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报》上获悉，刘再复先生在北京的住宅遭到了不合法律程序的查抄，领导和组织这一行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某些“知识分子”。这件事和大陆政府在去年的千岛湖事件、八九年的大屠杀中的蛮不讲理和无视当今世界一般规范的做法相比，虽然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它却是那个社会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件事。
共产党为自己制定了一些谁也把握不住它的真意、可以随意解释的法律、党纲，但是，就连这样的法律、党纲，共产党从出世以来也没有真正执行过。今天可以随意杀人放火的邓小平，以及上述社科院的某些知识分子昨天也曾是它的网中之鱼，受害者。也许残酷的、变幻无常的党内斗争难以讲清，因为参加那个党的很多人想分杯中之羹，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过它。但对无辜的小民来说，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以后，对于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又在哪一天是真的尊重它，执行它呢？只是在它对共产党掌握权力有利时，他们才“遵守”它。由于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制定出一部法律，能在各种情况下可以使共产党“合法”地随意而为，由于在共产党内部还有派别的更迭，因此，除了“合法”的无视小民生命财产的野蛮行为外，自然在必要时又妄生出随意的打家劫舍，草菅人命。自1949年以后，当然包括被刘再复先生称为改革开放，“并以学理性的眼光认定现在中国所选择的以经济为本的改革─开放─富强之路是对的”的这十几年，谁能说出有哪一天没有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呢。最野蛮的八九大屠杀不就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吗，千岛湖事件后的蛮横不讲理不就是昨天吗。刘再复先生私宅的被劫不过再次说明共产党至今没有改变，而绝不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在东欧变化后，也不是象刘先生说的那样改革开放可以改变共产党的本性。说到底，放纵也罢，某些时候的收敛也罢，都不过是共产党巩固几个人统治的工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毛泽东的做法只是异曲同工而已。
刘先生指责那位社科院的秘书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是王、关、戚一派打、砸、抢骨干，一再兴风作浪”。其实王、关、戚和邓小平李鹏江泽民以及周扬和刘先生所说的“中央领导人”相比，一点也不更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刘先生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此事竟发生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文明的单位，这就更严重地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文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知刘先生何出此话，何出惊讶二字。四十年来在社科院发生的比此事严重上百倍的事情何止一件，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也是有目共睹的。
刘先生指责王忍之打击他，“以宣泄他对改革开放路线的仇恨”。并想借这一事件提醒“中国政府和公众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共产党内的极左势力，是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不断“破坏中国改革所必须的和谐环境和国际声誉。”他们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在现在和将来审判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各类中国改革者，包括从邓小平到我们这些改革思想者”。“极左势力，是世纪之交阻碍中国进步的一股最危险的势力。如不警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前功尽弃。”刘先生的这一席话真让人欲哭无泪，难道四十多年的一切都是共产党内的极左势力所为，难道八九年的大屠杀，去年的千岛湖事件都是极左势力所为，难道中国社会如今的道德沦丧，资源破坏都是极左势力所为。
刘先生这样的“改革者”，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从八九年离开中国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将近六年。但是，看过刘先生的这篇文章留学生都说刘先生这篇文章的文风，遣词造句乃至逻辑，仍然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一样。不谈刘先生的行文，只就上文所引的“学理性”，我们实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如果翻译成外文就更令人洋人如入云雾之中，不怪不懂，只怪自己不了解深奥的中国文化了。至于刘先生说社科院是“研究文明的单位”，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不知刘先生是从学科说的呢，还是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多次谈到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文风，其实居海外六年而毫无所变，何止文风问题。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灵魂出了问题。观刘先生私宅被劫之事，睹刘先生文章，“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我哭，我愤刘先生私宅被劫，但我更哭，更痛知识分子良知和灵魂的被劫。
倾东海之水，怎涤此罪，断南山之涧，难召被劫之魂！
一九九四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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