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思想上来说，来自俄罗斯的启示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因为远在七十年前考斯基、卢森堡，三十年前德热拉斯，近至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哈威尔都曾深刻地分析过共产党社会的本质；因为十月革命后苏联对不同意见的镇压以及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在捷克，1981年在波兰和1989年在中国共产党一再显示它的专制与残暴；因为赫鲁晓夫以前和以后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都充分表明了党内改革派的局限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然而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的确震撼了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更明确、更具体的经验教训。
一
关于苏联这次失败的政变的原因，外界评论不一。它牵扯到对戈尔巴乔夫及其的评价。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半心半意的，因为他总是力图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相当多的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乃至有一天被赶下台。事实上后面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做了许多明智的让步，致使东欧得以顺利摆脱共产党的统治。但这只说明他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去冒无意义的风险，正如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今天苏联已没有那份金钱与实力去干涉。即使是在其被受赞扬的对外政治中，戈尔巴乔夫也表明他不是民主改革派而是共产党改革派。1989年初，匈牙利共产党准备与过去彻底决裂，放弃共产党的名称，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力劝他们再做一次尝试。这种延迟使匈牙利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在年底的大选中遭到惨败。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改革派，是一个精明的改革派政治家。最初，戈尔巴乔夫利用激进改革派的的力量平衡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当他的权力巩固之后，就把激进派人士一个个赶出了权力中心，直至与他共同开辟和平外交的密友谢瓦尔纳泽。在八十年代末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对待激进改革的要求和人物，在能够强硬的情况下，他都做的极其强硬。他不遗余力地企图拯救共产党，不是用坦克，而是用策略。发动这次政变的内阁成员都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名、任命，用以替代激进改革派人士的，戈尔巴乔夫的核心权力集团成员全是最保守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为这次政变奠定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想放弃共产主义，而希望通过改革来振兴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他始终裹足不前，以致于他的执政是"外面叫好，里面抱怨"，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
开始不断地成为民主改革的障碍。思想僵化的共产党保守派却没有戈尔巴乔的聪明，他们宁肯和这个世界一起死去也不能容忍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世界。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走得太远了，而是因为他依然不能抛弃共产党这个包袱，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不可必免地重蹈赫鲁晓夫覆辙的原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走得很快，但是党内的保守势力却摄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敢发动政变；而苏联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们之所以敢于发动政变以扭转历史的车轮，则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保守在政治上为他们准备了条件。直到政变失败，再度复出后宣布辞去共产党总书记并建议解散中央委员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向民主改革派的转变才真正开始。
来自俄罗斯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共产党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即使是共产党改革派。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最开明的共产党改革派，然而作为共产党人他不会、也不肯彻底改革，他拯救共产党的努力终于走入死巷，并且几乎给苏联带来倒退的灾难。苏联事件标志着共产党的彻底失败，改革拯救不了共产党，只有革命；这种革命或者是像匈牙利那样，共产党内部反叛分子占了支配地位，利用和平的方法和共产党固有的一切彻底决裂；或者像马尼亚、东德、以及今天的苏联那样，由外部力量迫使他们转变。
来自俄罗斯的启示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仅仅因为邓小平在经济上做了一点让步，近十年来大陆及海外许多中国人就歌颂他、寄希望于他，甚至在八九年北京大屠杀以后的两年中在海外的所谓民运领袖中仍有人不断散布对党内改革派，甚至对血腥镇压人民改革意愿的屠夫邓小平的幻想。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幻想的后果，对于共产党保守派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对于共产党改革派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迫使他们改变，而决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他们，幻想他们带领我们实行民主化。
二
苏联迅速而成功地粉碎这次保守派的政变，除了人民由于反对共产党专制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勇敢地起来反抗之外，我们看到，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以及各地的民主力量及其领导人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在粉碎政变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是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八九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使我们看到一支独立的民主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独立的民主力量的形成是异常艰难的。作为激进的民主派，叶利钦在过去几年中倍受挫折、打击，但他毫不退缩、坚持彻底的民主改革的要求，成为一面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争取民主的旗帜。几年前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赶出中央委员会并发誓要让他永远不能重返政治舞台；当选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后，叶利钦宣布为了履行一个民选总统的职务，他退出共产党。
叶利钦今天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他的威望、他的感召力就在于他不妥协地追求彻底的民主改革的勇气和努力。作为退出共产党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到欧洲议会演讲，叶利钦在西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而戈尔巴乔夫却在世界上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但是今天，正是这个叶利钦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拯救了苏联、使世界免于回到冷战的噩梦。
叶利钦和他的同伴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在于他们充分地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八五年以来的改革。他们迅速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追随共产党改革派、谋求改善与加强共产党及其体制，更不是借改革为个人捞取权利功名；而是利用改革的政治环境，坚决果断地摆脱共产党，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民主力量，结成广泛的真正追求民主的强大势力，从而使他们能在社会变动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叶利钦及其同伴在这次事变中的作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次政变的失败实际上也是因为在这几年的改革中产生了一支真正的民主力量，有了这样一支独立力量，我们就可能有效地防止任何政变和倒退。
来自俄罗斯的第二点重要启示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共产党内出于权力斗争和维护其一党专制的需要而出现的改革时期，发展真正的民主力量，而不是尾随着改革派，并为他们涂脂抹粉。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拥护改革的目的不是拯救共产党，而是埋葬共产党。事实上这一结论在五十年代的匈牙利和六十年代的捷克事件中，在德热拉斯等人的著作中早就揭示得很清楚了。然而不幸中国却仍然需要苏联今天的经验再次向我们敲警钟。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每当经济停滞危及共产党的统治时，它总会打出改革的旗帜，某些人会从中牟取更大的权力，1978年以来邓小平的改革即是如此。中国的改革虽然延续了十余年，但真正的民主力量仍然十分薄弱。少数知识分子利用共产党的改革混进权力阶层，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广大知识分子仍然对共产党和这一部分人认识不清。这就是造成八九年的中国和九一年的苏联结果不一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八九年的中国只有年轻幼稚的学生面对政府，而没有这样一支坚强而独立的民主力量。
三
政变之初国外许多人都为叶利钦担心，认为他应该立即出逃，在国外继续领导国内的民主运动。然而出任意料的是人们很快地在坦克车上看到了叶利钦，他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地站了出来，号召人们起来反对这次政变。接着他利用俄罗斯议会建立起抵抗政变的司令部，领导人们对政变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象罗马尼亚的情况一样，当军队终于发现不能轻易取胜时，便发生了内部的哗变，从而结束了这次政变。在战胜这次政变当中，叶利钦及其他激进派领导人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在反政变过程中的每时每刻叶利钦等人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逃亡国外，跑进使馆的保命策略，而是坚持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因此取得了胜利。
来自俄罗斯的第三点启示是，危急关头，在精神上处于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和民主派人士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这既意味着为争取胜利而努力，也意味着敢于承担失败的后果。尽管最终的是胜利，但斗争过程中更多的却是失败与苦难。捷克总统、剧怍家哈威尔当年曾和作家昆德拉争论过斗争的意义：哈威尔认为正是那种看来必然失败的斗争削弱了共产党的信心，使得共产党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从枪毙改为监禁，再改为驱逐出境。但即使如此，哈威尔等人还是宁肯做共产党的监狱，也绝不逃避到国外去。人们常常哀叹，1989年东欧胜利了而中国的民主运动失败了，然而却很少去反思那些自以为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在国外到处风光的民运领袖与哈威尔、萨哈罗夫的天地之别。民主到中国变了味，中国版的萨哈罗夫和外国的也不一样。
来自俄罗斯的启示应该使我们深刻地反省"六四"之后的大逃亡。89年底罗马尼亚和今天苏联的胜利无情地谴责了那些在运动高潮抢着出风头，同时却已做好逃跑准备，共产党一镇压便大举外逃，让民众去承受失败的牺牲与痛苦的所谓民运领袖。罗马尼亚和苏联事件也应该使那些不敢承担历史重担，站在运动外面观看，以及最后躲入使馆的知识分子感到内疚。我们应该看到，在八九年我们也许没有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可能，但至少经过努力可以松动共产党，而不是听任它像现在这样成为一面倒的顽固派的堡垒。至少我们可以以更勇敢的承担来减少现在和以后被监禁的人的刑期，并更大的震撼这个社会。
1989年东欧的民主运动胜利之后，一些人认为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苏联强加的，而苏联和中国却是自己的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他们甚至怀疑苏联和中国是否如东欧那样变化，刘宾雁先生到处发表演讲说中国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不一样，是获得广大人民拥护的。然而苏联事变再次反驳了上述观点，当然很多人可能仍会如八九年罗马尼亚事件后那样，再次用中国的特殊情况来拒绝这些经验，但是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接受这些启示。历史将把那些宣扬对邓小平以及党内改革派幻想的人彻底抛弃。
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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