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冲突
─忠实于科学道德规范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在以科学思想为中心进行讨论和从事社会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是和许良英、金观涛不同的另一类型的代表人物。他的年龄在许良英和金观涛之间，所受的教育和在社会中的经历既有和上述二人分别相似的地方，也有和他们不同的地方。他的专业是天体物理学，然而，自七十年代初期起来，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想和僵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条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忠实于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也即是忠实于科学研究的文化，使他开始背离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架，并且最终和统治者─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对于科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及其历程，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在极权社会中真正忠实于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和境遇。
1.在逐渐走向封闭的极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工作者：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最重要的反叛群体出现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他们的主体是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没有上大学的那一代中学生；然而，在反叛的学术界最具有思想影响力也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却是方励之，一位共产党统治大陆后不久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共产党统治中国后的各种变化和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
A.青少年时代的良好的教育基础：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物理，他学习勤奋，成绩十分优秀，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为他整个一生的其它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和思想基础。造成方励之这一代和金观涛这一代不同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环境。方励之处于一个社会制度变迁的时代，在他的高中和大学时代，社会迅速地向全面意识形态化发展。在这段时期中，知识分子一批一批地遭受到整肃，学校开始不断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可以说到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基本上完全了完全意识形态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使得方励之得以不象金观涛那一代人那样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使得他有可能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受到良好扎实的教育和训练。然而，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个时代在方励之身上的另一面反映，即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过程在方励之这一代人身上造成的影响。
B.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方励之在大学其间，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反叛和独立的思想精神。相反，他基本上是沿着社会准备的道路走下去的。他象绝大多数人一样拥护共产党和占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只不过他试图用自己的才智做的比别人更突出一些罢了。在大学其间，他连年被评为优等生，并且加入了只有极少数所谓优秀分子才有资格加入的共产党。入党在大陆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标志，它使持有共产党党员称号的人享有常人所没有的好处。因此，在当时这不仅表明他成绩优秀，而且表明他在政治上是相当主动地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保持一致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在北京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事先他和物理系的团总支书记等几个人商量好，在会上突然提出教育应该培养有独立精神的红色专家这一问题，这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然而却遭到了学校党委的批评。因为党委认为，党的教育方针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好了，用不着再去讨论。一九五六年，方励之从北京大学毕业，由于他成绩优秀、家庭出身好，并且是党员，因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由于斯大林去世东欧的国家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些松动，这一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励之和他的大学时一些同班同学毕业后感到在社会上政治空气压抑，中国仍然缺乏科学和民主精神，为此他们决定给中共中央写一封信，提出这些想法。但是这封信只写了一个提纲，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他的几个同学因此被定为右派，他也被开除出党，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然而。上述一切却并不说明方励之叛离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只能表明他在那时仍然对共产党充满幻想，并且依存于共产党。一九七九年，共产党为右派平反之时，方励之又重新回到了党内。但是，这时有一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拒绝再重新回到党内，
C.富有成果的科学工作：
一九五八年，方励之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从此他专心于专业研究。六十年代，他不但在教学上十分出色，而且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一九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他再次受到冲击，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与研究。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天体物理学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现：一九六三年发现类星体；一九六五年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一九六七年发现脉冲星，这些新发现的天体和天文现象极大地刺激了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七十年代初期，天体物理学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很多物理学家转向了天体物理学。方励之也敏感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天体物理学。一九七二年，他在科大组织了一个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天体物理学论文，“关於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33）。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月，方励之在学术会议上相继报告了他的小组对于黑洞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观测的角度提出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并计算了由不同物态方程所得出的黑洞临界质量（34）。一九七四年，国际天体物理学界发现了脉冲星双星PSR1913+16，这为检验广义相对论所提出的引力辐射的存在提供了条件。方励之立刻认识到这个射电脉冲双星非常可能是由双致密星构成的。后来观测证实了他的推测。（35）
到一九七六年，方励之已经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做出了很多令人注意的工作，在一九六六年之后的十年中，这在中国大陆是十分罕见的。几乎所有和他年龄相仿的同代人，在那些年中都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无所事事。
D.科学研究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冲突：
由于爱因斯坦的某些宇宙学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相矛盾的，。因此，宇宙学的研究在共产党国家始终是一个禁区。方励之在一九七二年研究这些问题，并且不回避某些极为敏感的概念，这对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家，对于那些俯首于当局的科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两篇批评宇宙学的文章。其后，直到一九七六年姚文元等人被赶出中央委员会，杂志不得不停刊为止，在这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批评宇宙学的文章，而所有这些文章批评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
这一冲突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宇宙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种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神学的需要的新神学。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经有了关於宇宙的正确答案，用现代物理学方法对宇宙问题的研究是“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影响下，从根本上说，只能是自然科学这株大树的枝丫上生长出来的一朵盛开的却又不结果实的花朵。”“这种‘宇宙学’，包括其中的各种流派，无一例外地都是‘把自己在科学上的无能拿来诬蔑宇宙’（培根），都是现代的新神学。”（36）
这一冲突的另一个问题是正统思想认为，宇宙模型或者宇宙解不是一种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而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哲学解。他们认为宇宙学是要“建立起一个一下子穷尽宇宙全部真理的宇宙模型”，“但是都失败了”，因为“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奢望”，“宇宙的整体没有什么数学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学解”。（37）
在具体问题上，这一冲突集中在大爆炸宇宙学上。大爆炸宇宙学提出的宇宙起源和宇宙在做膨胀运动的假说成功地和很多观测结果相符合，但它的宇宙有起源论，时间和空间有限论，却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这一原理相矛盾，因此被正统思想的卫道士指责为是“现代的创世记”“一本道地的宇宙退化史”“科学的遮羞布”“政治上的鸦片烟”“力图证明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超越，而且还可以无限地自我膨胀”（38）等等。
在这场涉及科学问题的争论中，方励之并没有退却，一九七五年他写了“河外天体红移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一文（39），一九七六年，又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组的名义发表了“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40）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科学概念和正统思想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2.从物理学的思想和概念到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
哈威尔认为，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深刻的危机，持不同政见者以一种与此相对立的理想与行动相抗衡。那些独立的，互相合作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和社团的存在，有力地表明极权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谎言是可以击败的。在《无权者的权力》（41）一书中，哈威尔提出“为真理而生活”这一箴言。他认为，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和职业上坚持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上忠实于它所要求的职业道德，至少不昧着良心去积极从事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那么这种极权制度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就会不攻自破。
方励之七十年代以后的思想和生活历程为哈威尔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从忠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忠实于科学概念和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出发，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由此，他进一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和制度根源，并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坚持尽可能讲实话，在不能讲实话的时候沉默，这使他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共产党最畏惧的知识分子。方励之的案例再次说明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它同时也表明，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动摇极权社会基础的最有效力量。
A.从科学概念和科学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
方励之后来在回忆七十年代初期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突时说，“自从一九六五年发现微波背景辐射之后，宇宙学越来越物理化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从事这项研究，我们也就是这种被吸引者。可是，这种纯然的物理研究，却被斥为‘为宗教服务’、‘搞伪科学’云云。这些无知的哲学干扰，使我心目中的哲学形象顿时改变了。原来哲学总是和高尚智慧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则觉得哲学讨厌极了。不能不下决心象轰苍蝇一样，轰走这些哲学，否则就无法有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42）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虽然有所松动，但是科学研究和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减弱，方励之利用这种形势，从科学概念和思想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说，“宇宙学事件发生在十年‘反常’期。由于那时一切反常，所以，上述类型的哲学干扰似乎也只是一时的‘反常’而已。也就是说‘反常’期里，是用坏的哲学以坏的方式去指导物理，故而造成错误。不过，仔细思考之后我没有天真地接受这种‘反常’说明。因为，历史事实是，解放以来所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批判，都是错误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件更早的史实。一九○八年成书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用哲学对物理学家的研究作过具体指导，即对马赫的时空理论的批评。现在应当有勇气去说了，从物理学角度看，那些指导是错的。它至表明指导者不懂（至少不了解）物理。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其错误并非是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结果，而是就当时的物理水平而言的。”（43）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方励之从科学研究出发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下问题上：
（1）宇宙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2）宇宙模型、宇宙解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概念和方法；
（3）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
（4）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
（5）时间和空间问题；
（6）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问题；
（7）天体物理学中的“第一推动”问题；
（8）理论物理研究中的“大统一理论”；
（9）关于人择原理，科学的“灵魂不死”等问题。
（1）宇宙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对宇宙问题的看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它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解决了。物质世界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它永远存在，永远运动；宇宙无限，并且没有起源，也不会毁灭。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科学，因此，任何对宇宙问题的探索都是伪科学。对此，方励之从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认为宇宙学是一门科学，对宇宙问题的科学研究是正当的。
方励之在“围绕着现代宇宙学的一场科学与假科学的论争”一文中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宇宙学发展到现代阶段。由于人类实践极大地丰富和提高，天文观测的尺度已经达到一百亿年及一百亿光年的时空区间之上。这种深化提出了探索大尺度宇宙空间中的规律的新问题，并且发现了许多大尺度上所特有的系统性特征。例如，河外天体具有普遍的、系统的谱线红移；微波背景辐射具有黑体的谱型，并且有相当高的各向同性；在许多不同的天体上氢与氦的丰度比具有大致相近的数值；大多数星系都可以归属于不多的几种形态等。这些现象表明大尺度现象和小尺度的天体系统并不完全一样，必须系统地研究它的特殊的运动形式。近年来除在观测宇宙学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外，在对于宇宙的认识上人们也提出了很多有成效的理论。例如，天体物理学家提出了整个可观测的天体系统可能正在做系统性的膨胀运动的观念；认识到大尺度上的时空性质可能偏离欧氏几何；发现某些化学元素的起源可能与大尺度天体系统的演化密切相关等等（44）。理论和观测都表明现代宇宙学是一门科学，因此，方励之说，“五十年代苏联对宇宙膨胀学说本身的批判，是没有根据的，七十年代‘四人帮’对大爆炸学说的批判更是宗教裁判式的对科学的扼杀。要健康地开展现代宇宙学的研究，首先应当打碎这些批判带来的迷信和蒙昧。”（45）
（2）宇宙模型、宇宙解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概念和方法；
这个问题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中的科学家来说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建立在教条的反映论基础上的，对他们来说科学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建立模型的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方励之在这里提出，模型的方法是自然科学中经常使用的方法，随着观测材料的丰富和精确，随着理论分析的深入，人们不断地摈弃不正确的模型，修正不完善的模型，并且提出新的模型，这样就推进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他认为，人们对宇宙的科学认识，使得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奠定在越来越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哲学如果没有自然科学，脱离开数学解、物理解的哲学解，绝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只能是唯心主义的玄想（46）。“的确，在他们这种观点泛滥的那几年间，有些热心科学的青年，因为不明真相而上当受骗，对自然科学不做深入研究；仅仅根据一两条哲学原则就来创造哲学宇宙体系，创造世界模式。”（47）
（3）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
在中国大陆，任何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稍有冲突的理论都被视为禁区。“热大爆炸宇宙学，甚至整个现代宇宙学，就是曾被他们判处‘极刑’的理论。”（48）因此，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大爆炸宇宙学在世界其它地区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题目。七十年代末期，在报刊上谈论大爆炸宇宙学甚至会产生轰动效应，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还在报刊上不断地攻击大爆炸宇宙学及其它宇宙学和物理学中已经通行观点。关于如何看待大爆炸物理学，方励之从科学概念出发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这场争论对科学界、思想界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方励之说，哲学原则不能代替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的争论只能依靠科学实验来解决，而不能依靠信仰（49）。大爆炸宇宙学是科学地研究宇宙演化问题的一个学派。他列举了热大爆炸宇宙学的主要观点，认为它最出色的思想是把化学元素（或核素）的形成和演化同整个宇宙演化的动力学联系起来，把核物理的成果同广义相对论巧妙地联合起来。（50）“在现有的几种宇宙模型中，热大爆炸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因为它能说明的观测事实比较多，而且它的一些最重要的预言也被观测所证实。正因为如此，这个学说受到广泛的重视。”（51）他承认，大爆炸宇宙学也有自己的困难和难题，对于大爆炸宇宙学在学术界也仍然有不同看法，但是，“大爆炸宇宙学涉及的学多问题，是科学问题，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加以解决。”（52）
（4）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
关于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这一问题，方励之说，它虽然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人们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深化。它和以前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最大不同在于，“以前的争论是思辨式的，不同哲学观念之间的辩论。现在，宇宙的有限和无限已经成为一个科学问题，即用观测（或实验）与理论相互比较以判断是非的方法来研究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许多原来属于哲学探讨的问题变成纯粹的科学问题。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例证。”（53）
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宇宙无限论时并没有弄清楚无限和有限真正含义。首先，作为数学上的有限和无限，在非欧几何确立之后就有多种含义了。“有限并非一定有边界，无限并非一定无边界。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由无限的周长所包围的面积，可不大于一个有限半径的圆面积。”（54）作为数量或结构不断突破的无限，实际上是受欧氏几何及平直时空观念的影响而对无限的一种直观的理解。在物理上，如果空间是无限的，并且均匀地分布着各种星体和物质，那么通过简单的计算就会得到，白天和黑夜天上到处都一样地亮。显然这和事实是相矛盾的。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方励之不止一次地引述了爱因斯坦一九一七年发表的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做的考查”（55），用以论证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空间无限论是必须重新加以审查的（56）。虽然距离一九一七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极权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新问题”。
（5）时间和空间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中，“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是客观的，因此，时间和空间也是客观的，物质是无限的，因此，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方励之利用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的最新探索，对这个教条命题提出了讨论。
他说，自从相对论产生以来，时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含义，在测量时间时，只有明确地知道钟是沿着怎样的轨道运动，才能使用它进行含义明确的时间测量。然而，随后出现的量子论给这种时间概念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为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有一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以致我们原则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物体运动的轨道，并且我们原则上不能在十的负四十三次方秒以下使用时间概念。有界限的东西往往是有起源的，时间也应该是起源于没有时间的状态（57）。“在量子宇宙学中，时间不再是基本的物理量，它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时间概念开始使用之处，就是时间的起源，宇宙的原初。科学家正在探讨宇宙原初的物理状态及其是由什么决定的。”（58）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剑桥大学的霍金（S.W.Hawking）等人致力于发展一种“没有时间”物理理论，一九八四年他们得到第一个完整的宇宙自足解，尽管它还只是对几个非常简化的情况做了计算，不能算是正式宇宙的解，但是它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对于“什么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以及“存在是不是非要有形式不可”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方励之认为，它们将成为过时的问题。“因为，在物理学中已经开始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就象水是由氢氧构成一样，时间可能是由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级量。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物质的存在形式并不一定是时空；二．时间的基本性质在于它与更基本的量之间有怎样的定量的关系，就象水的基本性质都决定于它的分子构造那样。”（59）
（6）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问题：
物质无限可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教条。列宁说过，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毛泽东更是强调，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质子、中子、电子都是可以无限继续分下去的。这种无限可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上。至今，上述思想仍然在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甚至绝大多数科学和思想的工作者都不能想象有抛弃这一“原理”的可能。例如，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在纪念忠实于共产党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去世的文章中说，一九五五年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同他讨论了粒子物理问题，然后，“以他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向他“阐述质子、中子、电子是可以继续分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钱三强听了这番宏论“很有豁然开朗之感”。（60）然而，方励之从科学出发对这一教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在八十年代，方励之不只一次地直接批评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参见43）一九八一年，他在“理论物理学的前景”一文中说，“今天，既然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已经从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化等理论提出怀疑，那么，在物理学中，似乎再没有必要把列宁的‘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视为当然的结论了，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被证明过。”（61）在谈到引力的量子效应问题时，他说，“而引力的量子效应却会带来一个新的能量尺度，在能量大于此值的范围，时空本身不再是一个描述运动进行的连续背景，而是有明显的引力场的量子涨落，因此不可能再谈更深层次的物理结构。这个能量界限是十的二十四次方电子伏。这样，无论在经典的或量子的引力中，我们都会遇到是理论物理终结的界限，或者是在起点之处不再存在物理因果律，或者是在十的负三十三次方厘米之下不再有更深的物理结构层次。”（62）
关于对立统一，一分为二问题，他说，自然界有很多基本问题并不象“一分为二”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成对立面的存在。首先，宇宙中存在万有引力，但是在科学史中一再证明没有万有斥力。康德曾经从“排斥和吸引相互斗争”出发，提出宇宙中也有万有斥力，并以这两种力作为他的太阳系演化模型的力学基础，但是，拉普拉斯从力学的角度否定了他的观点，因为为了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并不需要既有引力又有斥力，而只有万有引力就行了。在这种引力体系中，角动量是守恒的，这一点保证了旋转和盘状结构的形成。（注解63）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更进一步证明不存在斥力的精度可以达到十的负四十次方，比光子不存在静质量的精度还要高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大陆的许多教科书还是在以康德的错误观点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做。同样的问题是，自然界中有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的粒子，却没有相应的带北磁荷和南磁荷的粒子。这种没有万有斥力和磁单极的科学事实，不仅不是今天科学的缺陷，即它未能显示出世界的所谓“辨证图景”，恰好相反，正是这些“不存在”为我们探索宇宙的极早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其实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伽利略的新物理学的重大区别。（64）
（7）天体物理学中的“第一推动”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第一推动”问题也是一个禁区，它是一个唯心主义问题，一个宗教神学问题，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世界无限论和进化论。为了化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励之介绍了天体物理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信仰问题。他说，宗教的“第一推动”说当然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因为它在超自然中寻求自然运动的原因。但是，国内流行的一般批判和否定都是错误的，这种流行的批判主要是依据两条原理来进行的：一．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二．世界是逐渐生成发展的，所以不存在第一推动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并没有得到任何科学的证明；而且即使在经典物理学中，由于不能保证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之外是没有存在的，因此坚持时间的无限性并不能避免“第一推动”的存在，坚持空间的无限性也并不能保证宇宙之外没有为上帝留下居住的场所。（65）而依据宇宙是演化发展的原理，尽管可以消除第一推动是怎样造出现在的各种物质之类的问题，但是，它却仍然不能使我们回避“第一推动”问题。（66）
（8）理论物理研究中的“大统一理论”和人择原理：
近年来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的“大统一理论”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禁忌的题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试图寻找一种统一的能解决一切的一劳永逸的理论是不可能的，是资产阶级没落心理的一种反应。一九八一年，方励之首先在一本拥有大量读者的普及性的杂志《百科知识》上，向人们介绍了物理学家正在致力的“大统一理论”。他从物理学的内容出发，激烈地批评了正统的意识形态。提出，“如果不是用本能而是用思考来自问一下，为什么终点观一定是反科学的？为什么不可穷尽观又一定是科学的？就至少会感到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想，在讨论理论物理的前景时，认真介绍一些‘非标准’观点，或许是值得的。”（67）接着他介绍了物理学史上的三次理论统一，第一次是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统一了支配天体运行和地面落体运动的规律。第二次是麦克斯韦（Maxwell）建立了电磁理论统一了电、磁和光学现象。现在，人们则力图建立把电磁作用、弱作用和强作用都包括在内的理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统一理论。目前大统一理论的方案很多，进一步的实验可望对低能状态的进行某些检验。但是，对于这一理论的关键性的检验是在高能，而在实验室中做这样的实验目前来看还没有可能。正因为如此，一些粒子物理的工作开始从加速器转向宇宙学等其它方向。然而，在宇宙的观测上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界限。在这里，方励之还介绍了被马克思主义指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人择原理在大统一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物理学家是如何实用它的。
（9）关于科学上的“灵魂不死”问题：
关于灵魂，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灵魂”是非物理的一种特殊的东西，另一种认为“灵魂”就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即原子和分子的运动。方励之说，两种看法都有问题，前者不能说明非物理的东西怎么能支配人的物理行为；后者不能说明人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现在希望通过整体论来说明“灵魂”。整体论认为，物理学中的温度，计算机中的软件同生命现象都是系统的一种整体的表现，不能还原成局部性质之和。因此，“灵魂”可以看作是物质大脑的一种整体特性，相当于计算机软件功能，它既不是非自然的，又不能还原成原子分子的运动，这种软件功能，是通过社会实践赋予的。并且“灵魂”也是可以提取的，当然这里提取的含义与灵魂出窍的迷信说法是很不一样的。把提取的灵魂赋予某个机器，代替人的躯体去做宇宙航行也是可能的。那种认为灵魂绝不可能复制的看法，是自古已有的“人类中心”观念的一种反应。（68）
B.用科学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讨论
七十年代，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中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冲突，深刻地感到了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和压抑。因此，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有效地利用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从科学概念出发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并且进一步直接讨论了科学和哲学，即科学研究和这种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北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讲习会上，方励之做了“现代宇宙学及其哲学问题”的讲演。在这次演讲中，他除了从天体物理学概念的角度批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以外，还批评了哲学上的“代替论”，他说，“企图用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代替实践，甚至凌驾于科学实践之上来作为判断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那绝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以自然辩证法为旗号来束缚科学的新教条。”“伽利略有一句话，很适合这种自命的‘哲学家’。他说：‘这些人甚至连这个称号都不配，’‘他们满足于崇拜死人，他们不是以应有的慎重态度来进行哲学研究，而仅仅是用他们所背诵的几条理解得很差的原则来谈哲学’。现在是清除这些以背诵几条理解得很差的原则来冒充辨证唯物主义，并强迫别人去对他们顶礼膜拜的新宗教的时候了。”（69）
一九七九年，他再次直接批评了列宁，认为他对他同时代物理学家的评价，“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变成了一顶打击科学家的帽子，这个问题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界的一块不能问津的禁地。他说，“有一种习惯的经典观点：自从彭加勒、马赫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常常是由一些哲学上渺小的科学家推动的，或者最多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总之，在这些人身上具体的科学成果是可取的，至於传统的、精神的、哲学的方面则是不足道的。需要的不仅不是虚心，而是全面的批判。彭加勒、马赫之后的科学家，在传统精神哲学等方面究竟有没有值得去虚心地学习的东西呢？这个问题是一块禁地。”他认为，在这块阵地上，现在也是采取一点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态度的时候。“世界上，指导着或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思想、观点、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或一种科学的哲学。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成果，怎么能用‘渺小’来概括指导他进行研究的哲学思想呢？一般说来，‘伟大与渺小’这顶帽子本身就是荒唐的东西。科学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危害。”他说列宁把马赫批判为‘渺小的哲学家’，进而把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观念用唯物主义观点一词来替代，再进而把这种时空观说成无害，也就是正确的观点，并且同时杜绝任何科学的批评和发展。我们应该重新评价这种哲学对於科学究竟起了促进还是阻碍作用。（70）
一九八○年十二月，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有人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三学（科学学、人才学和未来学。─笔者注）。这又有一个预设的论断，即马克思主义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全是如此，许多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都已被证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人类历史中有许多不同的文化或文明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或者也可作为一段。一段时期的过去，也许并不是坏事，因为，人类总是脱掉旧思想才能进入未来的。”（71）
一九八二年十月，他在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所谓“指导论”提出批评。他说，现在许多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都非常疏远，其原因在于这门学科的“老”“爷”气。“老”气是指其老气横秋，“爷”气是指其霸气，一切都要以它为指导。“自然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仅在技术问题上，学术思想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观上和科学哲学观念上也是主人。相邻的学科之间的影响总是存在的，但是不需要‘爷’式的‘团结、教育、改造’”。（72）
在此以后，他更是多次明确地提出，“不要迷信所谓的‘最高’‘指导科学研究的原则’，这种‘最高原则’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我是不同意的。如果进而认为存在着指导科学研究的最高哲学原则，那就更是错误的。”（73）哲学就象数学一样，是物理学的工具，“物理学中包含着许多不同数学的贡献，却不存在一种‘最高’的数学，物理学中包含有许多哲学流派的贡献，但也不存在一种‘最高’的哲学。实际上，大凡是真正的科学，都不会自称为最高的。”（74）过去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研究的指导“总是做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果。这就是说，解放以来，所有的学术批判没有一次是正确的。”（75）他认为，物理学家并不需要很有系统、逻辑连贯的哲学理论，但是，被他采纳推崇的哲学思想，必定要在他的科学研究中起重要的作用。哲学家并没有必要强迫自然科学家去接受自己的哲学，这在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有它自己的独立判断标准，并不以某位或某些党政领导的好恶为转移。培养这种精神是我国高等教育应当重视的问题。”（76）
方励之的这些讨论，对于化解这个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C.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极权社会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于正常的科学研究的干涉逐渐使方励之感到这个社会的不正常，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的本质。这种认识使得他深切地感到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越过了科学领域，对社会问题发表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其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一起来干预社会问题。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爱因斯坦的很多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诸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中间，他之所以受到爱因斯坦的极大影响，除了爱因斯坦自身的伟大和方励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不断地接触到爱因斯坦以外，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出版了许良英等人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一年，他在《中学生》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强调了爱因斯坦的下述观点：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一个人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学生必须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77）
一九八五年，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说，“对知识分子来讲，有社会责任去推动社会。最重要的，经常讲到理想、纪律教育。什么叫理想，就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有责任感。我们有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这辈人有我们的历史责任，你们这辈人有你们的历史责任，要尽自己的历史责任。”（78）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不只一次在文章和讲演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知识分子对于世界上任何不合理的现象必须表示自己的态度，“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79）他说，“自然科学家对社会上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当出现了不合理的、错误的以至罪恶的情况时，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果不表态，就无异于帮凶─这是爱因斯坦说过的话，它清楚地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既然物理学家始终追求整个自然界的统一、和谐、完美，那么，在逻辑上他们怎么能容忍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不合理，不和谐以至罪恶的现象？物理学家追求真理的方法使他们非常敏感，而追求真理的勇气又使他们要有所作为。”（80）很多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绝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而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在自然科学界常常讨论所谓科学道德问题。在我们国家，科学道德仅指的是学术上是否有抄袭、剽窃等等，其实，这是相当狭隘的观念。现在，科学道德讨论的是：你具有知识，就应对人类负责，包括感知危机、提出警告……”（81）
关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发挥影响的方式，他认为，每个人的地位与条件不一样，方式肯定也不会一样，“有的人从科学角度，有的人从政治角度，也可以包括政权角度，即去当官，都可以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屈服并且主动依附于极权统治者的作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集团本身有极大的弱点和浓厚的封建意识。它缺乏独立的意识和价值标准，总是屈从于权力，总把自己的前途和仕途联系在一期。比如，在学术界，有些人对学术问题的见解不是以本学科同行的评价为最高的标准，而是追随某些官员的意见或者报纸上怎么怎么说；再比如，在领导层，有不少知识分子一当官，原来唯上是从的特性摇身一变为唯我是尊，反作来打击压制知识分子。实际上这就是封建意识的两个侧面，都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82）方励之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能否向现代化、民主化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自身意识的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把屈着的腰挺起来，不要唯上是从，不要样样事情等待‘上面’的旨意，更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某官员的恩赐上面。”“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表示出独立性，立即就会显示出它的力量，因为‘知识就是力量’。”（83）
D.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进一步努力─宣扬科学、民主和人权：
在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中，方励之和正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通过这一冲突，他逐渐看到极权社会的弊病，并深切地感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八十年代，科学思想在方励之手中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抗正统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方励之利用科学和民主，后来又加上人权思想对社会现象乃至制度提出了各种批评。这些批评对于化解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科学，方励之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84）“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概念、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引进，才叫引进科学，你只引进几个公式不叫引进科学，还可以进一步说科学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引进一些新的文化上的因素，才能够谈科学。”（85）“整个来说，中国实际上缺乏知识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在整个社会中缺乏这种意识。”（86）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前对于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理解是不对的。应该崇尚科学精神，搞文学的人应该学习科学，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不仅只是一个生产力。科学有许多精神的内容，学生应该要有。这些科学的精神包括，“求知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实证的精神，这都是科学的东西，就是跟着科学发展起来的所独有的精神。要用这些精神来扫除旧的。”科学中的求知、求真理的精神使得在科学中没有一个使人迷信的绝对的权威，从而可以排除调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87）。“中国要建设民主社会，在学术上要有独立性，我研究的是学问，你（指统治者─笔者注）采取与否是另一回事。有学术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义。”（88）
从科学意识到民主意识，他认为，大学要允许自由探索，不受任何约束（89）。大学应该培养学生“在学问和知识上，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每个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的作用上是独立的。这是民主意识的起点。”（90）从学术角度讲，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民主环境，学术界是无法发展的。（91）
他认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和技术人员（Technician）是有区别的。知识分子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还同时想到社会，想到全局问题。并且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独立于政府和领导，绝对不需要一个外来的干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有相当的依附性和工具性。这是长期封建式培养的结果，知识分子本身被异化了。在文明社会中知识分子越来越占主导作用，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为政府服务的工具，并没有形成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全局的一种独立力量。这正是社会不发达的一个标志。（92）
对于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宣扬的民主不适用于中国的论点，他说，“我相信，主张‘民主不适用于中国’论者，将来也同样会绝迹。因为，民主观念，也无地域之分，是普适的，我还确信，这一次的绝迹，用不到三百年。”（93）但是，他同时强调，“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94）“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95）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方励之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开始谈论到共产党社会最禁忌的人权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关于人的问题，方励之最多只是提到古典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开始从民主问题谈到人权问题。他提出：“‘扩大民主’这种说法也不准确，扩大民主是由上到下，实际上民主是每个人的权利。作为这个社会里的公民，我要尽义务，尽义务我就有了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我的政治权利，因此，我有权过问国家大事，有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常识，但这种认识在群众中很不普遍，总觉得好事情是政府恩赐给我们的，不认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观念的更新很重要。我认为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观念是先进的，如人本主义，我们应该发展它，不应该削弱它，要赋予它更新更多的内容。作为人，我应当受到社会尊重。我们要通过政治体制提高人的尊严，增强人的活力，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而不是象封建时代那样，把人只看做一个顺民，一个工具。”（96）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对于人权问题的提法又进了一步，真正开始涉及一些基本的人权观念。自六十年代以来，方励之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在八六年前后他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他说，“上面给你民主则社会实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一点涵义我要进一步说清楚，民主本身的涵义是首先承认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去争取这个权利，然后组成一个社会。一定要首先承认每个人有这个权利，不是上面给我们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人权这个说法在我们国家非常忌讳，其实这个说法是很普通的。所谓人权，只不过说人生下来就有生命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婚姻的权利，思想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很普通的，作为一个人来说，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叫做人权。不要把这个词看得非常可怕。”（97）他进一步提出,理解民主的关键问题首先就是承认每个人自己的权利，“民主是从下面来的，每个人自己有权利，或者用一个我们国家比较敏感的词来说，即人权。人权，我们这里不大敢说，其实人权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什么叫人权呢？就是每个人生下来有活着的权利，即生存权利，我生下来我有思想的权利，我有大脑，除非白痴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可能性当然也没有这项权利了，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要学习，我有婚姻的权利，等等。其实，这些本身就是所谓人权。我们把人权说的非常可怕，如洪水猛兽，实际上是非常普通，非常基本的，每个人都应当承认这些东西。”（98）
到一九八七年夏季之后，方励之已经开始把人权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断地强调民主观念的基础是人权，然后才是民主的方法问题。（99）他明确地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讲的民主概念和毛泽东讲的民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毛讲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民主作风，就是领导人要听取意见，或如现在提倡的对话。而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权利。”（100）与此同时，方励之不断地强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
E.从天体物理学家到大陆中国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
七十年代以前，方励之基本上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断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七十年代中期前后，在天体物理学的概念思想上，方励之和自然辩证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七十年代末期，方励之为了冲决这种思想的桎梏，开始主动批评这种教条的哲学，并进而开始过问更多的社会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八十年代初期，他在大陆的思想领域逐渐越来越有影响。八三年开始受到共产党上层的注意和指责，但此后他仍然不断地公开批评一些领导人的观点和行为。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大学生中影响越来越大，终于促成了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八七年初，在共产党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判。但是，方励之并没有沉默，在八七年、八八年他更进一步批评共产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九八九年初，他公开呼吁释放政治犯，呼吁民主人权，促成了海内外知识分子一波又一波集体签名呼吁政治改革，呼吁民主的行动，最后酿成了举世瞩目的八九民运。方励之从而从一位科学工作者成为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
四．结语
极权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它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不仅是东方社会的问题，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问题，这种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解除意识形态是当代，既包括东方、也包括西方，在社会和政治范围中的处理问题的前提和目标。当然，关于解除意识形态化问题也是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对此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识形态化论的支持者认为，解除意识形态化是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的产物，是这些国家政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的结果。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家将放弃乌托邦理想的绝对有效性，接受这样一种态度：专心考虑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政治家将只被制度内所必然存在的问题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专心关心现实决策的倾向可能会在伦理或政治领域造成损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解除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伪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暗渡陈仓，它的目的是用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掩盖阶级对立，巩固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极权社会的现实告诉人们，化解意识形态化在促进极权社会解体和向民主社会演进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极权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分析今天大陆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时，基本上围绕着完全意识形态化，解除意识形态化，还是只是意识形态的转化问题。
许良英、方励之和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一文中所谈到的金观涛，在当代大陆社会中分别属于不同的三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们身上的各自特点，比较他们之间的不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极权社会、在极权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以及上述诸问题。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统治，这是分析今天大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许良英就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并且参与了共产党的很多工作。
方励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大陆社会的转型期。
金观涛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长在稳定的共产党社会中，是完全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
从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追求，以及个人良知，使他们在极权社会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环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种因素，反过来在这多种因素制约下的知识分子又对于他所处的社会发挥出极其不同的影响。
一．知识和思想的封闭性问题：
与金观涛相比，许良英和方励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不同的特点。
许良英的大学生活是在开放的社会中渡过的，他经受了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虽然，他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有很长时间处于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许良英和他那一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学术却一直是紧密相连。由此，使我们看到极权社会对学术和人性的摧残比战争更为尤甚。
许良英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良好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开阔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许良英的翻译介绍工作，无论从其选题，还是最后成书的质量都显示了这个特点。五十年代以后许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从他讨论的问题和所引用的文献，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当代学术文献和讨论的问题。
和金观涛这一代人对比，许良英案例再次告诉我们，观察渗透着理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框架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训练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闭的极权社会中，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联系，对比许良英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金观涛等人的特点。
和许良英不同，方励之是在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成长的，因此方励之既受过前辈知识分子良好的知识训练，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又显示了走向封闭的特点。这一点反映在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上的研究，他紧密地和当代学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问题上绝对不随意而为，严格遵守规则。而另一方面，方励之在科学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上却也在不同程度显示了他的封闭性。在科学思想问题上，方励之只了解到爱因斯坦等少数几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学科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全盘西化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说法等都显示了封闭社会的特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他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不过是一些初级知识。造成这种情况并不能只用这并非是他的专业来解释。方励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五七年给共产党中央的上书，八十年代呼吁青年人加入共产党以改造这个党，这些事实都是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在思想基础和眼界上，方励之都显示了极权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思想发展上，许良英基本上继承延续的是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应该说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和推崇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在这些倾向中有经验主义的，有马克思主义的，许良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科学在许良英那儿很多时候是一种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手段，没有科学就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科学就没有近代社会。在批评种种生态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对科学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之时，许良英认为科学是一种中性的却有积极作用工具，它的进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于使用它的人。近代社会需要科学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运用科学这一工具却又必须要民主制度来保障。
在另一方面，许良英又亲自参与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来许良英写过许多宣传自然辩证法，批评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思想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品，它们从物理学、科学史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做了详尽的诠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还能看到。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在由此谈到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对于历史发展、社会规律、必然偶然、科学理性等范畴的使用，或者说他在对历史社会问题论述中完全继承了三十年代以来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科学又变成了和价值、世界观相连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许良英事实上是站在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之外的。
对于方励之来说，科学思想和概念则始终是作为一种对抗极权社会，化解完全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励之基本上对科学哲学和理论了解不多，他把每一个他已经掌握的科学概念外延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历史问题。这种外延，在开始反抗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尤其是接触到真正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式思想方法的特点，它的局限性就毕露无遗。
在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领域中，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也有很大的不同。许良英和方励之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讨论科学思想问题，许良英和方励之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和极权社会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方励之是以科学对抗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许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代替旧的意识形态；但是，金观涛则基本上是为占正统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务，为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
三．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努力：
许良英和方励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许良英，主要是为化解极权社会，化解它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我们将从下述四方面对比概述他们所做的努力。
A.反省精神：
在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身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许良英一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后许良英已经年过五十，然而，他觉悟到极权社会的种种黑暗，觉悟到自己走过的弯路，不断地公开地在报纸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评，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希望以此能唤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释极权社会的弊病。
和许良英相比，方励之也做了很多对社会的批评和反省，但是，却没有对自己五十年代入党等历史做过公开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关他的介绍文章中，到好象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入党、上书共产党中央等都是正确的（101）。
和方励之和许良英相比，金观涛则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做过任何反省和批评，在金观涛那里，他所受过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闭的极权社会有什么关系。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类知识分子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不同关系。
B.对极权社会制度的批评：
在对极权制度的态度上，许良英和方励之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们对极权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批评，这种批评涉及多方面，从要求民主到呼吁人权，从要求科学研究无禁区到要求言论出版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许良英和方励之的这些工作对极权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没有想为统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务，也没有象金观涛那样：认为共产党的错误在於五八年后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产党改革将使他们可能走在全人类的前面，并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样解决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金观涛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事实上金观涛从来也没有对制度和民主人权以及出版言论自由等问题发表过任何有损极权制度的言论，
C.对极权的教条思想的看法：
从七十年代以来，方励之从物理概念和理论出发，对极权的教条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批评。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震动了那些被极权社会同化了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从物理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认识论进行了批评，并以经验科学为意识形态，在化解极权的教条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与方励之不同，许良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要人们研究讨论的，因此要不断地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许良英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冲突，他只是主张，在这种基础上要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和方法，修正马克思主义。
许良英和金观涛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两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对于许良英来说是一门学说，而不是完全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现的。但是对金观涛来说，马克思主义却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他用来为政治，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用来为改革派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理论”。
四．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工作：
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做了很多学术性的工作，他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编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在华语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在科学史的其它问题上，他也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励之则在天体物理学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学术工作。这些工作都并没有极权社会的色彩，不会与日俱消。
与上述两人相比，金观涛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工作，没有讨论过任何真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史领域中的学术问题。
五．对大陆社会的影响：
A.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在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思想界，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所表现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许良英和方励之从来也没有想依附共产党，依附统治者，相反，他们不顾危险，经常直接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批评极权制度和思想，批评各种社会现象。在八十年代，他们多次受到各种威胁和打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这一点对大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B.学术：
对比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的特点。金观涛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完全意识形态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产物。因此，在大陆学术界，在那些还知道什么是学术研究的老一代学者中他得到的是强烈的批评，而在年轻一代中他赢得了赞赏。但是这种赞赏恰恰反映了极权社会所培养的青年一代的封闭、无知，和完全意识形态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观：价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观涛在青年中助长了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及对学术研究传统的破坏。详细具体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来，沿着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发展，金观涛一代把陈伯达、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风、学风发挥的淋漓尽至。对于大陆的学术研究风气的扭曲，作为代表人物金观涛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比金观涛，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则做了许多坚实的研究工作，并且同很多伪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方励之虽然自己有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是，他以科学研究和科学概念为武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的批评，对大陆社会科学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海内外学术界方励之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许良英在学术领域中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许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经亲自参与了学术领域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许良英身上的这种倾向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从事转变意识形态的工作，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来软化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这表现在许良英关于科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关于民主理论的论战中。对此，海内外学术界对许良英的评价褒贬各半。另一方面，在专门科学史研究以及翻译介绍工作中，许良英又坚持了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研究传统，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一些干扰。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许良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之一。对此，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评价。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影响在对抗化解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并不亚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
C.政治：
许良英和方励之是八十年代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一种被极权社会泯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的再生，他们从推崇启蒙科学思想，推崇近代社会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入手，几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极权社会开放初期，虽然这种倾向在他们两人身上还很表面并且有些混乱，但是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大陆，他们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和极权社会不妥协的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他们所从事的这种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陆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九九三年一月，德国，埃森
注释：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学家联名发表政见史无前例─访问四十二人公开信发起人许良英”，“四十二人公开信签署者简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4月号。
3.许良英：“恩师王淦昌先生对我的启迪和爱护”，《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
4.许良英：“试论感情与理智”，写于1942年4月，现存抄件。此处引自许良英先生给作者的信。
5.林因：“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北京《科学通报》，1955年5月。林因为许良英的笔名。
6.许良英：《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英文翻译本：《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John C. S. Hsu译，New
York, M.E.Sharpe出版社，1982年。
7.林赛、马根瑙著，许良英译，《物理学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译自：R. B. Lindsay & H. 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John Wileg & Sons
Inc., New York
8.许良英：《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写于1965年，全部书稿十七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在仅存九万字草稿。
9.林因、李宝恒：“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
10.海森堡著，范岱年译：《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年。（W.Heisenberg,：《Physik
un dPhilosophie》）
11.转引自“五不怕的过来人─许良英”，香港《百姓》，1987年6月16日，第17页。
12.弗朗克著，许良英译：《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 Frank,《Philosophy
of Science》,Englewood Cliffs, N.J.: Printice-Hall,1957。）
13.许良英、范岱年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一卷：哲学，1976年；第二卷：物理，1977年；第三卷：政治、文化、宗教，1979年。
14.周培源：“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1979年2月21日。
15.“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科学技术知识讲座》，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
16.许良英：“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17.许良英、李佩珊、张钟静等著：《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18.许良英：“关於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北京《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
19.许良英：“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北京《新观察》，1988年第20期。
20.许良英：“关於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
21.许良英：“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6期。第62页。
22.同上，第64页。
23.见8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202─203页。
2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北京《科技日报》，1988年8月28日。
25.许良英：“关於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自然杂志》，1981年2月，第4卷第2期。
26.见89.。
27.许良英：“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28.许良英、屈儆诚：“关於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摘要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全文见：许良英、方励之主编《爱因斯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
29.许良英：“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
30.戴晴：“为自由正名─访许良英”，北京《新观察》，1986年第20期。
31.许良英：“驳民主缓行论”，广东蛇口《蛇口通讯报》，1989年1月9日。
32.方励之：《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8年11月，第65─66页。
33.方励之：《物理》（北京），1（1972），163。
34.方励之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1973），45（1）；《科学通报》，19（1974），49。
35.方励之：《天文学报》（北京），16（1975），19。
36.《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3年第1期，第65页、第95页。
37.同上，第64页、第93页、第95页。
38.参见《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3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5年第4期，此处转引自《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32页。
39.“河外天体红移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4期。
40.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组：“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北京《物理学报》，1976年7月。
41.Havel,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incentraleastern
Europe》,Vaclav Havel et al, Edited by John Keane, Hutchenson
London,1985。
42.方励之：“哲学和物理─代序”，《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
43.同上。
44.方励之：“围绕现代宇宙学的一场科学与假科学的论争”，《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19─20页。
45.方励之：“现代宇宙学及其哲学问题”，《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5页。
46.见112.，第25页。
47.同上，第26页。
48.见113.，第13页。
49.同上。
50.方励之：“现代宇宙学的基本概念的发展”，《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01─103页。
同时参见112.，第29─32页；113.，第9─15页；
51.见113.，第12页。
52.见112.，第30页。
53.方励之：“宇宙的结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26─127页。
54.方励之：“‘第一推动’今昔谈”，《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44页。
55.Einstein, Albert:中文本见82.，第二卷。
56.方励之：“宇宙学上光辉的一章”，“宇宙的结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57.方励之：“时间的崇拜”，《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
方励之：“宇宙的结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27页。
58.方励之：“‘道生一’的物理解”，《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59.方励之：“从‘万物原于水’到‘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12页。
60.“三强同志，历史将永远记住您”，新华社记者：唐红施宝华，《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1992年7月4日，第三版。
61.方励之：“理论物理学的前景”，《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75页。
62.同上，第83页。
63.方励之：“从不存在中认知存在”，《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64.同上。
65.方励之：“由芝诺佯谬所想起的”，《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66.方励之：“‘第一推动’今昔谈”，《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
67.见129.，第75页，第76页。
68.方励之：“关于‘灵魂不死’”，《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
69.见113.，第14页，第15页。
70.方励之：“一顶帽子、一块禁地、一个问题”，《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72─73页。
71.方励之：“脱掉旧思想才能进入未来”，《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第6页，第7页。
72.方励之：“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一封信”，《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14页。
73.方励之：“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第168页。
74.同上，第169页。
75.方励之：“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3月，第142页。
76.“大学应充满科学民主创造独立精神”，《人民日报》，北京，1986年9月21日，第三版。此处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95─97页。
77.方励之：“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原载《中学生》，1981年，此处参见：《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
78.方励之：“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1985年11月4日受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生会邀请的讲演，此处参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68─69页。
79.参见139.“序”，146.，第89页。
80.“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意识─访方励之”，记者：戴晴，《光明日报》，北京，1986年9月22日。此处参见146.，第100页。
81.同上，第101页。
82.“知识分子未被承认为社会进步主导力量”，《世界经济导报》，上海，1986年11月24日。此处同上，第243页。
83.同上，见第244页。
84.方励之：“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原载西德《明镜》1987年7月27日，此处见《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Ltd），1989年3月，第61页。
85.方励之：“在香港中文大学新生辅导营与学生的对话”，《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177页。
86.参见146.，第61页。
87.方励之：“谈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此处见146，第185页。
88.同上，第188页。
89.同上，第10─12页。
90.同上，第188页。
91.“一位自然科学家看改革─方励之教授答问录”，1986年10月28日《社会报》；此处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06页。
92.参见146.，第60─61页
93.方励之：“给黄雨川先生的一封信”，1988年2月17日；《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第108页。
94.方励之：“民主不是赐予的”，1986年12月4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248页。
95.参见152.，第53页。
96.方励之：“谈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20─121页。
97.方励之：“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43─144页。
98.方励之：“民主、改革、现代化”，1986年11月18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205页。
99.方励之：“交谈十个问题”1987年7月，《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29页。
100.方励之：“中国应该先有常识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152页。
101.吴国盛：“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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