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再談從浪漫主義中文誤譯到羅素《西方的智慧》德譯問題——讀書札記(二)

1.
雖然我從九一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這本《西方的智慧》中文本中,得到了有關“羅馬化運動”基本的看法的證實,但是更準確地把握及引用,我還必須要看英文本是如何陳述的。為此,我決定上網買一本英文本《Wisdom of the West》,《西方的智慧》,同時也準備買一本中文譯本。
我之所以覺得要買一本中文譯本來對比看,更多的是要關注它對羅素思想的理解表述及語言會是如何。幾年前我曾經想寫“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的續篇,“再談當代中國無大師”。設想是想以一些案例來具體地論述:為什麼只是靠看翻譯作品出來的人,絕對成不了“大師”,他一定是個“半吊子”“文青”。對此,我已經用阿隆的自傳的中譯本為素材,找出來一些或由於沒有進入思想史,或由於意識形態禁錮而產生的極為典型的昏話,做了相當數量的筆記,一直放在那裡,還沒有時間最後成文。現在看來,“浪漫主義”的誤譯,以及羅素作品的翻譯可以進一步提供更為典型的案例。當然,也還有此前我沒有想到的情況,即在閱讀德文本《西方的智慧》的時候,突然感到的異況。這讓我預感到,如果三個版本對比,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問題。
現在來談閱讀德文本的異況。
我如此迅速地決定買英文本,除了為了準確理解及引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我看德文版的“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按筆者理解,Romantik應譯為羅馬化運動)”一章的時候,突然覺察到,這本德文本氣味不對。
由於手頭沒有英文本,當時我只能夠具體對照看了那個下載的中文本是如何說的。結果發現,中文本竟然根本沒有德文本的那幾乎半頁、讓我感到味兒不對的內容。這讓我大吃一驚。我立即試圖上網搜尋、下載個英文本,但是就是找不到,所以才毫不遲疑地訂購了英文本。

我在英國書店訂購了九〇年版的英文本,《Wisdom of the West》。一周後書郵購到,立即三個版本查對,結果發現,九〇年的中文本是按照英文原文翻譯,內容沒有增刪,德文本竟然增加了半頁。可德文本為何有此增加,它的增加是那兒來的呢?這讓我極為不解。
說羅素後來自己有增刪,或者同意了德國版的增刪,這應該說是不可能的,因為九〇年的英文本沒有變化,而羅素早在一九七〇年去世。那麼德文本為何會如此?莫非跟我翻譯《愛因斯坦語錄》(注:杭州出版社,2001年,仲維光、還學文譯)時遇到的情況一樣,德國人根據自己的理解及國內情況“擅自”做了增刪及修改?
這個看法如我在談對阿倫特的評價時說的那樣我知道我是“外國人”,不敢輕易出口但是我卻對自己的學術感覺也還是有些信心。為此我上網去尋德文版本情況,知道《西方的智慧》第一個德文版本一九七〇年出版,並且就是我擁有的這個本的譯者,Kàroly Földes-Papp,書名那時候就改為《西方思想家》(Denker des AbendlandesStuttgartVerlag Buch und Welt1970)。所以應該說是同一個版本。於是我上網搜尋有關這本德文本德國人的書評。我相信,和對阿倫特的看法一樣,如果我感覺的問題存在,一定會有德國讀者注意到。
坦率說,現在做學問的條件真的是以前無法比的,我竟然在網上索引到我所希望找到的多位德國讀者的評述。這些評述不僅解答了我的疑問,而且簡直可以說是毀滅性的。
羅素

2.
一位德國讀者的對這個德文本評論題目就是,“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的強姦”。他說,這個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德文版及翻譯者所作的一切,讓這本書竟然沒有了任何可取之處。
首先他明確地說以下批评不是對羅素,而是對出版商和翻译。他認為這本德譯本除了到處可見的表达和语法中的常规错误以及刪節外,有兩點必須要說
1作为翻译隨便刪節和改寫根本就是一種無恥。
2出版社應該知道,譯者永遠必須要以母語版本為準。譯者如果在這上面犯了罪,那就是不可解脫的了。
另外一位讀者說,這本書本來是一本優秀的入門書,但是卻遭到令人遺憾、極為可怕的翻譯。他說德文本的翻譯是極為失敗的版本。對海德格的描述完全不是羅素的看法。誰都知道羅素是經驗主義者,他對於大陸哲學有著非常明確的看法。可是看到德文本對海德格的記述,讓他感到極為疑惑,對此,這位讀者說,他可以肯定地說,羅素絕對不會特別因為德文本而修改他自己在英文本中的觀點。這本德文翻譯書,太多的“雖然如何,但是……”,“是否的確如此……”等。因此對於這本書德文版的價值,絕對不能夠有任何高估。他呼籲,有能力的讀者一定要去讀英文原版。
看到這個評論後,我立即按圖索驥地對照看了另外一章關於海德格的英文和德文本。結果發現果然如他所說,英文版羅素只有一小段,總共八行字的介紹,而且這個介紹是批評性的,但是德文版卻是幾乎三頁,并且都是正面的推崇。而這也就讓我立刻明白了,在此書德文版中的“啟蒙和羅馬化運動(Romantik)”那章中的多出的半頁多對德國Romantik的介紹,也是德文版譯者加的。那增加的內容也處處隱藏一種對於德國羅馬化運動的推崇。懂行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和羅素的看法不合拍節。
我還找到幾篇批評性的文字,批評譯者的行文風格完全不是羅素的,調子也不對。總之,這樣的情況,對於崇洋媚外,尤其是那些張口閉口稱讚黑格爾及其門人嚴謹的中國人來說,可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事實卻的確就是如此。
對此我當年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英文版的時候,曾經第一次領略到。看阿隆的回憶錄德文本的時候更再次領略到它的嚴重性。這一次則可說是毀滅性的了。其實在大陸和臺灣受到吹捧的那幾位德國的漢學家,乃至瑞典的以及美國的那幾位,在德國及西方的學界,甚至在學漢學的學生中都是聲名狼藉。
在這裡我還要加上一筆的是,在我研究極權主義和當代問題的時候,德國在戰後文化及社會文化空氣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所以我特別要對中文界說,如果看不到、並且把握不住它是什麼,那就最好不要來談德國和歐洲的文化思想問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3.
由於對德國Romantik運動的理解問題,以及《西方的智慧》德文本出現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在這裡我將根據我的經驗做更進一步、具體地介紹。

二〇〇〇年,我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英文本(注:The Quotable EinsteinEinstein, Albert und Alice Calapr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的時候,第一次遭遇到德國人的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
由於愛因斯坦母語是德語,並且他自己公開承認自己終生沒有學好英文,而且這本英文語錄的很多文字最初是德文,當時也已經有了這本語錄的德文本,因此我是對照了兩種語言翻譯的。在翻譯中我才發現兩種語言陳述的語氣,著眼點,敘述的方法竟然非常不一樣。相較德文,英文本很多問題的陳述常常是過分的直接、簡單,或者說“白”,甚至會刪掉一些東西。這讓我進一步理解到不同語言思想方式的不同。
很多看翻譯作品的“文青”,乃至所謂“作家”經常信誓旦旦地評述原文作者的語言風格,殊不知,此種語言的行文方式根本沒有能力反映出另外一種語言的表達特點,更何況你直接看到的都是“翻譯者”的風格。為此,在我和我太太還學文翻譯《愛因斯坦語錄》的時候,凡是愛因斯坦曾經最初用德文表述的,我們都從英文找到德文,對照了德文,盡力讓它們以接近於德語的表述方式表述出來。而這也使我們明白了,只從英文來理解和翻譯愛因斯坦,那不是愛因斯坦。至多說那是“英文化的愛因斯坦”!當然這個區別對於茶餘飯後的閒談者無所謂,但是對於研究愛因斯坦的專家,那就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了。
然而,德文本《愛因斯坦語錄》(注:Einstein sagtEinsteinAlbert und Alice CalapriceVerlag MünchenPiper Verlag1997)讓我最吃驚的是,它竟然對英文本的內容做了刪改替換。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則,一是英文本愛因斯坦語錄中談德國和德國人標題下,有一則具體地批評德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問題,然而德文版刪去這段卻換上了兩則吹捧哥德的話。第二,英文本愛因斯坦入籍美國的時間是正確的,但是德文本居然把它改回到以前曾經訛傳的錯誤時間。
那個時侯,我對於這個第二點,德文版竟然用以前的訛傳替代了後來的正確,有相當的把握判斷,因為我已經看過相當多的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同時也親身經歷了解了德國人的傲慢可能發生的錯誤,所以敢於直斷這是學風問題。但是對於“替換”,我卻不敢貿然判定是否是譯者或德國出版社的惡意手腳。而這次我在德文版的《西方的智慧》看到了類似的問題,這讓我確信,這類做法是德國出版界的風氣和傳統。
對此,我在關於阿隆的自傳的德文本中也有所體會。我由於不懂法文,而阿隆談的很多問題及他的思想對我非常有啟發。中文翻譯本,你根本無法把握阿隆原來說的是什麼,所以因此只好收集他的德文本。然而結果卻是讓我體會到德文本不能用,它無法為想要認真研究阿隆的人提供可靠的能夠引用的文本。一本一千零八十二頁的法文本自傳,中文本九百六十一頁頁,德文本卻刪節出版為五百一十一頁,我所要查閱的段落幾乎都沒有,讓人無言。於是我又買了英文本,竟然也是刪節本,五百〇九頁。對此我當時的解答是,這對於我是問題,因為我學術根基太淺。這對德國人不是問題,研究者不會去看譯文,一定會去看法文。可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他們不應該如此隨便的增刪,總應該讓譯文的題目、基本的編排、編選和原著者一致。可這幾次經驗告訴我,這不是一定如此的。
在德國和在中國一樣,翻譯書籍——不可靠,至多供參考用。研究就必須讀原始文獻!

4.
這個讀書札記談到此,由於我是中文寫作者當然最關心的是中文界的問題,所以現在返回,再次具體談談中文界的翻譯書籍問題。
當年翻譯《愛因斯坦語錄》我寫後記的時候,因為看到德國人的學風及翻譯者的素養我想“彰顯”一句許良英先生,在後記中說:德國人的翻譯態度讓我看到許先生身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嚴謹。結果他回信對我說,他身上一切好的都是西方的,沒有任何中國的。這不僅讓我瞠目結舌而且可說是哭笑不得
我把這個讓我困窘的故事講給了德國的一位經常給《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朋友。他聽了,揶揄我說:我早就跟你說了,他不會理解這些你可“拍馬屁”呀!
對他的諷刺,我無言以對。因為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的確試圖用“稱讚”來讓我的先生繞開一些批評悄悄地離開以前意識形態化的路,轉而進入到正常社會的學術道路,並且由此讓人感到以前他是“誤入”了意識形態化。我的這個良苦用心在我到德國後和他的通信中可以多處看到
此外,我也必須承認當時我的思想深度還不夠眼界仍然缺乏足夠的銳利我不僅沒看到許先生的做法和德國翻譯界思想界在這種傾向上的聯繫而且更沒看到這種傾向的嚴重性。究其思想深度,在二〇〇〇年,我五十歲的時候,我還沒有達到奧威爾(注:《一九八四》著者)的深度!
現在看,許先生的那種理所當然地觀念領先,肆意修改人家東西的作風真可謂貨真價實地繼承的是西方——德國羅馬化運動的這種意識形態領先的傾向。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一個非常典型具體的極權主義社會癌變社會文化思想的戰略性措施的一部分所以儘管他是我的老師我卻無論如何無法迴避。而我到二〇〇三年的時候居然對此還是缺乏認識。
我之所以特別提出奧威爾,因為這就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具體談到的《真理部》在翻譯、語言、語法上,對於歷史、經典著作的徹底“改造”的最真實的案例,最直接的亦步亦趨地展開。
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們在封閉的中國所能夠看到的幾乎所有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中宣部計劃,按照他們的要求,由他們認為可靠的人翻譯加工,最後再經過黨的嚴格審查出版的。此中不只內容,而且包括語言及行文方式,都被嚴格地審查,并且被變了味。
所以我說,我五十歲的時候,遠沒達到奧威爾的深度。我是在六十歲後,才對奧威爾有了更深的理解。
對於這一事實許先生從來不加掩飾地承認,他接受的是黨意、中宣部的任務翻譯愛因斯坦是因為愛因斯坦擁護社會主義。而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這種遵循黨意及他自己意見的肆意取捨更是處處可見。此外,除了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及概念來翻譯改寫愛因斯坦外,還有“行文風格及調子”問題。那其實比“英文式的愛因斯坦”走的還遠——完全不是愛因斯坦的風格。因為愛因斯坦不是革命者、煽動家、煽情者,當然更不是意識形態分子,他是一個典型的散漫文人。如果你看愛因斯坦著述的中文譯文,覺不出他的閒散、飄逸,漫不經心,那就不是愛因斯坦!
所以現在,也就是直到一三年前後我才進一步看到,過去我並沒有認識到那些追隨共產黨的上代人的根本特點。具體套用許先生式的話說,不是他所有的優點來自西方,而是幾乎他所有的致命性的問題都是來自西方。我絕非針對個人,針對許先生,而針對的是五四後中國所有那兩代所謂知識精英的問題。
回到羅素和他的《西方的智慧》,同樣羅素的翻譯介紹也是如此,不僅有對內容的理解及尊重,而且有行文風格、語言使用問題。所以馬元德才會在一小段羅素的文字中,徘徊一個月。自然大約也就為此,羅素關於Romantik運動的充滿負面性看法,對這個運動及繼承者海德格們的帶有批評性的描述,以及羅素辛辣而清楚簡單的味道,讓不喜愛他的翻譯者無法徹底清除,德文譯者不得不額外地添加了那麼多的色素和糖精!
在結束這篇札記的時候,我又上網了一次,驚奇地發現,亞馬遜德國網上的這本被他們譯成《西方思想家》的《西方的智慧》一書的供貨平台上,有一個平台,書名後加上了一句,“德文本由Kàroly Földes-Papp翻譯及加工”(Deutsche Übersetzung und Bearbeitung von Kàroly Földes-Papp.)。這讓我想到,很多中文翻譯書的後面其實都應該加上這句,“由某某譯者翻譯及加工”。因為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如此大的華語社會的文化,竟然已經讓胡適以來的二把刀的文青們,如此地褻瀆了一百年了!

說到此,這個Romantik,引出的故事真的是不少了。

2019.12.29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