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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回國在白洋澱 |
這是出國六年後，一九九四年初春回北京探親返回德國，為了防止遺忘而給友人的一封信。它概括記載了那兩個月我在北京的經歷及感受。不覺到現在整整二十六年，很多人已經作古，很多事情也已經淹沒在歷史中。近日整理計算機發現這個舊錄，重新看到此文，深感當時舉手之勞是對的。為此想到，繼續防止遺忘，最有效的措施恐怕就是發表它了。所以為對歷史負責，我決定原文、原名都不做改變地公開出去。由於已經塵封二十六年，所有的問題在我看來，都應該與當事人無關，都可以對事不對人、重新面對歷史了！現在發表它，希望的只是記載真實，重新思索、面對未來。——2020.2.3，按。
五月二十九日順利離開北京，啟程返德。選擇六四前離開北京是免得他們緊張，更嚴密地監視你。那天，在飛機場，從一進大廳我外甥就發現有兩個人在盯著我。其中一個人手拿無線電話，另一人空手，都沒有行李，一直在離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要從隱蔽處出來看我一次，動作很笨拙。開始我並不相信，但是托運完行李入關時，他們依然在我身後，入關後，還是在我身後，如此我就相信這兩個人的任務是監視我了。他們一直跟到候機室，坐在我對面，看著我上飛機。其中有一個人，我覺得在我家的樓角看到過他兩次，那裡有一位退休的理髮工人在給路人理髮，當時我以為他也是鄰居，在那裡隨便聊天。
四月八日，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去看許良英先生，在樓前看到有一輛茶色玻璃的麵包車，我覺得不好，剛剛走進大樓的門，一下子湧出來六個員警，問我找誰，要我出事證件，我說沒帶，他們就把帶到另一座樓去，請示上級。大約十五分鐘後那個人回來對我說，你昨天剛剛從國外回來，你可以進去了。在許先生那裡，他已經聽我們所的副所長李佩珊說，而李佩珊是聽黨委辦公室主任王肅端，王肅端則是院裡保衛處告知她，我是帶著任務回來的。
五月七日我去白洋澱參加白洋澱詩群座談會，有老羊（宋海泉）、甘鐵生、史保嘉、芒克、張建中以及原胡風集團的老詩人牛漢和社科院的劉複春等。我們在東直門會合，對方來車接我們去。但是車一出東直門，史保嘉就發現有兩輛黑色的小轎車在跟著我們。開始時，我還不太在意，以為偶然在後面有兩輛車，後來我們中途休息上廁所，這兩輛車也遠
在京期間，管我居住的那一片的員警，到我家裡坐過兩個小時，說是隨便來看看。另外就是，在臨行的那一周，有一篇東西，由於並不重要我想試一試是否郵檢我十分嚴格，因此採取了郵寄，並且分兩封信郵出。但是，這兩封信直到今天，已經半個多月仍然沒有收到。因此我必須承認當局的監視是十分嚴格的。有一個研究東德問題的朋友告訴我，他絕對相信當局的嚴格監視能力。當年東德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為國家安全部工作，至於信件、電話的控制更是十分嚴密。我在北京家裡打電話的時候，有幾次突然斷了，朋友告訴我，那是在查我和什麼人通電話。還有一次我給許先生連打了兩天的電話都占線，而後問許先生，他的電話實際上始終都空著。
無論怎麼說，平安出來沒有更多的麻煩也似乎應該知足了。這次回京應該說收穫還是不小。除看了母親以外，還見了許多老朋友，瞭解了一些國內的情況。將近離京時認識了陳小雅。她寫了一本《八九民運史》，我帶出來了一張軟碟，上周她來信全權委託我在海外為她聯繫出版的事情。她的這本記敘八九民運的書，我認為，應該說是少有的一本有自己觀點的書。在她的書中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
例如，陳子明、王軍濤問題。
陳子明和王軍濤有一個三線計畫，第一線為學生搞得越激烈越好，不惜流血，第二線是知識份子，利用知識份子向政府繼續施加壓力，第三線是他們自己，利用上述壓力增加他們和當權者打交道的本錢，進入權力系統。自八十年代以來，陳子明和王軍濤時刻想取代陳一諮等人進入權力圈。事實上，在五月下旬當陳一諮、嚴家其等人為了趙紫陽背水一戰，跳到最前臺，陳子明和王軍濤就認為時機到了，他們立即積極設法和李鵬聯繫，想取體改委諸人而代之，可惜那時李鵬等已經不買任何人的賬了，一心要把民運鎮壓下去。
中國有持不同政見者嗎？中國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走出體制內，方勵之八六年後曾顯示出持不同政見者的傾向，但是八九運動前後他的作為，及他的進入美國大使館表明了方勵之不能和薩哈洛夫、哈威爾和曼德拉同日而語。
見了王丹和包遵信。王丹，我覺得很淺。他的總結八九民運的文章，我粗看了一遍，感到仍然沒有任何進步，是一篇典型的共產黨文化的產物。整個總結從語言到看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都是過去總結群眾運動的政治語言，因此沒有任何新意。陳小雅提出的陳子明問題，說穿了其實也是共產黨文化問題，共產黨在過去搞的學生運動，以及和他們對待每一次政治活動的態度都是如此。學生運動是手段，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高的。這和人權是最高原則的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王丹把嚴家其、陳一諮等人統統都作為民主派，不僅是缺乏分析，而且可以說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和規範沒有認識。問題不在於王丹的這篇文章如何，我思索的是他能否有可能走的更遠，這篇文章顯示的特點是他在思想方面的潛力似乎是讓人擔心的。他不是一位有思想、有研究能力的人。
在北京時看到一篇澳大利亞人Anita Chan寫的文章，分析八十年代大陸的各派知識份子，她認為Li Chen和Lynn White的文章說的很準確，嚴家其、陳一諮等人最多不過是熱衷於製造一些民主噪音，他們和民主派在價值問題上有根本的分歧。他們的目的是反民主的！
這是十分正確的意見。陳子明和王軍濤以前和嚴家其陳一諮是完全一樣的，不過如陳一諮所說，他們沒有能夠進入體改委的圈子，如包遵信先生對我所說，他們雖然沒有在船上，但是積極為船上的出謀劃策，時刻渴望上船。陳小雅書中所揭示的五月下旬他們的活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與包遵信的談話使我突然發現八十年代在北京的每一個大一些的活動，包遵信都參加了，這倒使我對他有些懷疑了。我覺得包可能也有他致命的弱點。有朋友對我說他也是很膽小並且喜歡出風頭。但是我和包接觸的印象還是不錯的，覺得他人很爽快。
在京期間我幾乎每週去一次許良英先生那裡。三月包遵信帶著周舵、劉曉波和閔崎去許良英那裡，閔崎想組織一個碰頭會，每月有包括魏京生在內的八個人定期交流觀點看法。但是交談中許良英和周舵和劉曉波吵了起來。許先生說周舵你的觀點有問題，而劉曉波則是首先要承認錯誤問題，你們在電視上為政府說話。他們拍著桌子罵許先生是老共產黨，不懂民主。最後許先生把他們轟了出去。
魏京生由於被居留，我在京期間沒有見到。但是聽很多人說，包括許先生，他權力欲望太強。仍然有很強的文革期間造反派特色。魏京生在許先生那裡談到他曾經是“聯動”，仍然非常自豪，許先生嚴厲向他指出，他應該反省“聯動”問題。魏京生另一個行動是向各國發信和電傳，說以後援助國內民運都要通過他，錢都要交給他，這些抓權的手法都意味著以後在權力問題上會如民聯陣一樣又有一場鬥爭。
許先生有兩個觀點我有看法，但是見面時沒有談及，我決定在信上再討論。
一．他說在中國沒有幾個懂得民主的，也沒有人認真研究民主問題。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夠準確。民主問題分價值問題和方法問題。某些人並不是沒有讀過民主的書籍，而是因為不接受民主的價值。或者說基於他們舊有的心理規範，對一般所說的民主有一種先天的抵制。而民主的方法問題則的確是並非每個人都瞭解的很詳細，而有些方法如何仍然是在討論。那些宣揚擁護專制，新權威主義的人決非都沒有讀過關于民主的書，有些人可能還真對民主研究過，但是他們卻沒有接受民主。說他們不懂民主，似乎不夠準確，用懂和不懂民主來說，則會出現錢穎一說許沒有到過西方，不瞭解所謂民主社會，反說他不懂民主的爭論。
二．關於他把八九學生運動後期歸於失去理性的問題。我認為在這個地方用理性這個詞並不能説明人們更好地認識當時的問題。因為究竟什麼是理性，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不同的價值系統下有不同的理性標準。按陳子明的三線計畫，利用學生運動製造流血，然後他們有資本為當權者服務，進入共產黨權力，推動改革，那麼流血就是理性的結果。按照鄭義的想法，絕食在五月下旬每堅持一天，在電視鏡頭下和廣播中就會對全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對全國人民產生更大教育作用，那麼五月下旬的行動就是理性的結果。
以人權，人為最高原則和以政治目的為最高原則的人對理性的看法是決不一樣的。
關於六四鎮壓是否是學生運動失去理性造成的，或者問題不這麼提，學生運動由於失去理性因此失去了它所應有的最好結果，我認為也是還可以再思索的問題。我現在不敢匆忙下結論，因為事關人命問題，而我自己還活著，我只想對比兩個例子，
1．是解放前他們搞學生運動時，是否每次學生運動結果是流血，甚至死人，那麼就是失控了，失去理性了呢？我不知道他們那時搞地下學運是如何總結的，亦或那時的學運都是他們所控制的？
2．羅馬尼亞事件時不但發展到流血，而且還抵抗了，因此造成了後來的變化。這是還是不是合乎理性的行動呢？
我在北京見面最多的還是原來的朋友，如潘青萍、史保嘉、老羊等。和戴建中見了一面，但是他太膽小了。由於我不願意連累他和康生，雖然本應該去看他父親——戴孝侯老先生，可為此而沒有去康生家。
我和史保嘉幾乎已經二十年沒有見面，和潘青萍也已經十五年。收集了一些資料，回來後準備寫一篇關於當年知青文學的文章，因為國內現在十分流行懷舊，而那種角度的懷舊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楊健寫了一本《文化革命期間的地下文學史》，收集了大量的資料資料之全是你我所料所未及的。但是對於我們這批人他仍然很缺乏瞭解，有些材料甚至是錯誤的。趙振開（北島）大罵這本書，但是我認為這倒大可不必，我認為作者作了大量的工作，應該引起我們的尊敬。我和作者見了兩面，行前一天他又到我家送我。他感覺接受能力都非常好。他說，準備重新修改這本書。他認為我們這批人應該是地下文學的主流文學。他走遍了中國，認為卻是沒有任何一批人能和我們當初那批人相比。我是通過史保嘉認識他的，我極力向他推薦了潘青萍，走後他已經去拜訪過潘青萍。
潘青萍也在寫小說。和二十年前一樣潘青萍仍然有著非常清楚的頭腦，只是患了卵巢癌，作了兩次化療，她不願意再作，本來應該五月開刀，可是她推到了十一月。她在一篇小說的序言中說：
“過去，我們總是以為苦難的經歷是寶貴的財產來慰藉自己，後來我逐漸悲觀地意識到，‘文革’以及在此之前的生活方式事實上毀掉了整整一代人的創造力，以至既使有多如牛毛的作家藝術家之類，我們卻沒有能力在藝術中再現和認識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形諸于文字留給後人，我們卻沒能創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歷史，如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格醫生》或是昆德拉在《玩笑》中所完成的業績。由於我們的無能，有朝一日我們所親眼目睹的事實將不復存在。”
她的這一段話是對的，我這次回去見到舊日的朋友，以及看到張建中、芒克及楊健等人的作品，尤其是芒克的小說《野事》，深感這一代人，或說這一代人中所謂曾走在前面的人，沒有自覺的提高，只有原始的反叛，現在已經幾近陷於芸芸眾生之中，面臨淘汰的危險。像《野事》等等作品，不僅失去當年那種衝擊力，而且肯定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在這種情況下的懷舊，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只會使人麻木自己，甚至扭曲歷史。
芒克的小說《野事》寫的是他在白洋澱插隊時和白洋澱的兩個當地姑娘，一個北京的女同學，一個女流氓的性關係。還學文和一兩個朋友也看了芒克的《野事》，突出的感覺是：
一．語言貧乏，病句很多。單就他寫性關係來說翻來覆去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個詞。
二．觀念陳腐，小說中對於女人與不同人的性關係持一種及其傳統保守的觀念。
三．小說是寫插隊生活，但是人們從這篇小說中根本看不到當時的時代的特點，也看不到插隊青年的真實生活狀況。由這本小說看，插隊生活倒是像一種很美的田園詩式的生活，這使我想到，就在二、三月，芒克帶著一些外國記者到白洋澱訪問，這些外國記者到了白洋澱，說你們在這麼好的環境，過這麼好的生活，我們也願意插隊。在這些外國人的眼裡，插隊原來就是這個樣子。這完全可以用潘青萍上面的話來批評芒克的小說，以及他給外國人的插隊印象。
扭曲歷史的人包括我們周圍的一些朋友。在白洋澱時，我和史保嘉和老羊就趙京星和陶洛誦爭論了幾句，因為也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對過去的評價，如何再現歷史，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個沒有付出艱苦探索的人在這方面會猶如芒克一樣，呈現給人們一個歪曲的歷史。
今天如何看趙京星和陶洛誦現象？趙京星的東西並不是一種反叛，他的文字和思想都是正統意識形態的產物，而陶洛誦顯示的是每個人，青少年時代都有的熱情和熱血。她的投射對象及結果顯示的是——這是黑暗的時代、盲目的一代。
如何看《今天》：北島（趙振開）的弟弟趙振先在《黃河》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今天》的回憶，其中很多內容是不能容忍的歪批。這些真的應了馬元德當年和于友澤談他的詩時，對于友澤的評論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好究竟好在那裡。
的確，靠一種原始的衝動和一種摹仿，而不能上升為有意識的提高，自然是不知道自己好在那裡，當然能否上升，我還是認為靠才能。北島、芒克等人走到了他們的極限即是如此。他們走到極限時的時代環境，其實是一個相對來說已經比較好的環境。開放了，他們見到的東西多了，有可能提高自己，或者說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去努力。但是他們卻做不到。難道中國人，我們這一代人只能以這種東西留給後人嗎？
史保嘉在《今天》發表了一篇“詩的回憶”，趙振開將原作中提到的他以前的詩歌都刪去了，這篇東西修改後在《黃河》原文發表。
我和潘青萍算來也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面，但是潘青萍仍然是我最能交談的朋友。史保嘉說我們兩人驚人的一致，不知是“誰抄襲誰”，認為我們兩人都很苛刻。我卻並不如此看，到此為止，我只不過以一些A、B、C 作為標準來評論中國的一些事物而已，決沒有，也不敢用高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東西。因此，總起來說，回去最大的感受仍然是：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反省、分析和批評，而不是沾沾自喜，我們沒有任何資本去舒服的憶舊。舒服的憶舊，則依然是飲鴆止渴。因此儘管保嘉說我們苛刻，我認為，我們缺乏的是苛刻。還是要再苛刻一些才是。在生活中只有“真”的東西能留下來，越是苛刻，才可能去掉愈多假的東西，留下愈多真的東西。對此，楊健說先要造神，然後再破除神化，我不這麼認為，因為我們從事的不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楊健這種方法造成的只會是一種惡性循環。
我帶回一本《西方論蘇聯當代文學》（中文），看到西方對蘇聯的絕大部分解凍文學作品，在藝術上的評價並不高，只對極少數的幾本，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格醫生》評價很高。由此，我聯想到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與此相比竟然如此不同，我覺得應該寫一篇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和西方對東歐文學評價的對比性文章，這樣能夠看出很多問題。
對大陸的學術和思想問題的看法如此。對知識份子的看法，我則認為，和以前一樣，知識份子離表面政治太近了，離學術太遠了。太熱衷於表面的社會效應，也可以說熱衷於自己名譽地位，乃至金錢了。這種名譽地位其實也包括對政府的所謂批評意見，以擦邊球的方法來沽名釣譽。此行使我在認真考慮回去的問題，我回去的想法最重要的就是想認真從事知識份子的工作，並且希望有很多人這樣，離政治遠一些，不去考慮權力問題，專心研究學術和藝術等文化問題，拿出好的作品，從這方面影響政治，和社會。具體實行哈威爾所說的“為真（理）而生活”。這是知識份子唯一可走的路。
我當然知道，我這個人命運坎坷。因為這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放著舒服的路不走。此次回去我曾經和潘青萍談到，過去我們這一代人很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和上一代知識份子不同，這種自以為是是自欺欺人還是真的如此，亦或甚至還不如上一代知識份子？
我們談論的結果，最後感到還是不一樣，不一樣就在於，我們二十歲左右時，讀了一批象海明威、雷馬克等人的書，血管裡滲透著對生活強烈的愛和追求，滲透著野性；這終生影響著自己。而上一代，即六六年前的老大學生們缺乏這種野性和衝動。
所以，于我，生活坎坷、卻不平淡，生活艱辛、卻不平庸，或者說我不甘於平庸的生活，因為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與平庸爭鬥，不甘被它所征服，雖九死其猶未悔。這些話當然說說容易，行起來卻並非易事。顧城殺妻事，其實早在顧城從新西蘭鄉下到柏林時我就預料到了，這裡學技術的有工作的人生活都很好，象顧城夫婦這樣無根基的人，必然承受不了生活的壓力和誘惑。或投降返回社會或崩潰，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結果。我只不過在極力逃避這種結果而已。
下面怎麼辦，我尚說不出，手頭有幾篇文章要寫，有幾個問題要研究，年底我還必須回去看我母親，因為她太老了，沒有人在眼前，她的生活只會在一般人的標準之下。能想到的暫時只有這些。
信暫寫到此！。
祝你們身體好！諸事如意！
維光
199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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