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问题 ——五四的反思（二）

在《五四、马克思主义及对中国知识的问题》一文中，我从弗格林和波普的追求和研究中比较评价了被标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追求与反思。鉴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喜欢为自己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因此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就不得不涉及到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问题。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阿隆的话，强调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缺乏才智，就是缺乏良知。在对自由主义思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上，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们的那种在对马克思主义反省中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能力不足的弱点,也再次显示出来。他们不清楚究竟应该到哪个方向上去寻找，理解自由主义。不患不知，患的是强不知以为知，指鹿为马、南辕北辙。这不仅成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延误社会进程，败坏思想、学术的问题。

我之所以为上文写这篇补充文章，还是因为五四与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本文中我试图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方法决定了他的专断、不宽容，从根本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抗者。

这样一个论题早在七五年，也就是三十五年前，我就和一位自然辩证法界的前辈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因为我认为认识论问题和专制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位前辈认为，政治问题和哲学认识论问题没有关系。我当时的意思，当然含有对于他们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彻底否定。他也始终清楚地知道我对四九年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深恶痛绝。

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我们始终在对于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中国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 ——对五四的再思索（一）

一．五四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在文化与知识方面给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影响。然而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知识”方面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而且彻底粉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此。尽管五四后一代或者两代“主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却也同时把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留下来供千秋评说。

五四后留下来的一句最著名的教科书式的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已经在一九八九年被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对于这句话，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至今仍然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反思，还有很多主流知识分子为他们当年的追求，很多他们的后裔为他们今天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或有意或无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沾自喜。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有热血，一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还信奉马克思主义，则说明他缺乏才智。这个判断几乎是伴随着五四年代就在世界上存在了，然而至今在中国知识界却没有认真的被人们思考、接受，成为知识分子的耻辱标志，成为智商与道德高低的试剂。

这个判断对于那些混迹于共产党的党棍，及其文人是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李泽厚一类，李慎之、顾准、以及于光远等人及其当代弟子们一类——也就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谈意识形态问题

一

有网友希望我谈谈维基百科中有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否准确。我大概看了一下维基里的这个内容，因为网友没有链接给我，所以我不知道看到的是否是同一条。

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定义不是唯一的。马克思的确有他自己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基本上是不被学界接受的。

我曾经在九一年的时候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那时我依然是在黑暗中摸索，要自己来寻找道路。好在我已经习惯了，从七零年开始走向这条社会科学之路，我基本上是在黑暗中凭自己的直觉摸索找路。七十年代初期的我遇到的困难可比九一年要多多了。因为那时候我连摸索的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在摸索中还要不断修正自己摸索的方法。所以几十年下来回头看我真的是感到惊险，没有步入歧路，掉下深渊，真是我的幸运。到九一年，二十年的摸索，我已经基本上知道了应该到哪里去找门、敲门，入门了。

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中文世界从没有人具体提到。林毓生先生虽然在研究五四的时候运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是他没有提到任何当代学人对此的讨论。看他的论述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到他是在借用当代人的讨论，却没有看到当代人为何，如何讨论这个题目。所以这或许也是促使我去了解这个题目的一个间接原因。

哭许良英先生

许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东望神州，仰对苍天，抚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如何想象，如何接受，这世上就再也没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亲友中，有不多的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许先生是我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对我的器重与关心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尽管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因为不能够容忍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妥协、不留情的批评，而和我断绝了联系，但是对我的关心却从来不曾，也不会断绝。对此，我深信不疑。

一

最早知道许良英先生应该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长子，许成刚，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动去了东北建设兵团，这引起了我的关切。我是一个晚熟的人。虽然比许成刚大两三岁，可是却一直充满孩子的玩心。虽然从六六年四月干部子弟的怪异刺激了我，而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却都是凭着直觉，凭着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正义冲动及兴趣参加的。虽然先天那种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参与很多，但是对未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三

文章提要：（原载《新纪元》2月21号）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对此本文首先从西方学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国”指的的是什么，然后。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在西化、全球化过程中从“文化中国”发展到政治国家，最后到党国；西方从宗教国家发展到近代国家，政治国家，这两条线索提出对“文化中国”的重新思索，以及对于近代国家为人类带来的问题的质疑。

全文共分五部分：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二．何为“文化中国”，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国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

以信仰为基础，从文化问题出发，九评彻底地对共产党及其社会进行了分析。这个方法让我们看到，九评实际上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广泛深刻的问题，人究竟如何活着，人如何思索对待人组成的社会，及它给个人带来的一切。如果看不到这个广阔的、深刻的背景，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认识九评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点上，九评启发并且促进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问题，当代世界，以及人类未来面临的问题的重新思索。为此，它就从另外一方面再次让我们看到，九评涉及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它不是以政治为目的，它是建立在对于“真善忍”的追求和信仰上，是以一种“坚持”和一种“建设性”的“新生”为基础。所以，它的眼界和关怀是超越性的，广袤的。

在纪念九评八周年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时下中国的政治，更好地理解九评八年来带来的极为广泛的努力，我们也就有必要超越政治，对于中国的传统历史，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史，对于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史做一些反思和讨论。说到底就是，究竟如何看待九评带来的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

究竟如何看待我们中国民众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追求？一百年来在物质上处于的弱

许良英先生——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后一位左派革命家

——就悼念许良英先生致友人的一封信

XX，

你和一些朋友来信，希望我就纪念许先生问题，谈什么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暂时我不会直接谈。因为我已经看到，时过三十年，讨论这样的问题还是太超前了，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在对于许良英先生的悼念纪念中，许先生真正好的地方人们并没有明确地谈到。当然很多人都看不到，或者不敢看，我说的是许先生坦率、真诚的性格，如他直接把LiuXB赶出去，他多次告诫WangD不要和WangJT这样的人往来，他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庸俗，拉拉扯扯的作风，那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研究科学家的方法。然而，很少有人对此对比，反省地纪念他。
 前辈导师留给人最重要的永远是如何做人。可是，吹捧许先生的人甚至没有看到他的最可贵的性格和为人，并且恰恰又把这一套用在和许先生交往中，乃至悼念中。就因为此，他们的悼念也就有很多是虚的东西，吹喇叭式的东西，乃至假的东西，例如说他思想深刻。许先生不是因为思想深刻，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激情，真诚的人。他是一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者身上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非常直率地得到反映，并且持续到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他思想深刻，一旦推敲，那许先生的形象就会被摧垮。当然吹捧他的人并不关心这些，因为悼念，对某些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拉拉扯扯的手段，而非认真的学到，得到，继承，乃至反省些什么。
 

关于丁子霖悼念许良英先生文章中涉及我的事实说明

今天有多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丁子霖在悼念许先生的文章中攻击我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回答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很让我不安，但是与其不断接到别人询问的电话和信件被迫解释，不如用文字一次性地回复，解答如下。（丁子霖原文附后）

1.关于许成刚给我写信，说注意他父亲岁数大了，不要继续讨论分析以免气坏他之事。

此事有，但是是在八九年之后，大约九零年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和许先生讨论八九民运的事情。由于我在八九六四时已经在德国，因为等待奖学金的审批，所以没有回国参加这场运动。为此我高度评价刘晓波回国参加学运。当然没有说出来的原因也有我对于许先生和方励之他们不能够积极参与，而躲在外边，有不同看法。我看到，他们胆怯但却不愿意承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第一，我高度评价刘，第二我承认自己不如刘，第三我当然没说，但是讨论中显然是有这种情绪的。就为此在信中和许先生争论起来。

这个争论的结束是，因为后来刘晓波在电视上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我则坦率地向许先生承认了我对于刘晓波看法的错误。大约那个时候许成刚也写来这封信。我对许成刚的信当然是有看法的，因为思想讨论并没有人身问题。尽管如此，此后对于六四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看法，我也就没有继续和许先生讨论，我的观点则在后来几年谈六四的文章中陆续有所论述，如“心理恐惧和恐惧心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