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5日 星期三

关于自由亚洲电台冯晓明封杀科隆大赦国际活动报道过程实录

——冯晓明封杀自由社会声音为何如此凶恶?


对于任何自由社会中让中国政府感到难堪的活动,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而一定要削弱甚至屏蔽的新闻报导,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主任冯晓明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不顾会显露马脚地封锁。在多年和他打交道的经验中,我时时感到并且清楚地观察到这点。所以对于关键性新闻,我总是尽可能处理得严谨、点水不漏。首先让他只要出手封锁消音,就一定是一个严重事件;其次让他周围的同事能够轻而易举地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就是我一旦能够把它公诸于世时候,让人们都可以轻易地看出他的手脚,使他无法为自己辩驳。所以每逢重要的、一定要让海内外华人关注的新闻,我不仅制作的时候非常谨慎,而且在制作的过程中也会设下罗网,让冯晓明只要敢于做手脚,就无法不露出马脚。今年八月,我对科隆大赦国际在科隆市中国文化节期间活动的报道,就是这类案例之一。
在这样的对抗中,不知是指使他的人下了铁令,还是他的智力很低,冯晓明总是钻入我的设计,亦步亦趋地跟着我的预感行动,以至于我的报导最后被他删改或封锁之时,我总不禁笑出声来:“这个家伙,怎么居然这么愚蠢!”我损失了几块钱的收入,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了自己。
现在给大家讲述这个最近的案例,即在对科隆大赦国际在中国文化节期间举办活动的报道中,我和冯晓明的对抗。



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科隆市中国文化节,是中国政府今年在欧洲参与的可数的大型文化活动之一。这个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是大张旗鼓地纪念科隆和北京结成友好城市三十周年,而且恰好又值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癌症弥留之际。为此,这个活动对于国际人权团体及中国的异议人士来说是一个发挥影响,呼吁救援刘晓波刘霞的重要时机,而中国政府则也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消音、封锁乃至破坏国际社会对于这个活动的抵制和对人权问题的宣传。对此的新闻报道,我当然清楚,冯晓明一定会出手干预!为此,为了让他无从下手阻止通过报道把人权团体活动的影响扩大;或者如果他胆敢出手,就一定让他再次暴露自己的面目;就成为我设计这次活动报道的基点。
三月份科隆大赦国际就开始行动,他们首先发表声明抵制中国文化节,并且会见科隆市政府要求活动中不能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如果在正常的自由社会的电台,我本来应从三月开始就追踪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从三月追踪报道,那么到八月活动举行之前,冯晓明会以报道重复为借口而予以封杀,他这种封杀手段我不止一次经历过。所以,三月份在充分考虑后我感到以我目前所处状态,最好是拖延临近文化节的七月开始,文化节前一周再发一个报道,以便让海内外人士逐步地关注并且能够及时参与。这大约是以最少的报道,发挥最大的影响的唯一办法。为此,尽管七月中刘晓波在关押中去世,科隆大赦国际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要求取消这个中国节活动,但是考虑到冯晓明的存在,我依然未有贸然增加报导。
八月初,发现刘晓波的去世使得民运团体也介入到科隆中国文化节的抵制和抗议活动中来。考虑到如果在活动前的一周增加一次民运团体计划抵制的报道,不但可以大大加强人们尤其是文化节期间来自国内的团体及国内民众的关心,而且可以增加这一抵制活动在德国及海外的影响及参与度,因此我决定增加一个报道,设计了不仅新闻信息而且内容和题目也迥异的民运团体和大赦国际两个抗议活动的报道。除非冯晓明疯了,否则他不敢随便封杀这两个新闻。事实上,如果是正常的电台,从不同方面报道对于一件事情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活动完全不应该存在问题,尤其是对于专题报道。但是,冯晓明却并不是一位“平常的新闻工作者”!


我当然清楚,科隆大赦国际的活动无论在方向上、诉求上,还是规模上、方法上,和中国的民运团体都截然不同。为此,我提前两周在八月初就和科隆大赦国际分部联系,约定采访时间,了解他们的诉求以及具体计划和活动内容。然而在联系中频出意外状况,大赦国际科隆分部发言人、绿党科隆市议会议员巴尔彻(Sebastian Bartsch)先生八月十号后到国外度假,因为事关重要,他特别留下了私人手机电话采访。我原以为现带社会手机联系不会有问题,没想到他度假的地方很偏僻,手机信号屡屡中断,加之他计划外的私人活动,约会三次都没有联系上。不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幸好我预留了充分的提前量,终于在八月十七号和他联系上并做了采访。
巴尔彻先生不仅非常重视这次采访,而且对于报道的尺度和方向也非常关切。在十七号中午的电话采访后,他连续发来三封信,介绍从三月底以来和市政府交涉的过程,强调他们不是反对市政府继续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的决定,而是要求中国节增加人权内容。他特别提出:在中国文化节期间,科隆大赦国际要让中国客人所到之处,处处看到和听到刘晓波和刘霞的名字和照片、他们的声音和为他们的呼吁!我从二十年做新闻的经验感到,这不仅是他们充分考虑、良苦用心的结晶,而且真的是一个非常响亮的新闻标题!


我这样感到,冯晓明当然也一定会感到:这是一个让中国政府非常不快的活动。所以我知道,中国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消音,而冯晓明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封杀。
为此我想到,我的两个预报,如果先报大赦国际的活动,那么冯晓明一定会删改题目和文字,放到文化或者科教文等不引人注意的版面;而另一个关于民运人士抗议活动的报道,他则会以科隆中国文化节预报不能重复而强行封杀。所以,我先做了采访民运人士的报道。那是习以为常的抗议声音,没有很刺激的影响,冯晓明自然放行。而后面关于大赦国际的活动,即对洋人的采访报道,加之如此特别的内容和新颖的题目,我料想冯晓明不敢贸然封杀。为此,我特别把对大赦国际发言人、绿党议员巴尔彻的采访报道放在了对民运人士报道后的两天,即八月二十五号开幕的中国文化节的一周前,八月十八号星期五。但是,冯晓明居然封杀了对巴尔彻的采访报道。我把这两个报道附在文后,首先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两则内容不同的报道的分量,其次读后读者可以思索一下,什么样的人讨厌这个报道?
我的预料的错误及冯晓明的封杀,让我再次感到,我还是低估了冯晓明的封杀新闻的凶恶,或者说他不得不执行命令的压力,亦或说他智力低下的程度。为此,冯晓明居然猖獗地、不怕暴露地封杀了我的对于大赦国际发言人、绿党议员巴尔彻的采访报道,我也没必要直接去问他了。在被封杀后,我直接给台里,他的上级主管去信,要求为这个报道放行。然而,自由亚洲电台的水,或许真的也同样是比我想的还要深;对于我的信,台里领导并没有回信,也没有处理——即发表这个重要新闻。而这也就直接影响到几天后我对于科隆中国文化节海外人权团体及异议人士活动继续报道的计划了。

五.

冯晓明的封杀让我明白,在对于科隆中国文化节大赦国际及异议人士抗议活动的报道上,我遇到了直接和间接的最大麻烦:第一,这表明中国政府一定有尽一切手段封杀各类消息的要求,因此以后的报道我一定会继续遇到各类麻烦,包括在活动当天联系民运人士的时候。第二,由于冯晓明对于巴尔彻采访的封杀,我也不能在现场实况报道再采访大赦国际,因为我无法向他们解释并让他们明白那个我们精心制作的报道为何没有播出。但是我明白,无论如何我必须达到最低的新闻要求,周五开幕式那天必须有所报道,否则就等于此后两天人权团体的活动在媒体上完全被屏蔽了。
经过细致的考虑,在开幕式那天,我从中午开始追踪并且终于联系上费良勇先生。我之所以希望能够联系上费良勇,因为我和费良勇先生之间有过众所周知的私人冲突,那只“神秘的手”不会想到阻挠到我去联系费良勇,而且如果冯晓明胆敢封杀我对于费良勇的采访,我也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捍卫这个采访,让冯晓明更加暴露。
这个采访虽然正常播出,但是愚蠢的冯晓明大约知道了我对于大赦国际采访的给台里主管的信,他竟然把上一次报道中我所明确指出的大赦国际活动的诉求,“国际特赦组织要让科隆中国节处处看到和听见刘晓波刘霞”转移到费良勇等民运人士的活动上,把对费良勇的采访报题目随便地冠之以 “科隆举办中国文化节 德国民运团体矢言让刘晓波无处不在”。
他的智力让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张冠李戴不仅没有表明他改正了错误,而且又成为了他无视新闻规范、放肆地伪造新闻的又一铁证!
为此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冯晓明肆无忌惮在此又一次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位平常的记者,而是一个混迹于记者中的“异类”。因为无论如何,报道新闻都绝不能够伪造;哪怕是要加强民主自由的声音,也不能够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关于科隆中国文化节,我原想在结束时再做一个采访报道,但是鉴于冯晓明的疯狂,只得作罢。一个如此重要的人权与专制角力的活动,就这样被冯晓明如此消音、扭曲,而无法得到正常的报道。而这只不过是很多事例中的一个。
大赦国际的巴尔彻在科隆中国文化节后来信问我报道的情况,我告诉他被封杀,并且再三请他谅解,告诉他这后面有很深的背景,相信终有一天会公开。对此,他既有所理解,也感到不解。而我也没有想到,半个月后,冯晓明的疯狂更彻底地爆发了。这个疯狂让我终于有可能把真相公诸于众,让人们看到冯晓明如何毫无顾忌地封杀新闻,想想冯晓明为何能如此肆无忌惮?
冯晓明的如此表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经历,自由亚洲电台的很多同仁应该是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对这样的明显的事态没有反应,真是这个时代的耻辱!

附录:
附件一,被封杀的20170818报道:

题目:国际特赦组织要让科隆中国节处处看到和听见刘晓波刘霞
825号到27号科隆将举办中国节活动庆祝该城市和北京结成伙伴城市三十周年。7月中提出停办中国节的科隆国际特赦组织,针对于此将举行各种活动介绍刘晓波刘霞及中国人权状况。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德国文化名城科隆和中国的文化古都北京在三十年前结成了伙伴城市关系。今年准备在825号到27号举办一个大型的中国文化节庆祝。记者获悉,早在今年三月份《国际特赦组织》科隆分部就针对这个庆祝活动和市长雷克(Henriette Reker)女士会面,要求她关注北京市民刘晓波、刘霞,人权律师周世锋和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的情况,他们都是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良心犯。现在,针对这个中国节即将举行,他们筹办了一个大型活动,纪念刘晓波,声援刘霞,呼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此,关于他们半年来围绕科隆中国节与科隆市政府的互动及影响,记者采访了《国际特赦组织》科隆分部的发言人巴尔彻(Sebastian Bartsch)先生。
巴尔彻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整个事情的发展。他说:几个星期前,由于他们获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七月十三号去世,以及刘霞仍然没有自由,因此立即开会决定,并且在721号向科隆市政府致信,要求停办中国节。723号,科隆市政府写信给刘霞表示哀悼和慰问。24号国际特赦组织科隆分部在科隆报纸上公开要求停办中国节。731号科隆市议会的基督教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左翼党和海盗党联合要求市政府正视人权交流在城市伙伴关系中的作用,支持欧盟、德国政府对刘霞及她的弟弟刘晖出国自由旅行的努力。
巴尔彻说,科隆市政府为此给他们回信,并且在727号宣布政府决定按计划举办中国节。他们认为市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合乎程序的,并且就此在内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决定利用这个中国节,向民众及来自中国的客人展示中国的另外一面,也让他们看到德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切。
关于他们在中国节的活动计划,巴尔彻介绍说,这个中国节,从25号到27号共三天,其中26号和27号在大教堂旁的广场(Roncalliplatz)举办各种有关中国的文化活动。他们已经准备好,从二十五号开始举办三天信息日活动,在各处设立信息宣传站,有标语、旗帜、图片等介绍中国人权状况,特别是关于刘霞现状的文字资料。他们为此准备了大量刘晓波和刘霞的图片,同时还有刘晓波和刘霞作品、诗歌的朗诵。要让民众,尤其是中国的来宾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抬眼就能够看到刘晓波和刘霞,听到有关刘晓波和刘霞的声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黄黑两色标志,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于刘晓波的悼念和对于软禁刘霞的抗议。

附件二:被伪造的20170825报道:

原标题:德国民运团体和国际特赦组织将与科隆中国文化节同步举行系列有关中国人权现状的活动
发表时被篡改伪造的标题:科隆举办中国文化节 德国民运团体矢言让刘晓波无处不在
825号到27号,科隆为庆祝与北京结成伙伴城市三十周年而举办大型中国节。德国民运团体将于此同时和国际特赦组织一起举办一系列纪念刘晓波,声援刘霞以及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活动。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德国文化名城科隆和中国的文化古都北京在三十年前结成了伙伴城市关系,为此将在本周末,25号到27号,在科隆举办一个大型的文化节。三天的文化节计划中包括26号和27号,周六、周日在科隆大教堂旁的广场上举行有关中国的医疗、民俗、文艺演出等各类文化活动。对于这个中国节,早在七月中旬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监禁中去世时,科隆国际特赦组织就提出要求停办,但是市政府还是决定继续举办。为此,该组织和中国的异议人士及团体又分别提出了增加纪念刘晓波声援刘霞活动的具体内容的要求。这个中国节即将在25号,星期五下午四点开幕,为此,关于最新的动况,记者25号中午采访了参与组织这些活动的著名异议人士费良勇先生。
费良勇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我们中国的民运团体今天要和国际特赦组织一起在科隆举办纪念刘晓波、抗议软禁刘霞的活动,下午四点钟开始。关于我们今天活动的内容,我们会跟国际特赦组织一起提出一些口号,比如说要求释放刘霞、纪念刘晓波、不要忘记零八宪章。另外我们会朗诵刘晓波、刘霞的诗歌、零八宪章等,我们都会使用中文和德文双语。此外还会发一些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刘晓波刘霞的图片等我们印出来的一些宣传品。”
关于他们在这个活动中的具体诉求,他说,“我们事先就已经向科隆市长雷克女士写了信,一个是要在科隆中国文化节中增加关于刘晓波和刘霞的内容。第二点要求把刘霞作为科隆的荣誉市民,并要求科隆市政府邀请她到德国科隆来。第三点是在科隆树立一座刘晓波的纪念碑。还有一个诉求是廖天琪女士和廖亦武先生提出来的,要求科隆市政府授予刘晓波荣誉市民的称号。”
关于科隆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该组织发言人巴尔彻(Sebastian Bartsch)对记者介绍说,他们将从二十五号开始举办三天信息日活动,在各处设立信息宣传站,有标语、旗帜、图片等介绍中国人权状况,特别是关于刘霞现状的文字资料,并且征集签名。他们为此准备了大量刘晓波和刘霞的图片,同时还有刘晓波和刘霞作品、诗歌的朗诵。要让民众,尤其是中国的来宾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抬眼就能够看到刘晓波和刘霞和《国际特赦组织》的黄黑两色标志,听到有关刘晓波和刘霞的声音,让他们知道,德国社会对于刘晓波的悼念和对于软禁刘霞的抗议。

附件三,供和附件一对比的发表了的20170816报道:

德国人权团体、异议人士因刘晓波去世和刘霞被软禁将联合抵制科隆中国节
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科隆将举办中国节,庆祝与北京结成伙伴城市三十周年。《国际特赦组织》和异议人士团体要求科隆市鉴于刘晓波去世和刘霞失去自由停止举办或者明确表态。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今年是德国文化名城科隆和北京结成伙伴城市三十周年。科隆市计划在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举办一个大型的“中国节”庆祝。由于北京市居民,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七月十三号死于监禁中,他的夫人刘霞女士也失去自由,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出国。为此,七月二十四号《国际特赦组织》科隆分部公开发出呼吁,要求取消这个中国节。旅居德国的异议人士和民运团体也特别针对这个“中国节”给科隆市长写出公开信。为此,关于这个抗议活动的发展情况,记者十六号采访了著名异议人士潘永忠先生。
潘永忠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七月二十七号著名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就致函科隆市长雷克夫人,要求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的刘晓波怎样,刘霞的状况怎样的情况下取消这个中国节。因为作为友好城市,它的意义不仅是在经济和文化上互助和互补,而更重要的是两座城市具有思想原则上的共同纽带。”
为此,这封信对科隆市长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潘永忠先生介绍说,“在眼下的这种局面,他们要求科隆市取消中国节活动,以示对于北京对刘晓波刘霞夫妇的处理表示异议。第二他们请市长给刘霞女士致函,提名她为科隆市的荣誉市民,并邀请她来科隆访问。第三,追认刘晓波为科隆市的荣誉市民。第四为刘晓波在科隆市树立一座纪念碑。”
据潘永忠介绍,雷克市长在回信中,只谈了她已经致函刘霞,表示哀悼与支持,但是回避了他们信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对此,他们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我们知道以后,由费良勇代表支持亚洲和中国民主化论坛,我代表民主中国阵线,彭小明代表全德学联,我们再一次给科隆市长发函,要求他们在中国节节目中增加介绍关于刘晓波刘霞夫妇的内容。第二给刘霞女士致函,提名她为科隆市的荣誉市民,并邀请她来科隆市访问。第三为刘晓波在科隆市树立一座纪念碑。”
据记者了解,针对这个中国节,八月二十五号下午四点,在开幕式的时候,他们将联合科隆的《国际特赦组织》,在科隆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公开的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