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2003）

-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悲伤和对他的追思。在对他的悼念中由于牵扯到如何推崇他，因而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九八年到德国图宾根参加会议的时候，本来笔者已经和马汉茂教授联系好，会后邀请他到波鸿大学来讲演，其后由于他突然中风而不得不中断在德国的旅行，因而擦肩而过。但是，从去年以来，笔者有幸接触到很多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就一些问题讨论的文章和信件。这些信件的严肃、认真、坦率使得笔者对这位究其一生可以说是浸淫在共产党文化精神中的老先生增加了很多的敬意。因为尽管他甚至参与建造了这个文化，但是，他宽和、朴实、坦率，身上仍然保持着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同时看到，时代和经历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虽然在他最后十几年中，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认为，他在知识结构和精神上基本上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他的学术观点和讨论问题的方法，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使用的还是共产党宣传部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意识形态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李慎之先生贴标签，而是可以通过逐句逐字地分析李慎之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文章和书信，来研究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精神究竟是怎样。我认为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李慎之先生是自己也感到的。

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2011）

由于下周一又要旅行，所以手头有很多前两周外出遗留下来要应酬的事情，暂时无法多写，只能够大略谈谈自己的想法。

你和“平头百姓”的争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所谓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你们争论的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因为如果说是理论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不搭界。革命和宪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问题，一个是政治学、社会学问题，一个是法学问题，无从争论。而和平和宪政连在一起，就更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了。这就是说你是想和平地实行宪政。

为此，谈操作层面的问题，和平地实行宪政问题，首先是你实行的是什么宪政。现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吗？这就是《零八宪章》的问题所在，他们是要在现实的那个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所谓“和平演变”。那是一种自欺欺人，能达到的是麻木民众，为自己换来利益，而非推动社会进步。七六年后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除了可以物质享受了，其它一切如江河日下的原因就在于七六年后如此提出问题的知识精英麻痹了社会。这也是造成八九年东欧变了，我们继续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操作手段，都必须首先明确，最根本的是不要这个极权主义的宪政，而是要一个新的价值下的宪政，亦或回到四七年的宪法。

为此，我对刘晓波的看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下周我到台湾准备演讲的题目是，当代的西

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彻底改变个体生命意义的十一月九号（2009旧作）

柏林墙倒塌已经二十年了。伴随时间的流逝，人们的习惯，这个历史事实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柏林墙倒塌对于曾经长时间生在在铁幕后面的人，对于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来说，在当时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柏林墙的倒塌，对生长于八十年代以前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件天崩地裂，天翻地覆的事情。因为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现代化交通、生产等工具，各种控制宣传手段的共产党政权，到八十年代的时候，用传统方式推翻它，传统的改朝换代已经几乎成为不可能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问题。共产党政权不仅是西方人称为的铁幕，而且根本就是一个铁桶。当年鲁迅用牢笼来比拟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和这个铁桶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极权的令人发指，是中国历史的任何专制都难以比拟的。这无法比有以下三点：

“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1990旧作）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直到今天，因为党内斗争失败而逃到海外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虽然由于生存的需要而置身于民主运动之内，但是却仍然坚持他们党内改革派的立场。在九○年春季，他们说，“我们十年改革做的比东欧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幸运就幸运在有邓小平掌舵”（东柏林《国际论坛》第一次会议），“如果没有党外知识分子的干扰，我们的改革本来是会成功的”（《九十年代》90／4，第49页）。到九零年夏季以后，他们更开始全面否定“八九”民运，再度宣扬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不仅过去、而且未来的希望都系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国的传统不适合、也不能走西方和东欧的道路（《民主中国》90／2，第40页和90／4，第49页）。然而，“体改委”知识分子们的上述论点前后是矛盾的。如果不能走东欧和西方的道路，何以还说比人家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的改革究竟又成功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它巩固了共产党“开明派”的地位？事实上，关于如何看待体制内改革及其改革派的问题，在华人世界以外是已经有历史答案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却仍然在自己的圈子中徘徊。

【仲維光評論】諾貝爾獎評委會對人類尊嚴和人類精神的公開褻瀆

http://soundofhope.org/node/290665

各位朋友們，這裡是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我是德國的仲維光。

在我聽到莫言所講的消息以後，儘管我有心理準備，但是還是非常感到意外。因為說我有心理準備，我是覺得的確是最近一些年來，我感到這個世界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而且從歷史上來看，我們人類在最近一百年也經歷了很多這樣不可想像的事情。所以在這個事件發生以前，我應該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很吃驚。因為畢竟它還是太離譜了。

我聽到這個或者在這之前的時候，我有思想準備，就是因為我首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大家其實都已經看到，這個諾貝爾獎在多年以來，政治因素是越來越起主要作用了，這一點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從他們把和平獎給奧巴馬那一年。從那一年以後，這政治因素就越來越突出了。

當然諾貝爾獎，以前在評的時候，也在政治因素也起很大的作用。這一點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因為政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頭，你不願意去過問它，但是它總是要過問你的，所以這一次當我在之前的時候，我認為很有可能是給莫言的時候，我是從政治上考慮。因為我早已經看到國際上的這種綏靖政治，國際上的這種只顧利益，只從利害關係考慮，不顧價值而且也不顧學術問題的這種考慮。這尤其是在人文科學和政治領域裡面。這個考慮。在這些年裡頭，已經越來越肆無忌憚。

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下）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下）是第五到第七部分。

五．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与中国传统

5-1：现在回到中国问题，究竟用哪个概念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形态，并非是一个可以随口就说的简单问题。显然用dictatorship，与用despotism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形式既不是罗马式的，也不是奴隶制式的。中国的皇权制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当然如果一定要比较，或许和古希腊的制度相比，可能还有勉强可以作比较的前提，而在罗马以后，由于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之上的，以教会为模式的国家制度上的，因此由于根本规范的不同，而如托马斯·库恩所说完全失去了可比较性。所以研究中国传统问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使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整套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建立的。各个概念的基础，或说前提、产生及描述的内容都不一样，就是不用库恩的理论完全不可比来看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说是把驴的鞍鞯用到骆驼身上，甚至说的刻薄一些，这些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

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上）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上）是第一到第四部分。

一．问题提出

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根本区别？

因为直到如今，一谈到极权主义，有人就说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就开始实行极权主义，中国的传统是极权主义的传统。从而把中国现今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传统，把对抗、反对极权主义归结到反传统。

把反对极权主义归结于反传统的人从来没有想一想，中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曾经如此彻底，如此公开地反传统，极权主义就是在彻底反传统的基础上的建立的。他们也从没有在这个悖谬中继续探究，在今天的极权主义对传统的利用中，他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传统最核心的价值，这既包括形而上学的哲学前提，人的存在价值，也包括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

把一种传统的中央集权和现代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完全是一种对于极权主义的错误理解或者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