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专制极权社会的主要弊病之一是泛道德化，成了一个最时髦的题目。比起哈威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制的缔造者和同谋者那种令人不愉快且刺耳的声音，这个论点让人们从心理上感到非常舒服。是啊，我们过去之所以认识不清专制的残暴，跟着专制者，是因为我们太有道德了；我们过去之所以入党、向上爬，是因为我们太有道德了；我们过去之所以互相监视、对领导唯命是从，不敢反抗是因为太有道德了。我们跟着共产党极少数领导人搞三反五反、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因为我们太有道德了；士兵们向学生开枪是因为太有道德了。这听起来多么舒服，但是我也真是太不识相了，二十年来总是传播哈威尔那种不谐和的声音令人不快。终于，众人觉得我极端而格格不入，而我也只有退回到自我，我深深感到反省自己比反省社会要容易一些，於是，成了众人皆醒而我独醉，众人皆清而我独浊，只有哈威尔带着我曾经帮助过专制。
我始终不能象某些人那样轻描淡写、热情洋溢地谈论以往和未来，干什么都振振有辞，至今我每每回想以往，内心中还在淌着血。那么明显的罪恶我为什么看不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曾经那么狂热的跟着干？我的人性，我的道德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失去了人性、道德和理性，所以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从新寻找这三种东西。我找了二十多年，自己觉得找回了一些，但是回首内心深处，却总有那个过去的巨大阴影。我仍然只是在亦步亦趋地学着作人。例如护照问题，多年培养的奴性、苟且也时时在发作，我们也曾经有侥幸心理，也许你向徐文良（使馆教育参赞），向使馆陪个笑脸，就过去了。但是接着细想，我们也是人，拥有护照是我的权利，为什么要低头，我们这次低了头侥幸过去，下次怎么办，下次可能又只有下跪了，使馆可能把我们作为落实政策的宣传品，但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如此了呢？是不是真正改变了，把人都当人了，对别的同学延长护照及其它权益会有什么影响，如此想来，“人气”便上升了。也幸亏周围还有几个被指责为“理想主义”的朋友，不断地说一加一是等于二，这的确是你的权利，这次才不再怀疑这简单的真理，想清楚应该道歉的是徐文良。我也终于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法庭控告徐文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难，让他赔偿我们的损失。
这些事情尽管令我愕然，却也没有什么，因为所谓民运人士离广大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毕竟越来越远了，人们已经不再关心他们在那里演什么戏了，猴戏还是闹剧，只几个人而已。然而，有几个留落民间的天上“神宿”，却在拿一般学生的权益换取自己名利。
一个做过公众事业的人，在作事情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即你作事情的时候，是否利用了公众给予你的信誉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却损害了公众的权益，这在自由社会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否则你就要下台，承担后果。这就是那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困惑而还未曾理解到之处。作为一般人，柴玲可以养狗，可以跳舞，说不好听一点，某些人甚至可以去逛妓院，这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损害别人。但是不要忘记你们是踩着尸体和鲜血出来的，你们享受着公众人物的特权，你们有义务还给大众。同样作学联主席，民阵主席，笔会会长也是如此，因为大家把很多东西给了你，你作事情也就必须对大家负责。谁都知道匪连长枪毙，匪主席却仍然可作政协委员，利用这些职位为自己捞取名利，杀人放火受招安，可以取得有利地位平移，然而，眼前固然可以得利，可大家现在心里都象镜子一样，你利用了群众，不过，就这一回了；你不泛道德化，但反道德也不可能次次成功。
八九年，很多人预言共产党很快倒台，也的确有一些人把宝压在了这上面。然而时过四年，中国仍是茫茫一片，于是民运食客彷惶，迁客骚人苦闷，帮闲文人转业，汉学家改弦更张；但我觉这真是上帝的公正、中国的幸运，时穷节乃现，天地有正气，不然，若按刘宾雁的三天倒台或三月倒台论，那么多左派，那么多“历史的功臣”涌回中国去争斗，不是五胡乱中华就是五鼠闹东京，姑且不论这些海外功臣是新胡，还是鼠辈，总之肯定会天昏地暗。这么想，还是再让他们在海外闹几年好一些，而那些留落民间的天上“神宿”，即便回了国，沿着共产党的梯子向上爬，大家也会看到他们走的是哪一道，也都明白对天上的“神宿”来说，为人进出的门是紧锁着的，因此，还是比什么都看不清的混乱好得多。幼时读诗：人间自有清霜剑，慧眼何愁形善变；这一回可真的是祭起清霜剑了。
一九九三年六月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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