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国学联目前所面临问题的看法
最近以来，由于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共产党政府对于海外留学生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新的策略，这种变化给各地学联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德国学联的《真言》报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上刊登了直言先生的文章，“切勿把政治泛道德化”。该文在直接批评学联的外交工作，认为它反映了我们把现实政治泛道德化的习惯的同时，提出自己对民主制原则，对六四以后中国政府，以及对经济制裁中国政府的看法。第六期刊登了衷言先生的文章“是调整学联工作方向的时候了”。更明确地提出学联应该调整它和使馆的关系，而不应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俱乐部。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所宣扬的观点对各国学联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希望能借《中国之春》一角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一．民主制的原则：
直言认为，“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利益竞争和利益制衡的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义原则之上。”最近，严家其说，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承认人的不完美性基础上的。这两种观点同样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加以澄清。
和直言先生的看法相反，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恰恰是建立在抽象的道义原则基础上的。无论从近代民主制发展的历史，还是人们一般所承认的对于民主制度的解释上，即，打开任何一本稍微有些权威性的辞典或百科全书，人们都会很容易地找到答案。民主制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国家形式，它从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出发，并且由这种原则引导出按照人民的意愿统治的要求。”(见：Die Neue Brockhaus)上述这一原则正是近代的天赋人权观念。这种抽象道义原则的不同决定了现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西方现行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及共产党国家的所谓民主制的不同。古希腊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城邦制的地域统制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制则是建立在“阶级利益”或者说“政党或小集团、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原则的不同造成了制度最本质的区别。
如果看不到民主制建立的原则基础，把民主制看做是建立在所谓人的不完美性基础之上，认为民主制，或只是一种公平竞选，或只是通过投票的方法取得统治的手段，甚至只是一种利益竞争和利益制衡，这种观点忽视的恰恰是民主制最根本的人的内容。缺乏这种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和追求，则必然会导致一种政客作风。近代民主制的建立与发展是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有理想的政治家代代不竭追求的结果。虽然，在每一代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有大量的只为眼前利益而奔波的人，大量的政客存在，但是就是因为总有一小部分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充满对人的热爱的政治家，因而使民主制保持至今而仍然充满活力。今天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如果看不到这个多元社会的基础，那么，我们得到的就不是对人的尊重的个人主义(Individuellismus)而是自私的利己主义(Egoismus)，我们失去的将是最宝贵的东西。
二．政治与道德：
直言认为，学联发言人把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分为两类，反映出我们有把现实政治泛道德化的习惯。
政治有没有原则，是不是只是一种对利益的追逐；政治受不受道德的约束；在多元社会中这的确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可否认，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蝇营狗苟之徒，但是同时也有不少有理想的政治家，美国开国的著名政治家之一杰斐逊曾经说过，政治是我的责任，科学是我的良心。今天在成熟的美国民主制中甚至参加竞选的任何一个政客都不会公然声称自己只是代表某一利益集团，否认把道德作为自己的最高约束。在这一次德国联邦议会关于对华贷款案的投票中，议员们也不是完全按照政党的利益而投出自己的票的，有相当多的议员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并且按照自己的良知进行选择。
在这次对华问题的表决前，CDU 和 CSU 在党内就已经形成决意取消对华制裁，如果按照直言的看法所有的属于 CDU 和 CSU 党的议员都应该投赞同票，但是实际上却有三十一名反对，十二名弃权。
如果进一步分析这四十三名议员，我们则会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年青议员和在德国民间具有相当威望的议员。CDU 的议会议长 Suesmuth 夫人在此后的一次电视讨论中明确希望，民选出来的议员要独立表示自己的意愿，而不应该受党的影响，记者当场问她，既然如此，在上次议会表决中，议员明明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恶劣，为什么还是表决通过了取消对华的经济制裁。Suesmuth 马上回答说，我当时就是投了反对票。学联的发言人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议会中积极奔走以达到记名投票，如果政治真是无道德可言，只是赤裸裸的利益，那么议员们就无须惧怕记名投票了。在现今世界中，虽然政客比比皆是，但是利用道义巧妙地约束那些蝇营狗苟的政客永远是一个较为有效而无副怍用的方法。所以这一所作所为应该说为维护留德学人的权益打下非常漂亮的一个伏笔。
三．学联和使馆及政府的关系：
直言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学联要证明它对政府不持敌意。在第六期《真言》上署名衷言的一篇文章中，更直接地提出，由于中国政府的留学生政策朝开明和合理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现在是调整学联工作方向的时候了，学联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俱乐部。上述提法本身对一般学人有一种很强的威胁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学联和使馆及政府的关系。
学联是六四以后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全德学生组织，这种独立性本身意味着海外留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即由依附于统治者和政府变为尊重个人。因此可以说学联成立的原则和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的原则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具有平等和自由这一天赋人权。学联这几年所从事的维护留学生的权益工作，所维护的也正是留学生的这种权益。争取留学生留在德国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的权利，保护留学生不受专制政府的迫害，这本身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因为它增强了中国留学生关于人权的观念并且维护了留学生的人权。
在上述意义上学联成立的原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原则。如果学联坚持她的原则，坚持她的独立性，坚持维护每个留德学生作为人所拥有的人的权益，那么对于学联来说，问题就不是她反对不反对中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是否能容忍她的存在的问题。学联的存在是建立在每个留学生都有人所具有的权利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某个人和某个政府敌对的基础上的。不管某个人在台上或者在台下，学联都会一如既往地维护留学生的权利。学联的这种维护留学生权利的做法肯定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使馆的敌视，因此，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是采取公开反对留学生所具有的权利，还是采取较为缓和隐蔽的方法。过去三年来，虽然由于大的政治形势不利于中国政府，他们不敢公开地威胁和迫害留学生，然而暗地里却也使许多人得不到护照的正常延长，而不得不拿德国临时的旅行证件，甚至申请政治避难。至于所谓四十四号文件公布后表明中国政府的留学生政策朝开明和合理迈出了一大步，则有些盲目乐观甚至自欺欺人。笔者，并且笔者还知道有几个人最近在延长护照等事物上都受到使馆的威胁和刁难。(见：《莱茵通信》九二年第四期)与此同时，由于德国学联热中于讨论转向问题，在德国议会激烈辩论取消对华经济制裁之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毫无表示，以至在德国社会造成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大为改善，有几个州甚至为此提出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保护措施。由于以上这种看法，使馆在各地加强了对地方学生会的颠覆和对全德学联的进攻，留学生在德国的权益问题在九二年也进一步恶化，并为以后带来了潜在的更大的危机。
因此，对于学联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如何维护留学生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八九年以后来德国的自费生的居留问题和学习问题，以及这些留学生是否在德国就能有权利自由表达自己意见，和使馆那些官方人员平等对话，而不怕他们威胁。让大陆学生真正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学联并不存在转向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更踏实地工作的问题。
四．关于持不同政见者俱乐部问题：
学联成立的目的是维护每个留学生应有的权益，即人权，从历史上看，人权本身就是公民从绝对国家权利下解放出来的产物。它反对把人至于政治目的之下以及一切以此为借口的对个人自由的肆意侵犯和践踏。但是共产党及其政府却否定这一作为任何社会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尊重人权和维护留学生的权益本身就是对极权统治的严重的政治挑战。因此，学联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的存在。但是，学联不是政治组织，她不但独立于共产党，而且也应该独立于民阵等政治组织。她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个组织谋取政治权利。在这种意义下，学联和民主国家的工会等组织类似；以东欧的情况类比，学联则和七十年代中后期捷克的《七七宪章》组织，八十年代初期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一样是为了维护人权，帮助受迫害的人的群众性组织。学联只有远离任何政治性的组织，坚持她维护留学生权益的原则，才是使她能正常和使馆对话，并且维护留学生权益的可能性增加。相反，如果学联过分依附于某一政治性组织，过分热衷于政治活动，热衷于在共产党内区别什么保守派和改革派，并由此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换言之，如果广大留学生看到学联只是某些个人或某个政治派别攫取自己权利的工具，学联就会脱离广大留学生逐渐变成少数人的政治性组织。
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俱乐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学联成为一个政治组织。
五．关于经济制裁及其它问题：
直言在文章中提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认为经济制裁的受害者首先是普通百姓；他看不出贷款和加强中央极权经济有什么必然联系，对经济援助要附加条件的作用表示怀疑。直言的这种看法过于想当然了。在《莱茵通信》记者的采访中，联邦德国议会议员，议会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P.Reuschenbach 先生说：“关于经济制裁有许多正面和反面的例子，制裁能否成功取决于制裁者的决心和团结。”“只要有一些国家不遵守制裁做事，那整个制裁也就没用了。也有成功的例子，许多国家比较团结一致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南非进行了制裁，迫使其政府做它过去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还说，过去在他任埃森市长时，曾经认为通过经济交流可以促进这些极权国家的演变，但是东欧变化之后，他的看法有了转变。单纯的经济交流和渗透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根本谈不到由此改变这些国家的体制和社会结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极权制度抑制了内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并且同时把这种对外交流纳入极权制度的轨道，使其丧失预期的经济效应和政治影响。他现在认为，经济文化交流必须是有条件的，必须向这些极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否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的改善是不可能发生积极影响的。东德的演变为 Reuschenbach 先生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案例。过去，西德对东德的几乎每一项大的援助都附有政治性的条件，可惜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如同德国人对待外国人一样，并不把他们的人权看得很重要。至于直言先生所说的，经济制裁的首先受害者是一般老百姓，却是天方夜谭，对极权国家的经济援助无论在什么时候直接受益的都不会是老百姓，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权。
至于直言先生所说，“六四之后，学联一段时间中是支持经济制裁的，后来的事态表明，中共内的保守力量并未占到上风。”这种观点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种把一种灭绝人性的极权制度归结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派的说法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并且六四期间在台上的人如今仍然都在台上，下令屠杀的人也仍然健在并且大权在握；其次学联并不是党内斗争的产物，并不是由于党内斗争失败了而逃到海外另起炉灶的那种政治性组织。因此，学联在经济制裁问题上的考虑并不应该是象直言先生说的那样，制裁中共保守派，而考虑的是是否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只是眼前，而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即留学生能否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人权，能否尽可能地避免中国政府甚至德国政府对留学生居留、生活和学习权利的侵害，甚至能否使更多的尚在中国国内的学生获得这种权利。
至于衷言先生所说，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政治不清明，经济也不好是由于陷入了民主的陷阱，更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专门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一个政治组织可以靠几个月内，或几年内我们就会上台这样的许诺和神话，也可以以极其狭隘的个人的小利益来吸引会聚它的信徒。但是，一个象学联这样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则只能靠她的道义、她的形象、她的责任感以及她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来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学联要想存在下去，并且对广大留德学人具有吸引力，只能依靠增强她的道德感召力。如果学联今天的感召力真的越来越小，圈子越来越小，学联应该更深地，从人的内容来反省自己，如果只从“利”的角度出发，学联能有多少“利”可以给出去呢？对学联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
民主是我们的权利，政治是我们的责任！
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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