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后当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彻底臣服化

1.

有网友论及：中国其实直到明清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都不完全是时下所说的隶属关系。又说，中国的宗教属于君王，晚清君王结束，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没了信仰寄托而终有投湖、自沉之殉道者。这前半段说的非常确切，但是，后一句“宗教隶属于君王”由于没了君王而知识分子失去了信仰载体，却是值得探究的，因为这又是用外来的框架套用中国特有的事物。

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我正在思索“再谈意识形态问题”一文，所以暂时无暇详细展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谈中国近代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与我研究的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问题一样，离不开西方社会的近代变化问题；这个变化不单影响西方，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世界，而这个西方社会的近代变化则是在“基督教宗教”社会及文化基础上的变化，这样两个文化传统的区别以及后者在近二百年中的强势扩张影响，就造成了我们研究当代几乎可说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所以这就促使我搁笔、先为此写下一点零感。

2.

谈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关系的变化，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君王和儒道释思想一样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对于天地人，人生理解的结果。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样的说法：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宗教隶属于君王”。其实这一点就是这位朋友也已经看到，因为他已经看到，直到明清中国文人和权力的关系也不是时下所说的那种隶属关系。

谈“革命”与“战争”问题

有大陆朋友来信说，近日在大陆学界一些人中在争论究竟如何理解革命还是战争问题。一些人推崇革命，甚至以为是目的，由此而推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那些所谓革命；一些人推崇战争，为此而为掌权者们的为了政治目的，以及对于异己力量运用战争鼓吹。究竟如何评价时下这个对于革命和战争的争论，朋友希望听听我的看法。

二十世纪被称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而这两个概念，革命与战争，恰和我正在研究的极权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这两个概念与两个极权主义政权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在关于极权主义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还有这更深刻的历史、哲学，以及文化根源，所以它们才从十八世纪末期后，也就是法国革命后逐渐对最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尽管对于革命和战争问题的讨论，当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以及两个极权主义的灾难后，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它，弄清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但是这两个问题在大陆知识界的讨论却可以说直到如今也没有进入到学术界，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过。因为尽管从八十年代中

無從躲避的黑暗——答客對我的臆測

有讀者對我對文革的看法評述說，「我時常感覺仲先生難脫文革帶給他個人的創傷，無論情緒，還是觀點，也許由於我沒有經歷過文革，雖然我的祖父、外祖父他們經歷過磨難，但總歸難以切身體會文革帶給人性的摧殘，坐著說話不嫌腰疼，這是命，我也無法去勉強仲先生。」

本不想回應這樣的問題，可這樣的說法，一來二去就會被認為真實，且影響人們對我對問題探究的理解。套句德國人在討論希特勒問題時常用的話：這些加了特殊邊界條件的做法，把一些看法「修飾」，使它相對化，有條件和局限了，從而影響了人們的理解和把握，所以不得不答一兩句。

我其實從來沒有受到過迫害。讀書一路順風，從來不知道學習是怎麼回事，可一直是最好學校裡最好的學生；而且在學校，無論文藝還是體育都出盡風頭。文革時雖然站在紅衛兵的對

仲维光：柏林墙倒塌25周年是历史的里程碑

9号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日， 德国展开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包括在柏林举行的音乐会和展览以及大型露天集会。10号，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的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活动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表明了人类对于共产党历史的认识，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有超过100万人前往柏林勃兰登堡门参加了周末的纪念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9号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说，这一事件向全世界昭示：梦想是可以实现的，“没有什么可以一成不变”。

仲维光表示，时间没能淡化这段历史，纪念柏林墙倒塌的活动已深入民间。【录音】这一次纪念大家看到，这个25年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而且很多人依然是热泪盈眶。而且这次纪念活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比20年更加民间性，而且更加个人化，如果说20年纪念活动是官方的、有组织的一个盛大的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则是深入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

文革之后无京剧

——听李和曾一九七九年“空城计”录音有感
（首发于台湾《新纪元》杂志396期）

不知是何人编排，网上youtube京剧录像四大须生的四段《空城计》后面加了第五段，李和曾的《空城计》。这一加可不得了，它不但让人理解了不可同日而语之意，而且更理解了何为画蛇添足。

四大须生之为四大须生并非浪得其名。看看杨宝森、奚啸伯呕心沥血的琢磨，马谭走过的历 程就知道了。李和曾的造诣实在说真的只能望其项背。因为无论就其对京剧的理解，还是追求所下的功夫，以及成长存在的环境，都无法和人们公认的四大须生相 比。看不到这一二三的区别的，最好还是少来糟蹋京剧。李和曾有点前人给的修养，可名声却是后来的“革命”造就的。四大加一不过是凸显编者的突兀、荒唐！

长安从此无子期 ——悼念当代翻译大师马元德教授（2014文）

七月三十号中午，从北京朋友处传来著名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两天前，二十八号去世。消息传来顿觉一片茫然，再次感到不知人生生死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无法想象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挚友马元德先生竟然真的就如此驾鹤西去，再也不可能再见。

就在几天前我还在想，八十多岁的马元德先生竟也难得健康，没有听到什么意外的消息，还在想不知哪日能够回到北京，而回到北京的一大乐事就是与马元德先生深谈，神聊，神侃！可如今一切随风而去，随风而去，再也不复可能……心疼，神痛……斯是人生，令人木然无语！！

马元德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位一生穷困，似乎落魄却飘然散漫的文人。他的译著在当代中文翻译界几乎可说是无出其右者。

一．马元德与罗素

我认识马元德先生是七十年代初期。那时我们那代被文革中断学业的老中学生被驱赶到社会的边缘，在社会中没了正常秩序的道路和人生的阶梯，为此，有些思想和抱负的人各自都在按照自己设想的社会未来，自己对此的人生规划努力。有几位在他那里跟他学外语的中学生，其中有四中的黄其煦与龚继隧，可能就是通过他们老马就认识了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我想我认识老马大约是通过于友泽，即后来笔名江河的所谓朦胧派诗人。很快老马就经常到我家来，我和他的关系，聊天的范围也超过了他和于友泽那些人。因为我从七零年起就转向了经验主义哲学，而这个哲学倾向，后来我发现竟然就是老马的性格倾向。

闲谈极权主义话题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首发：《新纪元》，http://www.epochweekly.com/b5/390/13905.htm）

很高兴这篇“谈中文阅读爱因斯坦”引起了一些讨论。能够引起讨论总是好事。但是我希望诸位小友，一，讨论中一定要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其二就是不要急于和别人“争”论，而是多思索反问。

在讨论中，尤其是在“争论”中，以前乃至现今我常有一种无奈感，因为对方太敢谈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了。现在于我好一些了，因为我能够切实地把握的问题稍微多了一些。例如那个阿伦特问题就是个很典型的问题。很多人在那里天花乱坠地谈阿伦特，可我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要谈这个问题，要准确地说出一二三却花了几年的努力。所以与其争论，不如退而思索。

其三，切实的讨论我认为首要关注的是方法问题。你的方法，你谈的人的方法是什么，如此导致的是根本性的问题。现在说到的卢梭问题也是一样。谈文化问题时我接触过卢梭的一点，但也就是一点而已。时下卢梭和极权主义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坦白说我还没有精力进入这个问题。你看，随手可以找来的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德语文献就非常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