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后记 —上

笔者按：

“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一文发表在孟浪主编的《致命的列宁》（溯源书社，2017，香港）一书。这篇六万五千字的文章分四个章节，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总结十月革命百年来的历史，即为什么总结这个历史首先要反省改变自己被十月革命所塑造的思想框架，为什么会选择布拉赫教授。第二部分是介绍布拉赫教授是谁。第三部分介绍他的历史研究和极权主义研究。第四部分介绍布拉赫教授为什么把这一百年的历史称为极权主义的百年，对百年历史的描述分析。第五部分作者的心得。在布拉赫教授关于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研究基础上，提出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是后基督教社会，究竟什么是民主社会的最危险的陷阱。

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绍布拉赫，第一次系统地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极权主义问题的发生和演进。笔者认为是了解极权主义思想和历史问题必读的一篇中文文章。由于出版了纸本的书，所以这篇文章短期内不会上网。需要阅读的朋友可以到港台书店及邮购网站购买。此外，您也可以从这篇写作后记了解捕捉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2017.5.7

一

今年三月十三号，是给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打下深刻烙印的著名学者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教授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日。这篇发表在孟浪主编的《致命的列宁》文集中的“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本来是计划为这个纪念日写作的一篇祝寿性的、带有研究性的文字，但是由于这本文集要在三月份上市，所以这篇文章只好提前到去年十月完成。

说来话长，我是从九零年开始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走了二十多年，去年才基本走到这个研

究的最后阶段：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为此，我准备在第一篇写完关于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后，第二篇写作介绍关于布拉赫教授的研究。之所以准备第二篇写作这个题目，除了因为内容和历史原因外，就是因为二〇一七年是布拉赫教授九十五岁寿辰。我希望用我的这篇文字在中文界作为首次系统地推崇介绍他的思想及工作的文章，同时也希望作为祝贺他九十五岁寿辰的第一篇中文文字。然而，八月初孟浪兄来信说，二〇一七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他认为这个事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在中文世界应该认真总结反思。为此他希望能够推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希望我能够协助提供，但是必须要在十月份交稿，这样才能保证在二〇一七年第一季度出版。

孟浪，以及使我结识他的流亡诗人贝岭，是二十几年来我在中文界少有的几位能够有来往交流的，拒斥极权主义文化及权势的作家、出版人。为了支持孟浪兄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这篇本来计划在二〇一七年三月初完成的文字提前到一六年十月，而且对他说下大话：就凭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及贡献，他对德国和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更因为这样的学者居然在中文界至今陌生，在二〇一七年他编辑的书中第一次问世，就一定会让这本“纪念讨论文集”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不同凡响的痕迹。而这其实也是我以前计划中写作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目的。要用这篇迟来的介绍，要用布拉赫的思想来震动中文知识界。

为此，八月初，我放下了已经基本上构思好，本来准备写的文革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而开始进入这篇“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一文的准备工作。

尽管关于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研究情况的资料，我早已经收集准备好，但是作为更为全面地介绍他，却的确还需要一些其它方面的资料，即关于他的生平和他的历史研究工作。而这两方面，由于我一直没有特别关注，所以了解不多。于是从八月初开始，我开始收集、了解这两方面的资料。那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上网搜寻以及查证对我来说新发现的有关布拉赫教授的线索及资料，同时也继续搜购有关他的研究著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九月二十一号，在我上网再次搜索我所需要的一本布拉赫的书是否能够更便宜地买到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本原来二十多欧元的书暴涨到一千欧元。这立刻让我感到非常不安，立即搜索德国报刊，这才知道布拉赫教授已经于九月十九号辞世。这对于我犹如晴天霹雳！它让我悲痛，且再次深感人生之无常。而事实上远超于此的是，就在那一个月补充资料及对布拉赫教授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的时候，我更发现，他不仅在极权主义理论研究上是我的老师，而且在德国知识生活中的经历，在精神上及一生的奋斗及遭遇上，都是我的楷模。而这就让我对他的感怀之情更为强烈。为此我痛感，写好这篇文字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有义务让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早日，并且清楚详尽地了解布拉赫教授及其思想工作，了解布拉赫在德国社会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并且从中对比借鉴，中国知识界应该对过去做出什么样的反思及变化。

二

2.1我第一次接触到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九九零年，也就是大约二十七年前，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时候。那时，我在旧书店第一次看到一本布拉赫教授写的《意识形态的时代》。这本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的旧书对我来说如获至宝，因为我那时候正在思索，究竟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和一般社会的文化有哪些不同，使得这个社会的知识界如此变态，共产党社会的所谓“学术研究”究竟有哪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和一般社会的学术工作有如此根本性的区别。

说来惭愧，当时已经四十一岁的笔者，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在文革那一代人中在思想上是领先者，但却是第一次接触到“意识形态”问题，并且对于书中的思想及理论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当时最直接、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以及逐渐明白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

为了理解布拉赫所说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和社会作用，在共产党社会中的作用，我首先从百科全书的词条开始，找到它的定义，出现的时间、地点，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专家是谁，他们讨论了哪些问题。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走向了“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且亦步亦趋、私淑布拉赫教授二十多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此后我虽然进一步收集了二十几本不同的有关它的专著，但是布拉赫教授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却始终是无可取代，甚至无出其右的一本。

为此，二十七年的经历让我感到，在这里，在写作这篇后记的时候，虽然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包括在这篇文章我不断地强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对于理解当代和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但我还是感到，这两个问题，它依然没有引起中文世界的足够重视。所以我要再次并且还会反复强调，这两个问题——二百年前在欧洲产生的“意识形态”一词及思想倾向，一百年前在欧洲发生的“极权主义”及其后的历史，是理解近代，政教分离后欧洲历史、世界历史的关键问题。当代不过是亦步亦趋地复制了欧洲中世纪前的历史，从神学到政教合一，即从代替神学的观念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世俗神学的产生，到代替政教合一的当代世俗政教合一制度的发生和发展。

这两个问题，都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及社会中的现象及结果！！

2.2在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还要痛心地指出，我生长在一个封闭社会，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精神的封闭，甚至远比信息等的锁国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它造成的就是由于这个共产党社会，世俗宗教社会改变了你的视觉与思维，你一定是有眼无珠。

我反叛后走过二十年，到九十年代初才重新逐渐彻底地回归到传统社会，一般社会的思想及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在中国大陆遇到的知识分子，包括所谓导师在内，都是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甚至在你嗅到臭味，指出臭味的时候，竟然会引起他们的仇恨和围剿。就为此，二十几年追寻布拉赫教授的经历才让我一下子把握到：“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问题，是布拉赫教授一生探究的核心问题。而我几乎可以说亦步亦趋地重复了他的这条思想之路，而就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在布拉赫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我做出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对于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问题，及当代历史问题的认识的突破性的工作：提出政教分离后、最近二百年的所谓现代社会，实际上不是现代社会，而是“后基督教社会”。后基督教社会思想的提出，让我一下子不仅对于极权主义问题，而且对于当代和当代思想史、政治文化史中的很多问题得到非常简单明了的理解和解释。

正是为此，布拉赫教授在我对于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对我的影响及帮助如此巨大，所以听到布拉赫教授去世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中也留下了非常的遗憾。

我和布拉赫教授居住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百公里，思想如此息息相应，二十多年来我却从来没有拜见过他。因为我除了太专注于思想问题，而不是个人，更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语言和理解能力太弱，是很初级阶段的把握和认识，相见可能会浪费老人家的时间。而老老实实地收集他的著述及阅读思考，不会减少我受他的影响、启发和帮助。当然，随着思想的推进，尤其是在这次写作中，我对他的推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变成“崇拜”。因为我对他的思想，工作以及学术经历了解越多，就越是感到他实实在在地是自由主义思想，极权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代宗师。

三

3.1本来我以为写作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时，就我对布拉赫先生思想的了解，以及我已经积累和掌握的资料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但是没想到在八月份真的开始构思、布局的时候，不断地出现问题。一些问题是我必须把握的，一些问题则是我未曾料到的新的发现，甚至还不断地在思想上有新的，让我感到兴奋的推进。开卷有益——我再次体会到古人的这个教导。

由于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极权主义研究问题，因此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部分的内容我必须补充，其一是关于布拉赫的传记材料，其二是布拉赫在他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历史研究中的工作及贡献。

我当然知道，对于这两个领域的了解和把握，是专门介绍布拉赫的文章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此前，我终究从来没有想过全面、专门地研究布拉赫教授，更没有想过研究魏玛共和国，民主失败，纳粹上台的历史。我一直只是关心他的极权主义研究及问题，所以在准备进入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仍然还只是想把这两方面的介绍作为一个背景材料，简单地介绍给读者，而并没有期待在这两方面会有令我惊艳的收获。因为如果有这个期待，我早就会为这两方面的研究深入详细地准备材料。但是，真的是人的存在竟然是如此的奇妙：一个精彩的、有才能的人，处处精彩、笔笔生花。在他的知识生活中的经历和历史研究中，居然就如同他对于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一样，让我山阴路上、应接不暇，受益无穷。

布拉赫的出山之作，也就是他的教授升等论文，对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希特勒上台的历史研究，在我没有深入了解他的这项工作之前，我只是以为，他在对于那一段历史的看法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和德国以往的史学家产生了分歧。但是当我真正开始了解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以及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德国历史学界的意义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远远比我想象的要根本、深远，他和德国当时存在的历史学界所产生的对抗和冲突的激烈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在当时的德国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直接对抗了德国传统的历史学界，知识界，德国社会的文化思想传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观点，他把民主制、议会制看得高于国家权力，即所谓国家利益。而三十年代导致德国魏玛共和国走向消亡的，扩大总统制的做法，其根源就在于德国社会固有的国家权力至上的思想。而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二三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在各种专业领域，从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各种文化文艺作品产生对于专制的推崇，在政界及社会生活中则发生扩张总统权力、限制议会权力，破坏多党制的存在的做法，从而最终导致希特勒彻底掌握权力。

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让德国知识界及社会感到是这种国家至上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相反，如果没有人出来清理这种思想，它甚至会潜在地激发人们重新来巩固这类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的情况即是如此。二次大战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中，德国主流知识界、精英阶层坚持的依然是这种思想。但是，布拉赫却是在魏玛共和国失败二十年后，战争结束五年后，就从事这一研究和清理工作，并且在二战十年后的五五年就公开发布了这个研究成果。在这种意义上，布拉赫只身对抗了德国知识界和传统社会。

其次，布拉赫的历史学方法，他一反黑格尔以来的观念论，即充满意识形态导向的那种笼统的大历史的观察及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一种具体的、直接从经验历史出发的描述、对比和分析的方法。对此，他的工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直接从当时各种有记载的事实及数字资料出发分析，二是他的历史研究有明确、清楚的政治学概念思想基础。因为这样的历史学的方法是描述性的、并且因为没有既定的不可触动的观念及框架，因此从根本上它是带有推测性，开放性的解释，而不是固定的答案。而正是这样的方法导致老一代历史学家攻击、指责他使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

3.2在了解到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工作及其在德国历史界和学界，以及对于德国社会的意义之后，尤其是刚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所谓文革结束四十周年的时候，如果仍然不能够一下子就对比联想到当代中国的历史学问题，文化思想问题，那就真的是弱智了。

这个对比的确非常直接、明显，和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为布拉赫五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描述及分析不到十年前德国经历的专制，而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描述及分析五十年前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少有的黑暗及残酷的一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描述及分析七十年前就已经存在的，现在依然统治中国的专制。布拉赫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及反省那个曾经依附于希特勒专制的知识界的知识问题、思想精神问题，而中国知识界面临的是如何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如何彻底颠覆这个专制一手所造就出来的知识界的问题。

如果说布拉赫面临的史学界不过是保守的，对启蒙以来的学术方法抵抗的史学传统，那么中国已经存在的知识界，我们这两代人所面对的几乎可以说从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面临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学，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一个世俗神学的附属物，彻底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

“以论带史”不是历史学而是像圣经一样用故事来布道。这故事可能是真也可能虚构，可能有历史性也可能带有文学抒情性，但是归根结底，是真是假，是“历史”还是杜撰出来的“文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论”服务，为意识形态及党派服务，即为一种带有教义性质的世俗化观念系统，一个特殊的党派族群服务。

在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学、历史学界面前，这样强烈的刺激下，如果没有类似于布拉赫的，对于另外一种历史方法和研究思想的追求的冲动，那么可以说是彻底地丧失了感知和思维能力。所以让中国人丧气的是，五十年来对文革的记述和研究，从来没有产生一篇类似于布拉赫的魏玛研究倾向的历史著述，甚至说，在中文知识界，对于百年来的民国史至今没有产生类似于此的研究及著述。所以为什么没有产生已经同样成为了一件十分严重的历史问题。

思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十分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个问题，任何一个要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历史学者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

1.在方法上，一九四九年后的所谓历史学与四九年前，以及一般社会的历史学究竟有没有区别，有哪些区别；

2.在思想上，究竟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及四九年后的共产党制度及社会，国际学界对于共产党社会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

在这样一个质询基础上，对比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历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走红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历史研究以及对河殇等的所谓反传统的历史反思，对百年前开始的中华民国的党国及中国社会走向的不假思索的歌颂，以及各类所谓的文革研究，是些什么性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