下痕迹。
为了孟浪的这本书,我把原来准备二〇一七年完成的,“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提前到一六年秋天完成。从八月到十一月,可以说压的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又发现了很多新的文献和问题,但是最终还是在十一月底完成了初稿,没有耽误他的成书。
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什么重新反思俄国革命百年问题重要,而对于这个题目我为什么会选择介绍布拉赫教授的工作;第二部分是具体介绍布拉赫教授是谁,他在德国当代历史及极权主义的思想领域的工作及贡献;第三部分是布拉赫教授对于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问题的研究,他为什么称这一百年为“极权主义的世纪”,以及在这一百年中,在各个不同的编年史历史时期中,极权主义问题是如何显现的。第四部分,介绍了我对于布拉赫教授的研究的看法,及在哪些方面他启发了我继续探究。

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四十多年来对于共产党问题的研究,最近三十年来对于极权主义研究的又一篇心血之作。我把这篇文字戏称为,这是我在当代思想史武林中习武几十年,在对共产党社会清理阶段最后练就的“九转阴阳绝命枪”。这一枪直指共产党极权主义及其知识精英们的命门,防不胜防!而这个绝技,是我私淑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二十五年的直接结果。
对于布拉赫大师,在此我要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证明中文知识界堪称为“走眼的知识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位生于一九二二年,去年九月十九日去世的波恩大学的教授,被誉为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大脑,为德国当代民主文化打下他的烙印,翻转了德国历史学和思想的学术传统。但是这位著名知识分子,在中文学界中,到我写这篇文字时居然是完全陌生的。这本身就是百年来中国知识界问题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案例!
由于手中我还没有这本书,还没有读过书中其它的文字,因此现在看到图书上市的消息时,只能谈对自己文章的看法。我要对有兴趣的读者说,凡是希望能够思考百年来中国问题的读者,思考共产党问题,甚至德国问题的读者,我的这篇文字,单只就布拉赫教授来说,我就以为非常、非常值得您来阅读并且讨论。这篇文字我不会上网,所以希望阅读的,请您和贝岭和孟浪负责的笔会联系,去买书。
我相信,这篇文章、这个文集一定还会让您看到,思想和信念的产生及发展不会在名利的追逐中,而一定是在默默的、孤独的阅读中、思索中、积累中和劳作中……。


2017.3.30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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