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2009旧作）

——悼念不相识的著名音乐评论家德鲁（Drew）先生

  

1．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让我那么喜爱、陶醉？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渗透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国京剧的神韵。我知道，每一首让我惊叹、喜爱的音乐，每一段让我叫绝的唱腔都可能为我的文字打开新的可能。

我常奇怪，为什么绘画、摄影、山川大海让我那么心旷神怡、流连徘徊？绘画、摄影，山川大海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有那些丰富的层次，跌宕起伏的变化，我知道，每一幅让我感到震动的绘画、摄影作品，每一幕让我惊心动魄的山光水色，都能为我的文字注入了冲动。

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不是单一的，表达方式也并非独一无二。我所拥有的不同艺术家对同一作品不同演绎的多种唱片，不同制作工艺的音响器材，让我理解、欣赏到艺术及语言的表达的多样性。

平庸的表现让你平庸，深刻的理解与表现让你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超俗脱凡。

2．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号，我到法兰克福飞机场接马建，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佛罗拉（Flora）的父亲辞世了。他觉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为自己没有尽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一刻我才突然知道，马建妻子的父亲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戴维·德鲁（David Drew）。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

达赖喇嘛的超越与“大西藏问题”探源 （2009旧作）

1．科学与信仰

学习、探究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四十年，我一直认为科学教给了我启蒙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反省、辨析的态度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使用这种科学的提出问题的方法，描述解析问题的方法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索的深入，我却更深地体会到，在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外，甚至可以说之上，还有一种超越的，导引这种具体方法的“思想”与“精神”，它驾驭着你的整个研究和分析的走向与领域。

究竟它是什么？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发现，一切理性的研究分析，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科学家如何研究，以及他想要在研究中得到什么结论建立在他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信仰态度，或者说他对于世界的感觉，他潜在的气质上。

世界只有一个，人们感觉到的世界却是如此的不一样。文学家把这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对生命、生活的描述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科学史家发现，这种分类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科学家的气质特点同样适用。在科学中也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科学家，现实主义倾向的科学家。

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科学家想象构成使用的理论，对世界可能存在形式的看法，与现实主义

政治诱惑下的知识分子—再忆马汉茂教授（2009旧作）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质紧密相连的问题，所以，大约从七三年开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我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九九零年，我到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那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时候，它是貫穿我一生的主要研究题目之一。为此，我经常和马汉茂教授谈论知识分子问题。

我当然是把马汉茂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来看待的。这一点特别对我这个刚刚从中国出来不久的人来说，是不会怀疑的。然而，没想到有一天在我和他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半开玩笑地说出一句话，知识分子问题的确很复杂！我算不算？教授是否算是知识分子，还是有争议的！

马汉茂教授的这句话，以及其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所遇到的一些描述困难，促使我几年以后试图重新定义（用Intellectuls），来考证区别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在纪念马汉茂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仔细想来，作为有着固定的历史及思想含义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这个职业是否算是知识分子，马汉茂却是一个具有典型知识分子特点的人。

一八九二年出现的这个“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概念，它指的是那些为追求观念，以思想为生活的人，那些不断审视他所在的社会，及其现存价值的人。它明显地区别于那些以知识和技能作为工具或商品谋生的（Intelligent）各类人员。

马汉茂的职业虽然是教授，但是他让我感到，他其实和我一样，是一个耽于知识和精神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够拘泥于技术细节，沉溺于重复性工作的人。

在纪念会上，他的两个妹妹说，马汉茂少年时代，喜爱弹钢琴，还会吹管乐，喜爱动手做一些乐器之类的东西。这就让我更加感到，他充满艺术气质，生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殊气质，使得他生来就被夹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而这个思想和现实，在我，在马汉茂，都更加尖锐地显现在精神气质与政治的冲突中。在我，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在马汉茂，则是因为他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生活让他同样摆脱不掉政治的束缚，政治的困扰，甚至迫害。

我还活着，还在“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中挣扎。这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义务、责任，有能力继续做一些努力。而他，大约是因为生活在更自由的西方，因而选择了另外一条摆脱这无谓的、困扰的途径。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原来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忆在鲁尔大学与马汉茂教授交往的日子（2009）

（永远的怀念——忆马汉茂教授之一）

我认识并且和马汉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离我们而去又是十年。

十年交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十年分离又让我们感到失去了什么？这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说终生对他的怀念。

我和马汉茂教授交往的那十年，是非常特殊的十年。他从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是人生中最成熟的十年，生命的顶峰。而对我，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作为一个从封闭社会，从极权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十年是特殊的，无论从生命还是精神和知识的意义来说，它都是进入一个人最有创造力时期的十年。

本来这个“时期”对一般社会的人来说，是已经进入完全成熟的时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由于生长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一个病态社会，各方面的彻底转变，知识框架的建筑却还在进行。然而这却正是第三世界，尤其是来自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共性。谁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方面的变化，就只能够证明他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还停留在共产党教条的文化世界。

我是从一九六九年冬天开始，从感情上、思想上全面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开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等哲学问题，思想问题的研究探索的。

第一个十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识论、思想方法的探索，以及相应的各方面知识，数理、文史、外语的学习准备时期。

第二个十年是知识框架、以及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完成时期。

认识马汉茂教授，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三个十年的开始。这十年是我基础工作完毕，真正全面进入研究和创作时期。在我和马汉茂教授的十年交往中，他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我在他那里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他潜在的影响。正为此，马汉茂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在今天纪念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更感到这十年和马汉茂教授的交往，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字语言”的变化。

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彻底转化，其中包括对近代哲学问题的把握，数学和理论物理、外语基础的奠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上走在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路上。但是我必要说的是，正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走完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段路。

在欧洲议会中国政府残酷镇压法轮功十周年的听证会上发言（2009）

——远方共产党残暴践踏的依然是这个星球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

第一，宗教和思想在最近六十年的中国，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从来也没有过自由。

第二，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的镇压的惨酷程度，对中国人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这一切最近十年非常典型地反映在对于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镇压上。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中国当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一．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共产党政府问题是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的首要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问题，我们必须清楚，首先是共产党问题，然后才是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东欧的各共产党国家，还是古巴、北朝鲜、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中国和他们一样，首先都是个共产党国家，然后才有他们各自国家的特点。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法轮功的镇压，在它的统治史上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唯一的。

1.和大家熟悉的东欧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特点也是，在政治上控制社会的一切，极权统治，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则如当代西方政治学者R. Darhendorf等很多人都曾经说过，一是反对一切文化和知识传统；二是反对近代人权自由价值。中国共产党在这两方面非常典型。而且它一直坚持这两点。

例1.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初期集中打击国民党、三青团成员，不触及一贯道等组织，并争取一贯道成员成为新政府的支持者，直到1950年10月。在这一时期，很多一贯道的成员确实支持新政权的建立。

科学技术、现代社会与极权主义问题

常常有人说科技带来了当代社会的堕落。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科学是一种人们对于自然和外界描述的方法。在古代，古典物理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人们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但是文艺复兴后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追问使得人知道，人只能描述他所见到的现象，而不能谈现象的本质，或者说造成现象的原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才有牛顿对于神的看法。

然而，近代科学的这一巨大变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其后二百年的发展中，在对于认识问题的不断追究中，就连这个“描述”也被打了折扣。当代物理学告诉人们，这个描述是不客观的，它带有人用以观察的感官、仪器，以及理论框架的影响。为此，不仅真理观，而且客观性都失去了原来的绝对性。人们终于发现，人能够谈什么，不能够谈什么，有一个人无法感知，无法想象，无法了解的世界。所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对于宗教、宗教感情的看法，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科学否定了宗教，反而是对它的敬畏和神秘感。卡尔·波普说，对于宗教，人们什么都不能谈。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宗教涉及的是科学和科学家能力以外的事情。真正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牛顿因为非常清楚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不仅非常谦虚，而且诚惶诚恐地关注着自己的研究对于人类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责任。

但是，就这种意义来说，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却从他对于认识论的看法上就根本不可能谦虚，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看到的世界是自己的“主观”的世界，而以为那就是真正的世界。这个反映论使他相信有一种真理，而这个真理他甚至认为可能就在他的手里。

如果说一种解释科学的概念系统，或者说假说，可能带有相应的价值色彩，如上面说的唯物主义，它根本上带有物质主义的特色，那么说到技术，则纯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现代技术，其实和人类发现如何使用火，如何使用水力，如何使用棍棒和刀枪一样，在于使用者如何使用它，使用它做什么。杀人放火，还是为了生命和生活更加丰富、安定和美好。

从古以来堕落的是人，嗜权者、知识分子，而不是科学和技术。

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2008旧作）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一．自由主义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