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象其它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切断了中国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和交流。这种阻隔，西方称之为铁幕。在铁幕背后，共产党一方面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及其思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另一方面则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培养出一批特殊的知识分子。在铁幕背后，共产党内部也频频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铁幕背后的活动，形成了一套既有别于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别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的规范。这种封闭状态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七十年代末期，由于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和权力斗争，共产党内部的一派一方面为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打击另一派，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使得封闭了三十年的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和外部世界接触，同时也使外部世界得以从近距离观察研究这个社会。这种交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两边知识分子的巨大差异：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甚至道德规范都是如此的不同。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共产党培养下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世界一般学术问题的误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海外学者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不理解。（1）这种误解和不理解不仅存在于哲学、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甚至存在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具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西方的专业学者、汉学家，而且也包括海外的华人学者。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在这个有些松动的封闭社会中，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ideologist）和部分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需要，在共产党所控制的宣传媒体和出版物上曾经讨论过一些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关於真理标准问题，民主与科学问题，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文化传统问题，交叉科学问题，史学危机问题，启蒙问题，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关系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中，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又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将以科学思想问题为中心描述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和讨论，以及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描述，能进一步对这种有别於世界其它地区的独特的对科学思想的讨论的特点及其思想根源做出一些分析。
二、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论，这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工作者所共同接受的思想。因此任何
对社会现象的描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描述者对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同样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思想的描述也涉及到描述者对这个社会及其学术思想特点的评价和认识，涉及到描述者如何定位这个社会。许多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其中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对这个社会及其学术的肯定或否定。
关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在中国大陆以科学思想为主题所产生的讨论，目前，在海外和大陆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只有散见的一些文章涉及了这个问题。例如，大陆知识分子涉及这个问题的有：李中华，《大陆文化热的起因与知识分子的觉醒》（2）；陈来，《思想出路的三动向》（3）；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4）；还学文，《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商榷》（5）。海外学者涉及这个问题的有：傅伟勋，《走向未来的金观涛与刘青峰：大陆学术界的前卫象征》（6）；胡昌志，《过去的迷惘：评<兴盛与危机>》（7）；逯耀东，《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主义魂》（8）；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9）；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峰<问题与方法集>以及刘青峰<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10）；陈璋津，《金观涛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11）；以及D. A. Kelly,《Chinese Controversies on the
Guiding Roll of Philosophy over Science》（关于哲学对科学领导作用的中国式的争论）（12）。在其它一些有关八十年代大陆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在上述文章中，对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问题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不同作者做出了极其不同的描述和评价。这种不同的描述和评价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派以刘青峰、陈来为代表，另一派以逯耀东、刘述先为代表。对于在大陆围绕科学问题所产生的讨论的看法，两者的分歧甚至可以更深刻地推广到究竟如何评价四十年来的大陆政治、社会、和学术。逯耀东、刘述先认为，共产党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倒退，大陆学术研究的蜕化；八十年代在大陆所进行的很多讨论实际上仍然没有分清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的区别。而刘青峰、陈来以及其他一些可以称为有代表性的人则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把大陆存在的问题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道德化，毛泽东个人的某些错误（13）。他们既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倒退，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蜕化（14）。相反，他们认为，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所进行的讨论，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更高层次上的继续和深入”（15）。某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八十年代所进行的改革不仅要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16）。
笔者认为逯耀东、刘述先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并且进一步认为：大陆知识分子不能分清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的区别，不能意识到大陆学术研究的蜕化的原因正是在于，大陆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社会。因此任何人，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要想准确地描述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想准确地描述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首先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
2.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3.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社会，和启蒙的关系；
4.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1.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
Ideology在中文世界中，一般根据日文的译法译为“意识形态”，林毓生先生认为这种译法时常使大家不容易明白它究竟是指什么，因而建议译为“意缔牢结”（17）。但是，在中文中这仍然是令人费解的，仍然未能使人清楚地了解它的含义。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最初由A. Destutt de Tracy提出，用以表示一种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的启蒙思想相关联的哲学思想，它最初的意思是指思想或观念的学说（Ideenlehre），并且，从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在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二年期间，A. Destutt de Tracy等意识形态鼓动家曾在政治上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后来，这些哲学家给拿破仑的统治带来不利的影响，拿破仑把这个词用作骂人话，他斥责那些思想家为意识形态家（英语：ideologist，德语：Ideologe）。
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语言概念，并且一般地是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元理论概念，人们多半把它作为与真理概念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18）。从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研究来看，人们用意识形态来表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把思想陈述极其紧密地和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世界观。意识形态式的研究特点是：一.当以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其他学说的真理概念时，它或者是断言它们的真理性在原则上是可以判定的，或者是认为由于思想对社会、历史的依赖关系，它们的真理性在原则上不可能判断的；二.当它批评具体的科学理论时，它就从自己所断言的真理概念出发，通过对于理论和社会现实的构成关系的分析，把具体的科学理论批评为是有意或无意的伪造。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这种世界观与政治密切关联，并被用来为特定的政治企图，及其对世界和历史的解释服务。虽然在自由宽容的宪法下，从哲学、宗教和世界观的多元性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不同。但是意识形态时常会被凝结成一种僵硬的教条。顽固地坚持一种严格的学说，也就是教条主义，是用意识形态指导政治实践的特性。在极权制度下意识形态则完全变成一种僵硬的教条，一种禁锢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ung），用来指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它把一种世界观设定为真理，并把预先规定的世界观式的论断看作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学领域的真理标准。它固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并依据它排斥拒绝任何世界观上的自由，压制打击任何带有批评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化促进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对立和互相敌视。完全意识形态化则是指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完全排除一切独立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活动，例如文学、艺术、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这种意识形态化甚至完全控制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例如家庭、亲友、邻居关系。
意识形态式的（ideologisch），在一般使用上总是用来表示教条主义的，和反经验的思想方式（antiempirisch）。在社会科学中，它用来表示那种受社会和政治制约的思想意识。
2.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人们把严格系统的知识称为科学（此处指德文Wissenschaft一词的含义，而不是指英语science一词）。根据定义，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它包括对人和人所创造的事物的研究，例如农业、技术和医学。自然科学研究则是经过严格训练并且运用一定方法对于客观知识的探求。在这里，客观性指的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基础上的那种本体论的盲目真实性，它指的是，任何人只要具有正常的智力，使用研究者所使用过的方法，就能重复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意味着由研究者个人所获得的认识已经成为知识，成为人们共同的科学财产。
对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点：那就是熟练地掌握科学方法和坚定不移地忠实于科学工作的伦理与行为准则，这样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科学研究工作有自己的文化。在科学研究中目标的确定，它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它所要求的明确的行为准则等都属于研究文化。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尽力排除任何预定的价值判断和世界观的干扰。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熟悉科学研究的文化，不能理解它，实行它，甚至无法想象它的存在。我们必需强调指出的是，每一位以科学为职业的人都会受到研究文化的约束。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科学共同体对每一位从事研究的人都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凡是违背这种道德规范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这当然也包括那些天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于生活在极权社会和封闭社会中的研究者，只要想进入国际社会，最终也要接受这种监督、约束和制裁。
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以下结论：科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决不应该受科学以外的力量、意见和价值的影响。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从事研究和教学，就必须严格排除任何预先规定好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政党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事实上，科学和教义、学说、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作为个人的科学工作者是生活在多元的世界当中的，科学研究的文化也仅仅是从属于社会现实的一个子系统。我们不可能把政治完全排除到科学工作者的生活之外，把科学研究的文化完全封闭起来。优秀的科学家一般都和他那时代的文化紧密相连，对他那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都会感到兴趣。如果科学研究工作者热衷于各种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绝不能影响他的科学活动。如果人们能从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意见、鉴定书，他的科学书籍和科学讲座中看出他的党派观念，他就必须退出他在科学领域中的位置。如果他利用科学研究谋取社会影响，政治地位，他就绝不会被准许留在科学社会（或者称为科学共同体）中。毫无疑问，科学家可以有计划并且慎重地从科学领域中走出来，表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他必须让人们能清楚无误地辨别出：什么时候他是在从事政治，什么时候他是在科学地说明事实，建立科学的解释。以往的经验从来也没有证明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包含着一种高度的政治理性和智慧，相反，科学家在政治中失败和出丑的例子却层出不穷。
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严重的问题是，当他忠于一种意识形态时，他就会完全被蒙蔽，而看不到事实的真相。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家都熟悉的英国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Bernal）和霍尔丹（Haldane），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倒行逆施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他们却仍然完全公开地利用他们的科学声望，散布他们的政治信仰。与此同时，有几个德国物理学家居然创造了所谓“德国物理学”，毫不掩饰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其中还有两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类似情况，更为普遍地存在于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
3.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启蒙的关系:
意识形态，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对于社会起过一定的批评作用，但是，在今天的政治语言中，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的批评意义。相反在哲学和社会学中，恰恰是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争论，说的确切一些也就是重新确定意识形态的意义，保留了这种批评的功能。这种意义的重新确定与这样一个传统相联系，它们要求通过对社会起作用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包括它产生的范围和传播机制的批评，对于社会能够产生启蒙作用。
今天，如果人们接受这种重新确立关于启蒙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努力，那么，无疑人们也必须同时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实：现代极权专制在其历史和政治的构成中，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把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当代，一个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在古拉格群岛，在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文化运动，在柬埔寨丛林，带来了一种野蛮的集体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使得对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学院式的讨论领域中，在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它必须要把这种直接的经验，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结果包括在内。这一研究深刻地表明，极权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以为占有真理，非敌即友和领袖完全代表群众意志的思想模式的形成和传播基础上，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挥它的政治作用。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分析的中心任务是，必须象揭示它的社会倾向一样揭示它的精神思想倾向，它导致极权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各个不同方面对于现代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和起源的分析越是清楚明确，即把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思想的结果必然导致对民众的全面政治控制和精神钳制，这一分析也就越深刻地向我们揭示，我们必须对意识形态做出批评，必须把这种批评作为一种新方式的启蒙。事实上，在西方三十年代初期那场关于意识形态和知识社会学的关系的讨论中，关于意识形态和启蒙问题的关系就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而当代关于意识形态和启蒙问题的关系，仍然在西方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分成两派，一派以“新实证主义”，说的确切一些是“批评的理性主义”（英国哲学家K. Popper，和德国哲学家H. Albert）为代表，另一派则由马克思主义及由它衍生出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即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辨证批判理论为代表（19）。
4.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自从本世纪初期以来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注意，并且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20）。任何一位东欧问题的研究者都不会忽视这一特点。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引入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讨论，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倾向（21）。应该说，这种意识形态化是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建立极权政权的思想原因之一。相辅相成，共产党取得争权后又进一步把大陆中国变成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但统治了人文科学，而且统治了自然科学，统治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细微末节。在大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九五八年之所以能够进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一九六六年之所以数亿人民能够狂热地跟着共产党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事实上，可以说直到八十年代，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陆知识分子都仍然没有完全突破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围绕科学思想问题，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很好的案例。
自从本世纪初期以来，科学和科学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极其关心的问题，在二十年代有过科学和人生观的辩论，此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代表逐渐统治了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所进行过的所有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整肃和政治运动都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在不断的整肃中被清理已尽，而剩下所有尚有活动空间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想取悦共产党，谋取社会地位的，还是反对共产党某些做法的知识分子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围绕着它而进行活动的。我们将陆续研究分析围绕科学思想问题的四种不同的现象：
1.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理论：以金观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围绕科学思想的思想运动；
2.意识形态和良知的冲突：以许良英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科学思想和民主问题的讨论；
3.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冲突：忠实于科学道德规范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4.严密科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正面冲击：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
三、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理论
─以金观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围绕科学思想的思想运动
刘青峰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章中，把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释为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并且把由此带来的金观涛等人的“旨在以最新的科学成就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解释为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化，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推动者（22）。此前，一九八七年陈来在《思想出路的三动向》一文中也认为“金观涛把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系统论（即控制论、信息论）方法大胆地应用于中国史领域，把中国历史当做自然科学处理的超稳定系统，以研究长期稳定停滞的机构及机制，这不啻是对传统的中国史学理论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冲击，提示出一个新的方向，开辟了如何转化自然科学方法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广阔领域。”（23）
然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逯耀东先生却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他认为金观涛的思想是为共产党改革服务，是毛泽东史观的理论主角，是挽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生出来的怪胎，企图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主义的魂。（24）
虽然上述观点是如此针锋相对，但是它使我们看到在八十年代围绕科学问题的讨论中金观涛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从某种角度看，甚至可以说金观涛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评价金观涛和金观涛围绕哲学和历史的思想理论，事实上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
1.共产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及其特点：
A.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封闭社会：
金观涛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统治了整个中国大陆，这使得他和在此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全部教育都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
共产党掌权后，对报刊书籍以及电影戏剧等一切涉及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全面的检查，在五十年代，共产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政治运动对稍有异议于共产党思想的人进行了彻底的整肃。到六十年代初期，即在金观涛那一代人正处于求知欲旺盛时期，大陆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人们在那时根本了解不到国外的情况，只能看到经过政府批准出版的有限的“革命”书籍，至于西方作家的书籍，只有数十本古典著作能得以公开发行；涉及当代问题的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和文学的西方作家著述，为了供批判使用，极少数作品得到翻译，但是印刷数量极少，一般两千册左右，而且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发行。然而，即使如此，上述极少数的出版物自六二年开始还是受到不断的冲击。这种情况到一九六六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除了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极少数吹捧歌颂他们的作品外，其他一切书籍都被禁止出版，甚至禁止借阅传看。此外，在六六年以后的三年中，已往曾被准许出版过的那些数量不多的西方作家的出版物，绝大多数遭到销毁。
到六十年代末期为止，曾出版过受马克思主义者推崇的黑格尔的七本著作，它们分别是《小逻辑》（五四年出版）、《历史哲学》（五六年出版）、《法哲学原理》（六二年出版）、《精神现象学》（上卷）（六二年出版）、《哲学史讲演录》（共四卷，只出版了三卷）。而其他作家则绝对没有黑格尔那样的荣幸，例如，罗素的著作在六十年代以后只出版过一本《西方哲学史》上卷，还是内部发行仅印刷数千册，而爱因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等人的著作只是摘要翻译在内部印行过一些。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著作因为要供批判用，被翻译出版了一些，但是作为内部发行，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每本书印数大都为两千册。如果做一精确的统计，人们肯定会对这种文化沙漠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一代年青人完全处于一种无知与盲目中，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看到的就只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那些逢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家，或者说宣传家的著述。例如，王若水的“桌子的哲学”，戚本禹、姚文元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所谓历史著作；以及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如同中国的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一样，学术为政治服务，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谁如果能利用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服务，谁就会感到无限荣光。
B.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和不充足的科学训练：
在这样一个时代，金观涛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九个月后暴发了文化大革命，此后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他从北大毕业，再也没有受过正常的高等教育。然而，即使是这九个月，如果按照他所说的他还曾参加过“四清运动”的话（25），那么他所受的高等教育的技术（数理）训练又少了不少。因此金观涛如同他那同时代的青年一样，极其缺乏基本的专业训练。但是，意识形态的侵入又使得他们目空一切，沉浸于意识形态之中，以为有了意识形态就可以指导和解决一切，而不愿意再去从事艰苦的专业训练。到一九六九年为止，这一代人身上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整个知识框架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所讨论问题的方法和所使用的语言没有超出毛泽东的“两论”和王若水的“桌子的哲学式”的研究。
（2）眼界狭窄，根本不了解当前世界上的思想动向和学术研究现状，甚至以为不需要了解也可以站在世界的前列指导世界。
（3）缺乏基本的专业训练，这也包括他们的外语能力，他们大都不能阅读外文文献。
上述特点事实上在整个四九年共产党掌权后的大学毕业生身上都可以看到。只不过在金观涛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一些罢了。
C.因循社会既定“思想”之路的创新：
到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批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在生理上正处于一种反叛期，而在实际人生中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目睹并亲身遭受了共产党领导人反手为云复手为雨做法；而另一方面被赶到农村和工厂等社会底层后，他们又进一步看到社会的贫困和不公正。这种情况造成了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疯狂的求知与追求，到处搜集西方作家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甚至经济学等有限数量的翻译著作。一些幸运的人偶然看到了一些六十年代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西方当代作家的作品，于是，以当时北京市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为主，从这一代人中，从整个社会中反叛出去。这少量的西方书籍，其中包括萨特、加缪、贝克特、索尔仁尼琴、爱仑堡以及德热拉斯等人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他们反叛的直接思想来源。他们从中看到了更丰富的人的内容，人的思想，对共产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于是从文学、绘画、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学中产生了全面的反叛。那个时候，在他们之中就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信念：认为真正的思索和追求首先就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叛这个社会。当然，他们的这种反叛仍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反叛后也仍然不能掩盖其基础训练不足，及多年来社会封闭所造成的萎缩。
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则仍然因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路，希望在这之中寻求一条“新”的路。这批人以七十年代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和部分受到文化革命冲击的干部子弟为代表，这些人后来继续了他们七十年代初期的道路，成为形成八十年代共产党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很多人甚至进入共产党的权力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中的一派─改革派。上述两派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些思想交锋，他们的作品也以手抄本交叉流传过，但是后者认为前者远离现实，是堕落的一批人；而前者认为后者是充满“革命豪情”的傻瓜青年，缺乏思想和才气。这两派的分歧持续到八十年代，甚至有人认为会到九十年代，金观涛则自八十年代初期起成为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6）
D.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眼界：
金观涛一九八七年写的《我的哲学探索》一书，虽然有些地方需要读者重新考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的具体思想状况。在谈到那时的思想时，他说：“文化革命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当然最使我崇敬的还是马克思，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生涯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洞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27）他自己认为，那足以动摇他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一九六八年，“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维方法将其贯彻到底。”（28）他说，由于“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相容”，因此，对彻底的辩证法产生了恐惧而转向科学。这种转变使他突然发现科学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困境中摆脱出来（29）。他说：“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改造哲学，这是历代大师所重视的。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使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30）
这段文字写于一九八七年，它对我们分析八十年代大陆青年的思想状况很有典型意义，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上面所述的这一代青年的三个特点。首先，这里充满了哲学外行话。例如，辩证法实际上即是一种思辨方法，任何一个专业哲学家都会对这种“思辩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不相容”的表述感到奇怪。关于科学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则至多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梦话，近一百年来的科学思想和哲学的发展，早已经使得这些问题成为死问题，即便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是对科学的批评，批评科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这里再次表明了共产党封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特点：无知而且狂妄。当代受过比大陆这一代青年扎实而深厚的自然科学训练的哲学家可说举不胜举，例如，罗素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之一，石里克是物理学博士，维也纳学派和当代分析哲学的每一位哲学家都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即便不讲这些科学哲学家，我们同样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流派的哲学家的例子，当代现象学的奠基人胡赛尔年青时曾先后在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学习过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再如，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莱（F.H.Bradley）、克罗齐（B.Croce）等对自然科学也都有相当基础。当代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和最前沿的数学物理问题紧密相连，很多大哲学家自己就是大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亲身参与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由于害怕数学理论的艰辛而造成了当代哲学的贫乏，这一命题在共产党国家的哲学界可能存在，但是对于当代世界哲学史却只是无稽之谈。
第三，这些回忆写于八十年代中期，它表明金观涛一直完全被禁锢在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的思想框架中。例如，他坦率承认至今仍然具有的对辩证法的赤诚信念，以及用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努力等，这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思想方法特点。
E.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寻找出路：
一九七零年初期，金观涛利用他的科学知识写了一份改造辩证法的哲学提纲。这份提纲在他的朋友中传看。此后他继续“着手用科学改造哲学”。他在一篇在大陆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一边思考和做笔记，一边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名著。”（31）但是，在同一时期在海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文革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探索处于学术封闭的环境中。……承认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光彩的。……但是时代却迫使我们去走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32）他宣称，他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为辩证法哲学寻找出路。当他看不到用科学改造哲学的企图在这个社会上的出路时，他明白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自己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此后他对哲学绝望而极端地看不起哲学。
金观涛的这一表述虽然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切的，如“大量”一词的实用，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还是从金观涛其后作品所涉及的思想和文献来分析，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观涛以后的“独创性”的哲学活动。
金观涛和刘青峰结婚后，于一九七四年调到郑州大学化学系教书。据他自己说，和刘青峰的结合使他开始思索中国历史问题。那时，金观涛读了几本关于控制论的书，于是尝试把控制论应用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去，用它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会长期停滞不前。然而控制论的思想和概念基础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对于他把控制论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他对控制论的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控制论解释表示异议。对此他的回答是，“在国际上，利用控制论和系统论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真正开始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但是由于我们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一开始系统应用控制论方法之时不得不马上发展它，……当时我已看到控制论和系统论这些和电子计算机革命联在一起的新型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想改进辩证法的哲学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33）金观涛把这种控制论称为“我自己的”控制论，用以回答从控制论的严格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思想出发对他提出的批评。事实上，金观涛的主要兴趣仍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一九七六年前后，尽管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处于极端专制的时期，但是金观涛仍然能够在刊物上发表用自然辩证法观点谈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
2.旨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带有政治性的工作：
如前所述，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常规的道德规范。从这个残酷的社会框架中反叛出来，重新恢复良知，恢复一般的思维能力，不仅需要勇气，需要忍受反叛和否定自己所带来的孤独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需要智慧和才气。因此，绝大多数人想到的和希望的是在旧的框架中寻找“新”的出路，这既不需要在政治上冒风险，也不需要为否定自己而不得不去从事更加艰苦的劳动，忍受重新学习的所带来的长时期的寂寞。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十分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在正统思想和“学术”影响下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他著述涉及的领域甚广：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化，而所涉及的专业文献甚少；从他缺乏反叛和人的痛苦的文学作品和对现存社会和思想缺乏深刻批判探究的理论中很容易看出（34）。金观涛和严家其，乃至何新相比较，除了目前他们的政治状况不同，在思想和学术上有着一样的特点。因此，分析研究七十年代末期以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带青年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所做的工作和所进行的思想运动，对于我们了解认识大陆社会和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有益的。
A.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为方向的政治言论：
金观涛在一九八○年发表的《控制论与制度改革》（35）一文可以说较为全面地代表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我们过去往往只注意了制度的阶级性，而忽略制度的科学性，为此吃过不少苦头。其实，一百年前当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就很重视制度的科学性。”（36）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制度结构的科学性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正处于幼年时期，需要一个不断的调节过程，这种调节必需求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成果。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研究制度结构的科学性的方法。科学的制度结构的生命力在于制度本身就具有不断自动调节的能力。由此，金观涛得出两个结论，一．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设计科学的制度结构，使之具有不断自我调节的能力。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不管它开始是多么优越，如果只是满足于最初的一次调节，它也会走向僵化而跟不上时机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定了一整套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37）近年来的经济落后正是在于制度没有跟着不断地调整。他接着重点提出了要学习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不断地进行制度的调整所以经济得以以高速度发展。其它如匈牙利、波兰，甚至苏联，也在不断地变革自己的各种体制。因此应该把调整贯穿于四化的全过程。他以控制论为例说明，应该是鉴别、调节和执行三个机构互相独立，以建立有效的反馈调节机制。上述三个机构的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分层次调节是科学结构的三个原理。这种科学的制度结构的保障是科学、民主和法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完全丧失了鉴别机构的机能，所以科学的制度结构遭到破坏。现在，我们必需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阶级性上是先进的，而且在科学性上也是先进的。”（38）
一九八四年，金观涛和贾新民及刘青峰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机制的探讨”（39）。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科学技术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能力取决于转化链各环节能否协调，疏通整个转化渠道需要一种多层次相互配合的协调机制。由此，他们提出了改革经济结构的一些设想。
一九八六年底，大陆暴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但是很快被当局镇压了下去，随后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争取民主的运动暂时走向低潮。这个时候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和香港《百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文章认为“学潮刚刚平息，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证实了我们的忧虑。我们深感改革需要理论，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事实将证明，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一切优秀和先进科学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实践结合，那么改革是不会成功的。”（40）
在该文中他们进一步论断，“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独特的过程，……它不但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出路问题，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空虚问题，把中国的现代化只看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必然是浅薄的，实际上它将辜负整个世界对它的期待。”在这篇文章中金观涛再次强调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观点，“中国自然科学虽然落后，但社会科学将有一个大发展，会走到世界的前面去。”（41）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大陆改革的碰壁和东欧不断变化的形势使得很多大陆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金观涛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出版于一九九○年，据作者（金观涛和刘青峰）自己说是写于一九八九年春季的《新十日谈：关於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一书中，金观涛继续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采取对话方式在十天中谈了十个问题。在第一天中作者提出了“五四时代还没有结束吗？”在第二、三、四天连续考察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们第一次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干预社会模式的设计、实施的巨大的社会工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新事物。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结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特点，即把意识形态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一体化结构”来。这种“一体化结构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社会工程，也必定用自己的社会观来塑造社会结构，计划经济是‘新一体化’结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42）他认为，共产党在的失败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创举，它将解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空虚以及未来世界的出路问题。
在这本书中，作者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是一种创举，他断言中国的改革将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空虚和世界未来的出路问题。
B.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概念和框架下的科学哲学讨论：
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意识形态家们如同三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那样，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开始了“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43）此后，在正统思想框架中的一批年轻人利用这种形势，找到了谋取自己出路的活动空间。金观涛可以说是这一批人中最成功者之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讨论中金观涛发表了很多文章。
金观涛和华国凡合作，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的“认识论中的信息和反馈”一文被认为是他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说，“本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过程模式，这就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客观规律，职能通过不断实践来修改我们的主观认识，使之不断逼近真理。如果从现代科学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认识模式，可以发现，‘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循环正好相当于控制论中著名的负反馈调节原理。”（44）“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一认识论模式时，控制论还刚刚处于萌芽阶段，反馈调节的一般原理还没有被人们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是对科学认识论的重要发展。”（45）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五个方面用控制论语言具体分析了“实践─认识─实践”模式的结构。这五个方面是一．可观察量和可控制量的限制，二．理论的清晰性，三．认识逼近速度，四．反馈过度，五．可判定条件及其它。
他们合作的另一篇文章“质变方式新探讨”，获得了一九八四年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优秀论文奖。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恩格斯把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上升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高度，现在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必需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重新认识质变方式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哲学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以后的今天，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回过头来认证的思考一下。在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究竟应当已什么方式来进行社会改革，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的改革，是不是还有必要以飞跃的方式，象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展开大轰大嗡的运动甚至暴力手段来进行？为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必需强调整个社会的稳定过渡，为什么不能片面强调矫枉过正？如何理解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同性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在局部地区共存？这些都有待我们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探讨。”“数学上的突变理论的提出，启发我们深入探讨质变量变规律中那些尚待开拓的领域。当然，它本身还处在幼年时期，正在发展之中，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数学模型与复杂多边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建立。在这些方面，科学与哲学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46）
金观涛在一九八六、八七年写作了几篇文章，最后以《我的哲学探索》为题出版了一本书（47）。这本书可以说更集中地代表了他在此前发表的有关科学史、科学哲学等文章的观点。这部书中的某些部分，据说也是旨在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且要作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矛盾论》和《实践论》（48）。本书共分为三部份：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整体的哲学。作者说，这三部份分别对应着辨证唯物论的三个最基本方面：唯物论，发展观和整体性（49）。在这本书中，作者反复强调“辨证理性的重建是这一代哲学家的任务。”（50）他说，“我决定把理性哲学的重建分成互相联系的三个环节来实现。第一部分是用不确定性概念来取代矛盾，以作为辩证法有关世界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的科学表述。第二部分是建立一种用于分析有组织的整体为何能存在又为何会演化的方法。第三部分是用新的发展观和整体观考察人和他观察的对象耦合而成的特定的组织系统，研究客观性和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我把这三部份表达为三个哲学命题。第一个命题我称为发展的哲学，它必需从分析黑格尔的错误开始并在发展公理中注入科学规范。第二个命题我称为整体的哲学，它是研究整体和部分互相依存以及它怎样演化的方法论。第三个命题我称为人的哲学，它证明作为观察对象的客观性存在是需要条件的，科学是以人本身为中心，但科学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客观和理性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的出现。”（51）他认为，“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仍然必须是唯物主义的。”（52）
C.用控制论语言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金观涛认为，“控制论也好，系统论也好，突变理论也好，它们是近代科学方法的有机部分，只有生长在长青的科学之树上，它们才会有生命力。而且，在将自然科学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中时，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结合社会科学的特点对它们加以改造。”“我们正处于一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综合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方法创新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有价值的探讨必然是艰难的。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这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53）《在历史的表象背后》（54）和《兴盛与危机》（55）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前者只是后者的缩写。它们基本上是“历史的沉思”（56）一文的扩充。在这三篇作品中，作者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写成的。他相信，作为“非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该继承的；而且不但如此，“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是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时，进一步在方法上作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5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社会演变时，往往把社会看成由三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子系统组成的。这三个子系统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也即文化结构）。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不仅它们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不同的，而且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调节的方式也有差别。社会演变和它们有很大关系。”（58）对于中国历史，毛泽东认为，“这种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59）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金观涛认为，过去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终极原因的讨论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原因在于缺乏洞察整体的能力、方法和工具。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缺少一个转折的中间层次，而系统论、控制论提供了这种方法。英国系统论者艾什比（W. R. Ashby）在控制论研究中所提出的超稳定系统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历史。这种超稳定系统具有两种机制：一、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二．依靠周期性震荡来消除偏离。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自身很难变化，但是也有周期性的震荡、改朝换代，可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因此，可以从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历史原因。封建的地主经济、统一的官僚政治和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为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必须采取各种政策和控制手段来维持子系统的平衡。一旦无组织力量无法控制时，就会暴发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并且以此消除三个子系统相互之间的不适应。正是这些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延续，并使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巨大的稳定性。
金观涛还用这种方法研究了“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一九八三年他和樊洪业、刘青峰合写了一篇《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的结构的演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科学史研究分为内部论和外部论两大派，前者强调科学发展的认识论逻辑，后者强调它的社会条件。而本文则把内部论和外部论综合起来。“我们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循环加速规律出发，提出近代科学结构，并且提出它只有从原始科学结构通过示范作用社会化而建立，这主要是内部论者强调的方面。而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转化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如否定性放大等等影响到原始科学结构社会化的，这是外部论者讨论的范围。”（60）
他们首先断言西方科学有循环加速机制，然后对比中国情况，认为中国没有上述机制。他们认为，西方自十六世纪后，科学加速发展的第一个机制是理论推动实验、实验又推动理论的循环加速过程。第二个机制是技术促进科学、科学又促进技术发展的循环加速过程。接着，他们提出要形成循环加速的科学技术结构，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构造性自然观的基础上。他们强调欧几里德几何这种构造性理论对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这种结构对技术的要求是技术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技术必须要有经济要求作为推动力量，技术必须和人类一般自然观相结合。其次，他们认为欧几里德几何对近代科学有示范作用，并且使科学社会化，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又扩大了科学的巨大社会影响。
把上述原因综合起来，就会发现科学发展和社会结构整体性的内在联系。只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不改变，促使近代科学建立的完备条件的同时出现就是不可思议的。“近代科学结构之所以出现与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之交，这只是当时全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精华在那里会聚的结果。近代科学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且随着近代科学进一步发展，它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也会趋于自己的极限。如果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在痛苦的历史反省中认识了历史，在科学的研究中认识了科学，那么她就将可能接过现代科学的火炬走向繁荣发达的新起点。”（61）
D.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统治：
一九八六年，金观涛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研究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开始接触到海外华人和汉学界关於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金观涛的活动方向也从大陆社会扩大到海外华人学界。一九八七年以后，整个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受到全面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批评马克思几乎成了一种时髦。中国科学院的某一位所长甚至说，“现在讲话，若不说两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听你讲什么。”这一切，也促使金观涛转向文化问题的讨论。
一九八八年后，金观涛发表了一些关於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关系问题的文章，并于一九九零年和刘青峰在香港出版了《新十日谈─关於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在这些作品中，他把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走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使自己成为一种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变成中国式的道德伦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然后，它再通过政党完成政治的一体化。他认为，造成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非理性化和非人性化的原因正是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共产党的失败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他批评了波普（K. Popper）的科学理性思想，赞扬了韦伯（M. Weber）对理性的分析。他断言，未来的新文化形态是以科学理性为构架，它不同于今天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理性是一种超文化，今天西方的科学理性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它还没有主动去建立一种新文化。（62）
《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一文发表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可以说更为准确地代表了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中国共产党文化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总体上乌托邦价值追求并未大规模地转化为社会行动。在相当长时期里，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政策还是较现实的，共产主义理想只作为其最高纲领存在于整个意识形态中。它起了团结党员、统一思想，维持旺盛革命热情的作用。”（63）此后，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这已经引起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和乌托邦划开距离。”（64）
他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长期被文化研究者忽略，这就是乌托邦和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65）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下，乌托邦理念的结构必然很不一样。中国的乌托邦和西方的乌托邦极其不一样，与乌托邦─大同─对立的不是乱世，而是小康，只有用“道德完美”这种价值投射社会，才能产生中国特有的大同理念：一种泛道德主义神话。中国传统的儒家具有某种强烈的乌托邦性格，但是，儒家文化的乌托邦理念是现世的，具备转化为改造现实社会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和那些建立在宗教境界之完美理念之上的乌托邦最大不同，乌托邦精神始终是中国社会改造之巨大动力。但是，在中国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全面冲击之前，乌托邦一直是潜在的。使得乌托邦追求在历代儒生的社会改造行为中被遏制，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的“经世”精神的原因有三点：
一．儒家经典把乌托邦社会界定为一个在古代社会存在过的社会。因此不象“未来”那样具有现实性。不太容易一下子转化为现实社会的改造目标。
二．儒家意识形态在两千年的政治实践中道德理想越来越被具体等同于“伦理价值”，从而使乌托邦精神现实化。
三．儒家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和道德精英主义：即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始终在第一位，而这种道德的完美有很难达到，遏制了乌托邦是社会理想的追求。
这种对于儒家乌托邦精神的遏制，其前两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进化论和发展观的冲击而崩溃。第三点在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潮流中，由于唯物论和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的盛行，随之而消失。金观涛在此又断言，儒家传统中对乌托邦主义价值的追求，极其有力地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66），在这种断言之后，他说，“既然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承袭了传统的乌托邦精神，将追求完美的道德社会作为其终极价值，那么当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结构时，乌托邦就会在其社会运作中显现出来。”（67）
他接着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中“只要它在结构上和传统一致，那么就可以在这种新政治文化中，找到和传统文化同构的三种遏制乌托邦魔化因素。”（68）这三种因素是：
一．共产主义理想定的越遥远，就越能控制乌托邦主义。
二．不断指定一些接近乌托邦的中间阶段，如“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控制乌托邦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本来不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结构，但是三十、四十年代毛泽东和刘少奇使它儒家化，强调了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和共产党的精英性。
他认为，大跃进破坏了第一种因素，此后中国共产党记住了这个教训，没有再犯这个错误。但是文化革命破坏了后两个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泛道德主义色彩，缺乏法制精神，但文革前，党纪国法毕竟还是存在的。”（69）文革的泛道德主义的神话，把毛泽东思想推到绝对权威的地位，造成了对党组织、国家机构和法律的冲击，由此，金观涛把文化革命中的一切极权暴政归结于“乌托邦实践带来共产党体制的大倒退。”（70）与此相应的是，他认为，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进步的。
四、结语
应该说金观涛在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通过研究金观涛对于所谓科学思想的讨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极权社会和它的文化学术特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一、学术为政治服务：完全意识形态化社会的学术研究特点。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这是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极权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在每一个来自共产党社会的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它把人们紧密地和政治及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泯灭了他们进行客观研究的能力与欲望，泯灭了对天赋人权的追求和人的个性。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学、艺术、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各种表现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六十年代以后的危机说明在大陆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旧的意识形态的翻新。如前文所述，二次大战以后，任何研究意识形态和化解意识形态的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极权主义制度和其教条的思想，这一点海外学者很容易看到，然而，对于已经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而失去批评和反叛精神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很难或者说不愿看到这一点。金观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从金观涛的文章和其作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思考的问题，所希望走的道路是一种通过文字问政，获取社会效应和政治功利的道路；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的产物；他寻求的是维护和健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金观涛的“新思想”、“新观念”及他的道路和共产党社会水乳交融，他从没有对极权的国家制度和教条的思想提出任何怀疑。
学术为政治服务是共产党为知识分子准备好了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学术丧失了独立性，沦为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完全切断了其他的道路，使独立的学术研究成为不可能。
知识分子要想在这个极权社会中获取地位和名利只有走这条道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凡具有这种地位和名利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政治的奴仆。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这条道路过去李希凡、王若水、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都曾经走过，李泽厚、汤一介等人则是想走而未成功。这条道路成了已经成为不知何为独立人格的大陆知识分子的通路，甚至一些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依附于这条路，如周培源、杨荣国、冯友澜。这条道路在各个不同时期所表现的形式不同，在每一时期这类知识分子都声称自己代表了最新、最革命的价值、观点和方法，他们在推动社会。但是，说到底，他们不过都是以自己的学术为现实政治，为他们认为有前途的统治者服务。走这条道路有时也需要冒一些风险，因为它需要揣测统治者的想法，审时适度地进谏和利用所谓“学术”向另一派发难，一旦失手也会败走麦城。失手的人如上述诸人，或沦为阶下囚，或韬晦后卷土重来；而逃到香港、美国以独立知识分子和民主派自居则是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和海外华人介入的产物。金观涛的文字生涯，起伏盛衰完全是在这一轨道上运行的。
二、知识和思想的封闭性：
研究一位作者的著述很重要的是看他的著作的参考文献和他使用的概念语言，这反映了他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的了解和把握程度。从七十年代以来，金观涛在其文章中曾讨论过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甚至诗歌绘画文学问题。然而，从金观涛的著述中所涉及到的很少的文献中，我们却可以明确地看到金观涛的研究和当代世界学术完全是隔绝的。他所依据的资料只限于大陆所出版的很少的中文文献中的一小部分，基本上不了解当代学术和思想的发展，。例如，关于科学史的论述，台湾清华大学傅大为教授曾经明确地指出，“金、刘等人所引用的资料首先就非常的贫乏（均是些比较过时的大《通史》之类的材料）……”。（见10）他关于科学哲学和文化社会问题的论述，也都表明他根本不知道当代在这些领域中的现状及所讨论的问题，甚至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领域中的经典原著。既使是对中国历史的论述，他所涉及的也仅仅是范文澜、翦伯赞等几本通俗的教科书。（见1和8）金观涛的所谓著述从选题、到破题都充分显露了他的知识和思想的封闭和在极权社会中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特点。他选择的问题多数是早已经被近代学术证明大而无当的伪问题，他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是各国学界所通用的方法和语言，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式宣传文体。他从来也没有了解过这些题目在当今世界研究的现状和分析该题目的方法。当然，这种了解对于一个沿着极权社会所准备的“学术道路”走的人是不需要的，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去了解。
金观涛去过一次美国后也意识到自己读书甚少（见32），但是他却没有对此进一步反省。事实上，无论金观涛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问题的“论述”，还是他的小说诗歌创作形式，以及所抒发的感情都典型地体现出大陆这个封闭的极权社会培养的人的特点，这为人们分析极权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语言概念：
检查金观涛著述的特点，人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他的论述使用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语言和概念。他对一些所谓西方学术概念概念的理解，从来没有超离过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除了在本文中笔者所提到的一些以外，即使到了一九九一年，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对于形而上学、科学、规律、历史规律、封建社会、必然、偶然、理性，经验科学思想，甚至对康德的道德自律的理解和使用都仍然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学术规范完全不同。
金观涛所讨论的问题虽然和五十年代李希凡、王若水等人，六十年代李泽厚、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七十年代汤一介等人组成的大批判小组的不同，虽然他引进了控制论、系统论的一些术语，但是他的语言，概念，推理，甚至文风恰恰继承了这一传统，即：蜕化的马克思理论─三十年代以来从苏联传来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共产党的宣传传统。事实上，前述诸人在他们的时期也都曾引进过一些所谓新的术语，并且苏联的某些官方理论家在六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大肆宣扬控制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如果人们研究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苏联理论界的情况，就会发现两种情况惊人的类似。（71）
四、历史理论中的两个教条：
金观涛的历史理论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的重新诠释构造。所谓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建立在官方思想的两个教条基础之上的。
它的第一个教条主义基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历史是发展的，并且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一切与这种发展相异的，人们就必须依靠这种模式去寻找对它的特殊解释，只有以这种“发展”的“模式”为基础，并且以这样的五阶段为标尺，才会有所谓超稳定一说。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金观涛超稳定结构的第二个教条基础。
金观涛的所谓超稳定解构的第二个教条主义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这一论点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和文章中就已经提出，此后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围绕着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进行讨论，而说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长期停滞也就成了近半个世纪来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史学界的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教条下，历史学家的“创新”就变成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是两千年，还是一千五百年，还是三千年，即所谓分期问题；历史为什么没有严格地按照五阶段，可不可能超越了一阶段，或另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所谓亚细亚社会问题。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被共产党彻底意识形态化，失去了正确地提出问题的良知和能力的知识分子更把中国大陆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可能上述那种“新”意，但从思想和理论的角度来说，毫无新意。金观涛的讨论正是这一讨论的继续。
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如果“具体”地研究汉唐宋元明清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学，绘画，建筑、乃至民俗而不是用欧洲中心主义那种一元的尺度度量，都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文明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经验研究可以表明没有停滞一说。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一元论史观，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所谓超稳定结构的拥护者金观涛，以及所谓“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叶晓青和大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及其声称对于多元主义的拥护无疑都是没有思想基础的（72）。即使是半个世纪前的汤因比的多元文明历史理论也绝不可能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一元论理论混为一谈。历史理论只要作为理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它就必须遵守理论的规则。它的前提和推论，原则与结论必须自恰，而绝对不可能是一种杂烩，任何理论工作者都必须遵守它。
五、独断的本体论：
金观涛对科学思想的论述，同样具有前述几个特点，他所研究的问题及其散文体的哲学论述完全没有进入专业的研究领域。如前所述，金观涛关心的问题根本不是当前世界在哲学领域中所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科学理论家一样，没有涉及任何西方关于科学理论的定位和方向的详细讨论文献。而且，由于金观涛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因此，他所谈的科学思想和世界上其它地区哲学界关于笛卡尔、休谟以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和不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A.金观涛的所谓科学哲学研究缺乏最基本的怀疑精神和分析精神：
运用理性和经验事实对已经存在的理论和权威进行怀疑和检验，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思想基础。然而，金观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没有提出任何怀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只是需要更为具体的科学的方法。他自己也多次承认过，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诠释。这一点从以下诸问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B.独断的本体论：
象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金观涛对于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的讨论，确切说关于辨证唯物主义的讨论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论”讨论。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他所有有关“物质”，“客观”等概念的使用，都和当代科学哲学的使用不一样，包涵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是辨证唯物主义存在原理的基本特征：人们对物质本体是不能怀疑的。而精神完全能够并且是物质的真实反映，辩证法既是原理也是方法，物质概念只是作为它的内容被崩在辩证法的框架中。这种唯物论不仅不研究科学所关心的认识论问题，并且和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识论方法和原则相对立。金观涛在讨论哲学问题时，虽然也使用了一些量子力学的术语，但是，他对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并没有重新讨论和定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坚持的是唯物论，他的讨论没有涉及任何时下科学思想所他论关心的认识论问题。
C.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本体论是它存在法则的基本特征，而方法论是第二位的；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是科学的世界观，这种要求使它成为一切的指挥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只有当它涉及社会问题时，它的重点才会放在辨证的方法论的特点上。对他们来说，这种所谓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科学技术进步共同成长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标准，是在一切结构中普遍适用的。既然如此，为官方服务的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到科学中去找寻这种整体性，普遍性的原理。这就是在七○年左右，苏联的哲学界所讨论的作为整体科学的控制论和系统论应该是一种哲学的原因。（见71）
金观涛所走的路和苏联哲学家的路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从抄袭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就会更多地发现这种教条哲学的特点。这种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的重点是方法论的规则，它要寻找的新方法仍然是物质世界的整体的普遍规律。然而，对于今天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来说，它要求的是一种开放的方法论，它不承认那种本体论式的、绝对普遍的、永恒的基本原理。它认为根本没有固定的基本原理，只有假说，而假说必须经过经验检验，必须永远公开保持修正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金观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教条主义。
D.严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拒绝在原则上矛盾的论述：
金观涛要以科学理性重新构造辨证唯物主义理论。然而，近代产生的严密科学理论和思想要求理论的清晰性和可验证性，在这种意义上它拒绝任何原则上矛盾的论述，也可以说拒绝辩证。辨证只具有某种启发的意义，它只是向科学家建议，如果他分析自然过程，可以如何去做尝试。任何一种不能证实或证伪的陈述，它的意义只限于“试图去解释”。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因此金观涛的这种思想努力完全是和科学理论不相干的，他的科学思想讨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
六、历史作用：
在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往往不是依附专制，参预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就是为化解这种全盘意识形态化努力。中立化，不过问政治实际上作用也是化解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是不能容忍这种中立的。化解意识形态化的方法除了中立化，不过问政治以外，其积极的方法则是积极引导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化解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地涉及灭绝人性的极权制度，涉及那种教条专断的思想体系及其方法。
六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共产党的倒行逆施，青年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日益加深，反叛精神愈益强烈。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少数人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反叛出去，开始了新的探索。然而，金观涛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怀疑，在政治上金观涛试图为所谓改革派服务，延续共产党在五十年代中国所走的路，在行为上金观涛走的是攀附权贵之路。有人认为，在极权的社会条件下金观涛不得不披着和马列主义的外衣。然而，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观涛并非不得不，而是从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蜕化产物。金观涛的这种政治和历史作用，香港大学逯耀东教授曾经做过准确的分析。他指出，金观涛的历史理论实际上是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主义的魂，使共产党在理论上找到了一条摆脱理论危机的出路。而金观涛的实际历史作用也正是如此。他使青年人不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独断教条，而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调节自身适应新时代的科学，不是极权制度出了问题，而是人们不能适当地从思想和政策上调节适应这些新问题。因此，毋庸置疑，金观涛的所作所为不是化解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使青年人饮鸩止渴，缓解了这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崩溃，加强巩固了这种极权的意识形态和制度。
金观涛在八十年代大陆青年一代中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恰恰是封闭的共产党社会的特点使之所以。其原因在于：
A．这一代青年完全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身已经被完全意识形态化，无论从语言、概念还是所使用的方法他们都和金观涛是一致的，很容易接受金观涛这一类思想。
B．在这些青年中绝大多数都是仍然对共产党充满幻想。
C．封闭社会使人们很难了解世界上其它的学术思想，其已有的教条主义的心理和学术规范又使他们从一篇半篇的少量文章中很难产生根本性变化。
D．专制政权和宣传出版机构的帮助。专制的垄断使得只有象这样的作品才能得以出版，只要当局通过，这种作品就可以长驱直入，毫无竞争、批评地占领所有的舆论阵地。对于金观涛的“理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一些官方的理论研究机构多次组织座谈会，钱学森等人并且曾经亲自撰文介绍，为这种舆论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在青年中产生的巨大效应的现象，近半个世纪中曾经在金观涛的前辈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多次。在四十年代以前有陈伯达以《中国的四大家族》，刘少奇以论毛泽东思想发迹，五十年代以后则有前文所说的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以及李泽厚（73）等人。
七、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海外为大陆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然而，以金观涛为案例，人们会发现在这种交流中，很多大陆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变化，从语言到思维方法，从选题到分析问题，以及对文献的了解，基本如故。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验证托马斯·库恩的理论的机会。
（1）价值与方法的不同使金观涛这一类共产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规范，一个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使他们不仅和外界对话产生了很大的困难，而且难以对当前世界的学术问题和学术讨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关心的是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政治效益问题，而不是研究问题。对于这一点海外学者已经深有体会。这一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对内，则有意和无意地，即，或因维护自己的地位，或因已不辨是非，联合把稍有反叛思想的知识分子扼杀在襁褓中，使他们发不出声音，就已在幼稚中死亡。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为极权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这种心理规范，学术规范的转变通过演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库恩所说的通过彻底否定自己的革命，从新做起，然而这是极其困难痛苦的。首先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固定僵硬的框架，甚至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六十年代末期，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仍然无反省地坚持这一框架，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在学术领域中缺乏应有的敏感，因此他们可能永远认识不到这一差别了。其次，这对于爱名誉地位胜过爱知识的人更是谈何容易，他们即使在这一两年来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花费时间和精力从头学起，从新接受艰苦的训练。这就是虽然有些人到了海外多年却仍然死守旧有的原因。
除非共产党社会及其文化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历史条件，否则，这个知识分子共同体必将被推向社会舞台的角落，演变成多元社会中的一小群左派或右派失意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德国，埃森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86期，1993年6月）
注释：
1.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1988年4月号。
2.李中华：“大陆文化热的起因与知识分子的觉醒”，台湾《中国论坛》，第295期，1988年1月10日。
3.陈来：“思想出路三动向”，台湾《当代》，第21期，1988年11月。
4.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第4期，1991年4月。
5.还学文：“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第7期，1991年10月。
6.傅伟勋：“走向未来的金观涛与刘青峰：大陆学术界的前卫象征”，台湾《文星》，1987年第1期。
7.胡昌智：“过去的迷惘：评《兴盛与危机》”，台湾《文星》，1988年第3期。
8.逯耀东：“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论的魂”，香港《明报》，1988年11月号。
9.同1.。
10.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峰《问题与方法论集》以及刘青峰《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台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88年夏季号。
11.陈璋津：“金观涛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31卷，第5期，1988年11月号。
12.D.A.Kelly:“Chinese Controversies on the Guiding Roll of Philosophy over Science”（打印稿）。
13.金观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新十日谈：关於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金观涛、刘青峰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
甘阳：“儒家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我们在创造传统》，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第17页。
包遵信：《批判与启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58页，第61页，第66─67页。
14.见2.、3.、15.、16.。
15.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215页。
16.金观涛、刘青峰：“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香港《百姓》，1987年6月号，第42─44页。
17.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第271─272页。
18.《Meyers Enzyklopaedisches Lexikon》,Bd.12,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AG.Mannheim,S.439─440。
19.Lieber,Hans-Joachim:《Ideologie, Einehistorisch-systematische
Einfuehrung》,Paderborn, Muencchen,Wien,Zuerich:
Schoeningh,1985。
20.Shils,Edward:“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Ideology”,i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hg. von D. L. Sills, New York1968,
Nachdr.1972,Pp.66─75。
Jordan,Pascual:“Das Ende der Ideologien”,in《NeueDeutscheHefte》2,S.581─594。
Partridge, P.H.:“Politics, Philosphy, Ideology”,in《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Anthony Quin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p.32─52。
Bracht,K.D.:《Zeit der Ideolodien, Eine Geschichte politischen Denkens im 20. Jahrhundert》,Stuttgart1982。
Albert, H.:《Oeonomi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Therorie》,Goettingen,1954。
Geiger,Th.:《Ideologie und Wahrheit,eine soziologische Kritik des Denkens》, Stuttgart/Wien1953。
Topitsch,E.:《Sozialphilosophie zwischen Ideologie und Wissenschaft》,2. Auflage, Neuwied 1966。
2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22.见4.，第32页。
23.见3.。
24.见8.。
25.见6.。
26.参见扬人（仲维光）：“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德国《莱茵通信》，1991年第3、4期。
多多：“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歌”，斯德哥尔摩《今天》，1990年，第1期。
贝岭：“中国大陆前卫诗歌运动：对一个时代终结的回顾”，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10月20日、21日。
27.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7页。
28.同上，第12页。
29.同上，第12─17页，引号内为第13页。
30.同上，第17页。
31.同上，第23页。
32.金观涛：《金观涛刘青峰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33.同27.，第33页。
34.参见32.，《金观涛刘青峰集》中“太阳岛的传说”一诗。
35.金观涛、刘青峰、樊洪业：“控制论与制度改革”，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3期。
36.同上文，此处引自《问题与方法集》，金观涛与刘青峰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37.同上，第494─495页。
38.同上，第504─505页。
39.金观涛、贾新民、刘青峰：“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机制的探讨─兼论我国科学技术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能力的原因”，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1期。
40.见16.。
41.戴晴：《学者采访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42.同13.，第69页。
4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44.金观涛、华国凡：“认识论中的信息和反馈”，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3期。此处引自《问题与方法集》第357页。
45.同上，第358页。
46.金观涛、华国凡：“质变方式新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此处引自《问题与方法集》，第355页。
47.见27.。
48.参见6.。
49.见27.，第435页。
50.同上，第47页、第49页、第436页。
51.同上，第47页。
52.同上，第179页。
53.金观涛、刘青峰：《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54.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55.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56.见53.，第2─46页。最初发表于《历史的沉思》，三联书店，1981年。
57.见53.，第9页。
58.见53.，第5页。
59.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
60.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科学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出版社，1983年。可参见53.，第155─239页。
61.同上，第239页。
62.金观涛、刘青峰：《新十日谈：关于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
63.金观涛：“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香港《二十一世纪》，第2期，1990年12月。第25页。
64.同上，第17页。
65.同上。
66.同上，第25页。
67.同上。
68.同上。
69.同上，第30页。
70.同上。
71.参见A. Reitzer,《Kommunismus und Kybernetik（Kybernetik in der Sowjetunion）》. Bonn1967;“Methodologische Problem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Kritische Analyse der
ostwissenschaftlichen und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n Position”,《Philosophia Naturalis》76/77, Frankfurt/M.
72.叶晓青：“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观─评N.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1986年第6期。
7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李泽厚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文章找来读。
74.附: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一封信（1984年12月22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力群同志：
“走向未来”丛书在中央许多同志的支持，及您的直接关怀下，第一批书（12种）84年3月和广大读者见面，引起强烈反响。不到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印数由几万跃到二十几万。新华社、人民日报均发了消息和评论。不完全统计，至今年九月，全国各地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已陆续发表了四十多条消息、评论，向读者推荐这套丛书。许多高等学校召开了“走向未来”丛书专题读书会、讨论会、报告会。今年12月12日至14日，浙江省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浙江工人报社、东方青年杂志社、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辑部）联合召开了“走向未来”丛书大型评书会，盛赞这套丛书。目前，第二种书（14种）已发印厂，估计明年能见到书。（有关这套丛书社会反映的材料见附件二）。
“走向未来”丛书至（原文用的是此字─注）所以在读者中，尤其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是由于近年来我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自然科学及方法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严肃地、科学地介绍当代世界的各种科学新成果，帮助他们结合我国传统，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开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青年读者纷纷致函或登门拜访表示希望丛书编委会能创办一份“走向未来”杂志，以补充丛书周期性长之缺陷。第二批书稿发稿后，编委会认真总结了近两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一致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来研究成果及我国中青年理论研究成果的评介工作，需要对不同层次的青年，从理论上进行不同层次的宣传教育，确实有必要出版一份两科结合的“走向未来”杂志。为此，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所党委批准，我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报了建立自负盈亏的“走向未来”杂志社。（见附件二）青少所在整改中有可能撤销，我们希望报批建立杂志社不受此影响。为了加强对丛书和杂志的指导，还顺请您为我们推荐一些同志任顾问。
特此呈报，恳请您批准。此致
敬礼！
金观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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