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为什么是“圆的” ——2010世界杯德国队的成与败

无论多么权威的专家分析预测足球的时候，最后都要加上一句，足球是圆的，以防不测；无论结局多么令人悲哀，失败者在哀叹后也会加一句，足球是圆的，来为自己分忧。

足球为什么是园的？数学解，物理解，其实哲学解，神秘的人生观、宇宙观，才是最令人迷惘的“解”。

足球为什么是园的？是因为足球不是靠逻辑、靠科学、靠权力——政治的与经济的，所能够完全推论、预测，以及控制和左右的。

足球之所以为足球是因为它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太多的偶然因素，太多的“人”无法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素了！

其实任何“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都是如此。究其根本在更深远的意义上，物质的科学问题也是如此，只不过不知怎么回事，造物主在造物的时候，居然给人对物的认识留下了稍微多的一些可能。而就这么一疏忽，就使人误以为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甚至控制、改造世界。但是上个世纪认识的深化终于又让人发现“测不准”、观察渗透着理论，让人突然再次感到，人不但不能胜天，最后反而由于自己对能源的滥用，对环境的污染、对自然的摧毁，盲目的自大，最终竟然可能要被天所灭亡！其实就连那两次世界大战，半个多世纪的极权主义都是因为人的这种盲目自大造成的。

是米奇尼克在北京誤上賊船？還是……（2010旧作）

“没有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要么它是极权主义的，要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

（Adam Michnik，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1985，47页）
——米奇尼克

波兰的米奇尼克与捷克的哈威尔，在九零年左右开始成为我思想中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楷模。

哈威尔的《生活在真理中》、《致奥尔伽》两书，是八九年冬天，我在初学德语，还没有能力阅读德文书籍的时候就购买的第一本德文书。而米奇尼克的书，则是九零年夏天，一位学汉学的德国朋友，Sven-Uwe Mueller，感到我思想上和米奇尼克的相似性，而送给我的。这本书我至今放在身边。

哈威尔与米奇尼克对我思想的启发就在于，当年在西方只看到自身的利益，而对东欧采取缓和与绥靖政策的时候，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揭示，共产党依然是极权主义，以及西方某些政客及左派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欺骗性。哈威尔的晚期共产主义，或者如中文翻译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概念及分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由于这一次争论，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讨论经历了五十年代初期的兴起，六十年代的衰落后，第三次引起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关注。而导致这个第三次讨论的主要人物除了哈威尔和米奇尼克等人外，还有索尔仁尼琴，以及他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法国的出版。它让法国那些散布对共产党幻想的左派们、缓和的政客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抵制。

然而，二十年过去，当哈威尔由无权者成为有权者后，今年年初却第一次使我失望。他居然违背了自己“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没有仔细阅读对比，只是因为题目套用了《七七宪章》而称为《零八宪章》，就不加分析地给予支持。当年的哈威尔他们提出的《七七宪章》是以对抗共产党极权统治为基础的，而三十一年后的零八宪章却处处以拥护共产党政府、和解歌颂为前提。二者在价值和原则基础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二十年过去，我却没有想到，当米奇尼克由共产党阶下囚变成人上人之后，他这一次访问北京不仅让我失望，而且简直就是跌破眼镜。

人生变幻，情何以堪！它更让我惊叹，能够像阿隆（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那样，经历人生的大起大伏，还能保持住清醒的头脑，超越人世的得失，何其不易！

极权主义研究及其政治文化问题探源（2010旧文）

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阿隆

——关于极权主义问题探究致友人 

XX，你好！

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我已经从极权主义概念的产生及分析，进入到有关它的产生及发展的政治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地涉及到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问题。现在，我可以跟你说的是，我的研究已经走过半程。应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因为最困难的时候是摸索思想线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了想法，可是是否这个想法能够成立？有时候觉得历史上可能会是如此发展，是否在历史上的经验事实真的如此发展？这些探索都犹如在黑暗中去寻找资料，寻找前人的论证和同代人的研究。

事实上，在研究工作中能够看到问题所在，并且找到资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这犹如大海捞针。好的导师、好的学术功力都反映在这上面。好在我这一辈子已经习惯了这种靠着直觉在黑暗中摸索。当年，一九七零年、七一年我找到启蒙思想与科学思想就是如此，那个时候更为困难。那一过程的完成，前后整整花了我十几年的时间。这使我深切地感到，如果有好的导师，年轻的时候就会省很多精力，学术进展就会更加有成效。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探索，可以说是完全在黑暗中的摸索，没有人能够指导我。因为当时还活着的能够指导我的人已经凤毛麟角，如洪谦，但我却不知道他的存在，没有认识他的可能。而现在这个题目和方向的探索，相较上一次，可就好多了，这一次我大约花了近两年的功夫。

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二）（2009旧作）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匈牙利前总理内梅特推倒了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特制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在欢呼声中，高两米五、重二十公斤的骨牌一个接一个迅速倒下去、传播下去。就像八九年那样，就像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薪火传承、善恶对抗、天人交战，人间最终呈现的是贝多芬欢乐颂的洪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而，那一千块骨牌却突然在一块绘有中国文字的骨牌前停了下来。

是导演设计的，还是冥冥之中神主导的？是必然，还是偶然？

但在电视镜头里接下来接受采访的人，却是另一块要重新开始推倒的骨牌旁边的韩国艺术家，紧接着的画面是民主的、自由的南韩民众遥望“墙”那边被封锁的北韩骨肉。那块暂时站立不倒的多米诺骨牌，象征着的难道只有北韩？那中国字，难道与中国无关？谁封锁了我们，谁漠视了我们，为什么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节日中，我们被排除在外？最后一块未倒的骨牌旁被采访的为什么不是我们——承担着没有被推倒骨牌命运的中国人？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历史没有把中国遗忘。那块没被推倒的骨牌就是由中国艺术家徐冰等人在中国浇制的，上面题写的是宋朝诗人陆游的《钗头凤》。

柏林墙倒塌并非偶然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柏林墙会倒塌。

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柏林墙倒塌的十一月九号，这给德国人带来欢乐的日子，曾是德国历史上最耻辱的日子，是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夜晚。

东德莱比锡星期一和平革命发源地的牧师费雷尔坦率地承认，柏林墙倒塌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超出人间想象力的结果。

彻底改变个体生命意义的十一月九号（2009旧作）

——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一）

柏林墙倒塌已经二十年了。伴随时间的流逝，人们的习惯，这个历史事实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柏林墙倒塌对于曾经长时间生在在铁幕后面的人，对于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来说，在当时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柏林墙的倒塌，对生长于八十年代以前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件天崩地裂、天翻地覆的事情。因为掌握了现代化武器、交通、生产等工具，以及各种控制宣传手段的共产党政权，到八十年代的时候，用传统方式推翻它，传统的改朝换代已经几乎成为不可能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问题。共产党政权不仅是西方人称为的铁幕，而且根本就是一个铁桶。当年鲁迅用牢笼来比拟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和这个铁桶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极权的令人发指，是中国历史的任何专制都难以比拟的。

这种无法比拟有以下三点：

第一，现代化镇压手段——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控制工具。陈胜吴广如果生在今日，共产党根本不会让他们走出大泽乡，因为共产党有坦克、飞机，还有原子弹。这些武器战胜外敌不一定有效，可对付民众，不要说手无寸铁，就是用镰刀斧头、鸟铳手雷武装起来的民众也绰绰有余。

第二，现代化的信息、宣传、教育的垄断，及其利用各种工具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从五四开始，自觉、自动阉割自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到四九年后，在包括这些自宫的知识精英的协同下，在历次阉割运动的手术下，共产党已经造就了没有生育能力的几代知识精英，以及相应的社会民众。这种阉割是无形的，但是残酷的。知识分子、民众失去了提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感知外界新事物的能力。民众们看不到外边，也看不到历史。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到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图书界出版的书目屈指可数。共产党是好、是坏，只有共产党；马列主义是好是坏，也只有马列主义。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异议派别，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异议思想可供选择比较。在那个时候，反叛、觉醒是困难的，因为在知识上，在精神上，在个体上你太孤独了，说一个稍有反叛思想的人犹如大海孤舟毫不为过。

第三，可能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共产党的残暴。传统的专制统治者都还有惧怕的地方，但

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2009旧作）

——悼念不相识的著名音乐评论家德鲁（Drew）先生

  

1．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让我那么喜爱、陶醉？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渗透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国京剧的神韵。我知道，每一首让我惊叹、喜爱的音乐，每一段让我叫绝的唱腔都可能为我的文字打开新的可能。

我常奇怪，为什么绘画、摄影、山川大海让我那么心旷神怡、流连徘徊？绘画、摄影，山川大海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有那些丰富的层次，跌宕起伏的变化，我知道，每一幅让我感到震动的绘画、摄影作品，每一幕让我惊心动魄的山光水色，都能为我的文字注入了冲动。

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不是单一的，表达方式也并非独一无二。我所拥有的不同艺术家对同一作品不同演绎的多种唱片，不同制作工艺的音响器材，让我理解、欣赏到艺术及语言的表达的多样性。

平庸的表现让你平庸，深刻的理解与表现让你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超俗脱凡。

2．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号，我到法兰克福飞机场接马建，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佛罗拉（Flora）的父亲辞世了。他觉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为自己没有尽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一刻我才突然知道，马建妻子的父亲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戴维·德鲁（David Drew）。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

达赖喇嘛的超越与“大西藏问题”探源 （2009旧作）

1．科学与信仰

学习、探究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四十年，我一直认为科学教给了我启蒙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反省、辨析的态度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使用这种科学的提出问题的方法，描述解析问题的方法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索的深入，我却更深地体会到，在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外，甚至可以说之上，还有一种超越的，导引这种具体方法的“思想”与“精神”，它驾驭着你的整个研究和分析的走向与领域。

究竟它是什么？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发现，一切理性的研究分析，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科学家如何研究，以及他想要在研究中得到什么结论建立在他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信仰态度，或者说他对于世界的感觉，他潜在的气质上。

世界只有一个，人们感觉到的世界却是如此的不一样。文学家把这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对生命、生活的描述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科学史家发现，这种分类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科学家的气质特点同样适用。在科学中也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科学家，现实主义倾向的科学家。

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科学家想象构成使用的理论，对世界可能存在形式的看法，与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