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亦師亦友亦父執的另一位恩師，北師大劉遼教授（1928-2016）駕鶴西去，讓還在人間滯留、耕耘的我，更加孤獨！又少了一個理解你、關注你、呵護你的知音師長！悲莫悲兮……！現在，竟然四年過去，又到劉先生的忌日……！
……
很少有人知道我和劉遼先生深切的關係，我也從來沒有對人講過。對此，有感覺及瞭解的可能只有馬元德先生。因為在我每次回國，劉遼先生請我吃飯的時候，總是囑咐一句，也叫老馬一起來吧，他一個人，我們在一起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聊聊。
就這樣，我有幸為劉先生留下了一些珍貴的記憶照片，也為老馬留下了照片。尤其是老馬，我估計在他身後，有他照片的人不會有幾個人。而這樣一個對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年輕一代人的思想，以他的翻譯文字，以他在北京文人學子圈中的活動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人，如果被遺忘，社會不再知道他的相貌，那對歷史、對人生都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一種巨大的歷史記憶損失。
就這樣，老馬也依稀瞭解到我和劉先生的關係，我們在思想上非常相投。對於這種思想相投，我相信也只有老馬能夠瞭解到我和劉先生相投的程度。因為我和劉先生的關係，就連我研究生期間直接的導師許良英先生也不瞭解和不會理解。而我之感到老馬能夠了解，還在於在最深的思想氣質上，做人的氣質上，劉先生、老馬和我，我們是一類人！而我們三個人，和許先生卻並不是一類人！
我們都喜歡哲學、文學、自然科學，我們都喜歡西方音樂，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都喜歡交友、海闊天空——我們都是典型的文人，骨子里我們厭惡政治！或許就是這麼簡單。
我雖然在政治上讓當局非常痛恨，讓那些大大小小的黨的知識分子非常痛恨，可我和任何醉心於政治的人都從來成不了朋友，我的好朋友，知心朋友、知己師長都是文人。在這個意義上，劉遼先生雖然是專門的物理教授，可他真的是個非常典型的文人。他為何如此，我後來才知道，他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他的父親是中文教授，同樣是是文人。
2.
我在中國科學院科技大學研究生院讀研究生的時候，上廣義相對論課，第一次見到這個絡腮鬍子教授的時候，是春天。他靠在窗前等學生到來，眼光投向窗外，我好奇地看著他，他望著窗外明媚的天氣、樹間雀戲，轉過身來，沒想到我第一句話聽到的是，他順口吟誦出，“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
這印象如此深刻，以至於就是到了今天，我一想到劉遼先生，腦子裡出現的總是站在教室窗前，向外凝望、吟出這幾句賦的畫面。
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天，劉遼先生五十六歲的時候。那一臉絡腮鬍子的青茬，讓人立即感到他的豪氣、書劍氣。那幾句吟出的賦可謂是他半生之感！
然而，即便在那時，他是我的老師，我和劉先生見面也很少。我更多地知道劉先生的一些情況是從馬元德先生那裡聽到的。因為老馬是北大數學系的學生，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劉遼以及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提到的學哲學的李澤厚都在北大讀書，他們當時就認識、熟識。所以我由老馬而知，劉遼是北大物理系畢業，後來是師大物理系的教授，還知道他是五七年的右派，受盡苦難。這些都成為那幅豪俠般的影象，那背後迴蕩著的文化氣韻，甚至有些傳奇色彩的“劉遼”的背景，它讓我總是隱隱地感到，劉遼先生的豪氣飄蕩在京城中、無處不在。
這當然也因為一九八六年，我太太由德國第一次回北京探親的時候，我們曾經在大木倉胡同的留學生服務處看到一幅劉先生的留言廣告，他希望用剛買不久的鋼琴換摩托車。那時摩托車在北京還是極為時髦的東西。他那年紀的人，那層次的教授，竟然要騎摩托車，這讓我太太和我想起來就覺得好奇。
有相當長的年月，劉遼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我之所以背誦了邱遲的“與陳伯之書”，全因為劉先生，全因為研究生院課堂那一幕。那幾句賦經由劉先生口中背出——太充滿滄桑感！太打動我的靈魂了！就憑他口中的這幾句，我也一定要背誦下這篇散文。從此，劉先生捆綁著邱遲的這篇散文一起留在我的記憶中。
一九九四年四月，離開北京六年後我第一次回國探親。飛機到達北京，在上空盤旋的時候，我倚在窗前，俯瞰已經充滿綠意的北京城，腦子裡突然浮想出劉先生在窗前吟出那幾句賦的景象。從那一刻，我九四年寫的那篇“回國所遇”的文章的開頭就有了。
“去国怀乡，不觉将近六年……，
暮春三月，回到久别的北京……，
扑面而来的不是浅草碧树、乱花迷莺，而是灰色的一柱柱冰凉僵硬的水泥，犹如密集的藩篱。
这水泥钢筋的城市，就是我的故土？
这藩篱，就是我魂之所系的生地？
在血腥的六四纪念日前，我在这个‘城堡’中生活了五十天，在水泥缝隙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友，在藩篱中重新体验了那个社会。”
這幾句行文，是劉遼先生一九八四年留在我記憶中的文字旋律，說他曾經影響了我的文字和靈魂，毫不為過。
我沒有和劉遼先生提到過他對我的這一影響，在紀念他辭世四週年的時候，我要深深地向東方，向劉先生鞠躬感謝！你的影響滲透在我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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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仲維光、還學文、劉遼教授1994於德國雷根斯堡 |
3.
我和劉先生氣質相投，愛好相似，我從來沒想過為何和一個物理教授在專業以外的各個領域會如此相合。直到很晚的時候我才知道劉先生家學淵源，也是出於一個具有深厚的儒家傳統的書香門第。
據我後來看到的資料介紹說，他的父親劉朴，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學教授。在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後半期，應當時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將軍邀請，到東北大學任教。在那時，日本對於東北地區的侵蝕、威脅及赤裸裸的吞併慾望已經畢現無餘，它強烈地引起劉朴教授的憂慮及憤怒，為此他為自己那時出生的兒子，劉遼的三哥取名為劉沈，二八年出生的老四——劉先生為“劉遼”，字“子複”，意在恢復遼沈。在那一時期，他還寫了一篇《過遼論》，揭露日本及一些媚日、投日分子滅亡中國的陰謀。這篇文章在當時流傳廣泛，影響很大，因此也受到日本方面的注意，把劉朴教授看作是危險人士、眼中釘。這使得劉朴教授不得不于九一八事變前夕全家遷到關內，以躲避日本侵略者以及他們的追隨勢力的迫害。
這一切當然也影響了少年時的劉遼，他曾就讀於中華民國政府創辦的“空軍幼年學校”，想當飛行員，來保衛國家。四十年代初期後，抗戰勝利的局勢逐漸明朗，為此，劉遼先生轉向了學習科學，從而離開了“空軍幼年學校”。
一九四八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一年後轉入物理系，五二年畢業。畢業後他最初在唐山鐵道學院任教，但是因為曾上過國民黨政府的空軍幼年學校而一直受到懷疑、整肅。一九五六年轉回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第二年，一九五七年共產黨領導人發動了所謂整風反右運動，他原本對政治及其運動已經毫不關心，一心鑽研物理，但是再次因為他的家庭在民國時的背景及他在空軍幼年學校的經歷，受到重點“關注”。這一次他依然是被整肅的重點對象。為了整肅他，校領導動員他去看大字報，並且鼓勵他發表批評意見，他看了、說了，結果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失去教師資格，被下放到圖書室當資料員。然而，這並沒有使充滿生命力的劉遼喪失生活及求知的慾望。三十歲的他，開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繼續自學理論物理。在那一段時期，他通過自學把握了量子場論、廣義相對論。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形式上結束，他人生的路也峰迴路轉，右派獲得徹底甄別，重新恢復了教學工作。此後，他以自己的能力及影響在北京師範大學建立了相對論研究中心，並且應邀到那些沒有廣義相對論課程的大學，以及對廣義相對論感到陌生的研究機構去講授介紹。這使得八十年代的大學界，提到廣義相對論就想到師大、想到劉遼。他名副其實地堪稱為文革後在中國研究、推廣廣義相對論理論及思想的開拓者。
八十年代後，他在時空理論、引力波、黑洞、宇宙學等方面不僅發表了很多論文，出版了不少專門及普及廣義相對論的教材和專著，而且培養了大批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但是在那段時期，劉遼先生對於國家前途的關心也沒有衰減。他雖然從來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但是凡是需要他簽名呼籲政治改革的活動，他都沒有二話。所以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就成了中國知識分子中參與呼籲民主改革的最主要的教授之一。這也是他為什麼成為“科學思想領域”中最具影響的教授，為何成為了我研究生時期的導師之一的原因。
4.
我曾經在紀念我母親的文章中寫過，我出自一個具有相當歷史淵源的書香門第，我的祖上是孔子最主要的學生之一——子路，我是子路的第七十五代玄孫。此外，我也是通過自學及對問題的探究而自己走向必須學習物理這條路的。這一切後來在我看來，應該就是先在的造成我和劉遼先生在思想和氣質上多方面聯繫的基礎。那不是可以刻意求得的，而是天然存在在那裡。它甚至讓你覺得它就是應該如此，必然如此，所以這相逢、相投很平常，沒什麼值得驚奇的。
然而，經歷了複雜的人生風風雨雨，回頭細看人生的時候，你卻會突然發現，不是那麼回事！人生中如此相投的關係，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因為影響人生的各種偶然因素太多了！碰到這樣的師長，是你的幸運，甚至是萬幸！絕大多數人並沒有那麼好的機緣能碰到那麼和你相投的老師。九十年代後的經歷，讓我更深切地體會到這一切。
我在中國科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接觸的導師不止一位。
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爱因斯坦对于波-粒二相性的探索（1900-1925）》，六位答辯老師除了我的直接導師許良英先生外，還有錢臨照、戈革、范岱年、劉遼和董光璧先生。本來有方勵之先生，他因為出國訪問而未到。這六、七位先生也是我讀研究生階段和我有過直接聯繫和接觸的老師。在那幾年，我在業務上主要接觸的是戈革和董光璧。和方勵之有所接觸，但是我感到他不是一個對思想和生活充滿好奇的人，不是一個能夠交流的人，相反拒人以外。那時由於我早已經反叛出那個社會及其思想，因此我並不覺得他思想很深刻，我甚至因為希望他在思想上能走的更遠，所以在拜訪他的時候，把我那本得之不易珍藏的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帶給了他，後來從他的文章中知道，這本書被劉曉波“順”走了。但是我和方勵之的交往卻並沒有深入到思想，更沒有深入到做人以及感情。
和與方勵之先生的交往不同，那幾年我和劉遼先生的接觸很奇特。我雖然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和一些情況，後來他不僅是我畢業論文的答辯老師，而且他是我入學考試，“理論物理”一科的主持者——出題、判卷者，我們在許良英先生家的討論班也經常提到他，但是那幾年我們卻完全沒有來往。我，以及我前後的同學也都沒想過去師大拜訪他。這說明，雖然每一次許先生的政治性的簽名呼籲，首先找的人中總是有劉遼教授，但他卻不是一個熱衷於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的人，或者說那不是他的特長。讀書、彈鋼琴、聽音樂、騎摩托才是讓他心賞的事情。
我和劉先生的相識、相知始於一九九〇年九月。那時他到歐洲開會講學，許先生來信告訴我，我邀請他到我當時所在的德國南部的雷根斯堡訪問，然後再由那裡去捷克等國家旅遊。劉先生到雷根斯堡住了大約一周，在我太太的幫助下拜訪了該大學的物理教授、並且參訪了雷根斯堡。
雷根斯堡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大約公元七十九年，古罗马人在雷根斯堡建造了城堡，現在還存在的最有名的石桥和桥门則建筑于1135年至1146年间，堪稱是歐洲中世纪最重要的桥梁建筑之一。與它享有同樣盛名的是同期建築的雷根斯堡圣彼得天主教大教堂，現在是歐洲及德国哥特式建筑的主要代表。此外在雷根斯堡東方，屹立在多瑙河畔的瓦尔哈拉神殿（Walhalla）也是旅遊必到的聖地，它建築於十九世紀，是為了纪念“值得赞扬和尊敬的德国人”建立的鳴人堂，當然也包括“历史上说德语的著名人物，政治家、君主、科学家和艺术家”，為此殿堂內的雕塑包括莫扎特、貝多芬以及愛因斯坦等人。這幾個地方，劉先生都去了並且留下了再沒有來過第二次的歷史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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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仲維光、劉遼教授、翻譯家馬元德、劉教授夫人張瑞英女士 |
5.
在那幾天，我們晚上無所不談。因為那時剛過八九六四事件一年，大陸對知識分子到國外交流也才再次又開始有所放鬆。為此，我第一次從劉先生那裡聽到了很多他直接經歷過的六四的情況。
劉先生對我說，他早就估計到共產黨政府會採取殘酷的鎮壓手段，但是也沒有想到會如此血腥。他為了親自經歷這個歷史性的事件，看到具體情況，六月三日晚上竟然跑到了西單十字路口的西長安街上，並且在那裡一直待到深夜。
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那一年他六十一歲，是中國有名的物理教授。我問他，他是否看見了軍隊、聽到了槍聲？他告訴我，豈但看到、聽到！而且為了躲避子彈，他趴在燈柱的後邊兩三個小時以上，子彈不斷地搜搜地在上空飛過。他根本不敢隨便動彈，唯恐被流彈傷及。如此一直趴到深夜，在感到確實是基本上安靜下來，較為安全了後，他才從長安街回家。所有的場面他都親眼看到、親自經歷了。
我問劉先生，為何明知會有殘酷鎮壓，那天晚上還要跑去？這不是往刀口上撞嗎？
劉先生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關頭，他是想看看，是否需要自己，以及自己能夠做些什麼！他並且說，讀了那麼多古書是幹什麼用的？
劉先生是在和我閒聊，但是他的回答讓我肅然起敬！他後來在九三年八月二號給我們的信中也強調過同樣的理念：
“自英倫回來後，……我一切仍舊，有時當然也碰到一些麻煩事，不過人總得有所敢為，有所不屑為，個人一點犧牲還是值得的。”
“人總得有所敢為，有所不屑為！”
我太太和我永遠忘記不了劉先生這句白紙黑字寫給我們的話，他的信件我們永遠保留在自己的身邊！
劉先生讓我太太和我深深地感到，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個歷史性的關頭，展示的是自己的人性及品質，自己做人的準則！不是為了當英雄，也不是因為從這個歷史性的關頭個人能夠撈點什麼而精算了之後，有計劃地去投這個機。
這也是我前文所說，我們是“文人”的原因。
“文人”和“黨人”的區別就在於，“黨人”總以為自己是特殊的“人上人”，是在完成歷史乃至所謂人類的“使命”！他們希望的是，利用歷史把自己表現為歷史性的偉人，所以言談、為人、寫信、記日記都是“雷鋒式的”——供發表用！真到了需要拿出勇氣、付出犧牲的時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們絕對不會趴到長安街燈柱下的水泥座後面，聽幾個小時的槍聲。文人看重的則是自我和生命的感受，是如何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做人！
真的文人，“不屑為”那種裝腔作勢、沽名釣譽！
劉先生知道我到德國來的時候，方勵之先生給我寫了推薦信，八九年方先生進了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後，我也有信給他，九〇年六月底美國軍用飛機把方先生由美國大使館接到英國後，方先生到德國訪問過，於是問我是否見到過他。我說，由於他是到德國西北部訪問，離我這裡五百多公里，知道的時候已經晚了。第二，他離開美國使館、到達英國後的講話很是讓我們失望，除了他自己及家人，就沒有別的關心，如今他安全了，我覺得，我們最好在旁邊看著好了，他大約也不願意更多地和我聯繫，所以也沒有去。
由於我知道劉先生是從英國來到德國的，因此也例行地問了他是否見到方勵之先生。不想，他還真的是見到了。他說是在一次演講會上，他在聽眾席向方勵之先生打招呼，方勵之看到他點了點頭，沒有多說話！他看方勵之沒慾望，所以也就自覺地止於招呼寒暄，沒有進一步的談話交流！
聽到劉先生的描述，我太太和我都感到極為震驚！因為劉遼先生不僅也是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學界的廣義相對論、天體物理學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參加了中國引力與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的創建，是第一屆理事會理事，第二、第三屆理事會的副理事長，並且就是在八九年，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後的九月，在那個動蕩多事之年，他接任了中國天體物理協會第三屆的理事長，其後連任第四屆理事長。此外他還曾擔任中國物理學會第五、第六屆理事，擔任國際廣義相對論和引力委員會委員，俄羅斯“引力和宇宙”雜誌中國編委。聽到這個情況，我沉默了一下，因為這是先生之間的事情，所以我太太和我都沒有多插話，立即轉了話題。然而這個情節，卻是深深地、永遠地打在我們的記憶深處。
2020.4.8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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