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随专制到混迹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2006旧作）

《黄花岗杂志》编者按﹕这是一篇来得太迟的文章，但又是一篇我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的好文章。作者站在真正自由民主和真正反对极权主义的立场上，对文革到“六四”这一段历史进程，鞭辟入里地道出了，在中国，历史的脚步之所以如此裹足不前，甚至是一再地出现“缠绵反恻”，其真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中国的几代所谓知识精英，说道底，都不过是共产党旗下的精英知识分子罢了。而且，不论他们怎样地与时俱进，不论他们如何地变幻旗号，甚至将自己打扮成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只要他们与共产党的思想关系、感情关系和利益关系，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就仍然是事实意义上的“专制改良主义者”，即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权利和统治，和维护由他们所参预建立的共产党文化，而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本文作者深厚的社会科学修养，坚定的人文主义精神，睿智的观察问题能力，正确的思想和思考方法，无疑使这篇文章成了难得的好文章。而由它所道出的历史，所揭示的思想，亦无疑会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为必将来临的那一场巨大的社会民主变革，点燃真正属于自由和民主进取的思想火花。（黄花岗杂志）

一

到今年为止，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年，迈向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而八九年大规模的学运和其后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也已经十七年。无论四十年还是十七年，都是不短的一段历史进程。因为到文化革命爆发，共产党统治中国也就十七年，而此前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则只有三十八年。

对于这两段历史，笔者认为，重要的、值得思索的是，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八九年专制崩溃，民主胜利，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没有借着直接对它的反弹和反思，最终推翻专制。

对笔者来说，从文化大革命到八九六四，应该说是中国处于最为有利的转向民主的时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太残酷、太毫无遮拦，涉及面太广了！它的血腥迫害几乎可以说史无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几乎无人幸免，很多时候整人的人很快又变成整肃的对象，而这个现象甚至重复持续到八九年。在七六年到八九年间，以文化大革命时的同样手法又整肃掉三个党主席。然而，从文革到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直到今天不但又忍受了一个十七年，而且在这个十七年中，再次爆发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和残酷相比毫不逊色的镇压法轮功。现象重复，历史循环，中国究竟怎么了？

导致历史变化的有很多偶然因素，笔者认为，造成这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四十年寻思（2006）

“十年一觉扬州梦”，儿时读此，觉得那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因为对于五五年上小学的我来说，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就好像夏商周一样，是极其遥远的历史。然而，当我真的开始领略到生命的时候，却别是一番感觉，不是十年一觉，而是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人生倏忽。无可奈何的人生，人生的无可奈何，给我留下的都是从四十年前那场文化革命开始的。

四十年前西山脚下的清华附中，还徘徊在中国传统的山水中，山明水净，每天都能够看到西山绵延的曲线，听到稻田里起伏的蛙声。

迈出清华北校墙，沿着比田埂稍宽的泥泞小路，依傍树阴深处几处农舍的炊烟，你走进的就是矗立在浓密的茭白、稻田中间，东西河水潺潺的清华附中新建的六层教学楼。

那是六一年，我报到的时候，这座教学楼还没有建好，楼里楼外仍在施工。飞进这个楼里的时候，生命就像刚刚展翅的小鸟，兴奋、好奇、精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本不知人间还有苦难、风险。黑暗在等待着我们。

四十年前的清华附中，虽然脐带连着刚刚走出反右硝烟的清华大学，可中国的人文传统，庚子赔款建立的，从美国吹进清华大学的自由风气，还是时隐时现、潜移默化地出没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个淡淡的有如水墨画般的背景、气氛，还是让那些第一代眼睛只“盯着”“权力”，第二代血液中只“流着”“权欲”的两代极权主义怪兽，不能容忍。六六年，就在这个如画、如诗、如梦的清华附中，就在我所在的班级，我的桌前身后，寤生出那个人间怪胎，那个远在欧洲的党卫军的孪生兄弟，“红卫兵”!

必將崩溃的中共黑社会集团（2006旧作）

中国古语“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这的确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像流氓集团一样的黑帮组织，很多中国人似乎难以接受，尤其是那些在共产党羽翼下安居乐业的“体面”的文人、学者和精英们，以及与共产党政权拉拉扯扯的人，因为，那岂不是对他们智力和道德的贬低吗？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的问题。

对民众来说，他们谨小慎微地度日，似乎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比他们有学问的、高踞于他们之上的知识阶层不仅没有说过，反而经常歌颂这个“黑帮”集团，所以共产党怎么会是个黑社会，黑帮组织。然而，人们只要跳出共产党划出的圈子，平心静气地看看事实，就可以看到，这个堂而皇之的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权力，从来都是像流氓一样，没有任何伦理道德可以约束他们。眼前这一次低劣地谋杀高智晟律师，卑鄙地打劫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博士，不过是到了图穷匕见。它不仅再次证明了这点，而且也证明了他们真的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这种赤裸裸的“原始”的“流氓手段”外，别的都已经没有用了。

不是吗，五十年代，这个打家劫舍的流氓集团掌握了政权后，很多民众还真的相信流氓把贪官打走了，他们可能是正义的，为此而积极配合这些流氓们的谎言。那时，无须流氓集团自己出手，民众们就已经互相残杀了。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民众们逐渐看到了他们的面目，互相残杀少了，虽然如此，当时他们还是可以利用民众的互相监视。我的一个朋友那时负责留学生工作，他经常的任务是，接到汇报，哪个留学生思想不稳定，要“叛逃”，他们要及时把这位留学生诱骗到使馆，胁迫押回大陆。当时，这个流氓集团控制的整个大陆，其实就是一个大监狱，所以他们相信，押解回来就万无一失，可以随意惩罚。这种手段，毫无疑问是流氓手段。

一九八九年，这个流氓集团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大监狱里面，发生了不稳定。这也就是说，在流氓集团的羽翼下发生了不稳定。如何办？小流氓们不明事理，或者说还有些人性的小流氓们有些彷徨，少数流氓头子则想据此抢权，而只有那个黑社会老大，邓小平此时非常明白，这事关整个流氓集团的命运，因此，他说出典型的、千古遗臭的流氓话，杀他个二十万，换二十年安定。

东西德统一及曹长青现象辨析（2006年旧作）

曹长青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并且以这个身分出现在中文世界。因此，他最近有关东西德统一问题的文章（《开放》杂志，香港，2006年2月号），以及与之相应的，最近几年来竟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置身到台湾内部冲锋陷阵的做法，使得笔者感到，现在对于曹长青先生，无论在知识、新闻还是政治领域，都应该进行一些辨析了。

无疑，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错了位，就可能成为谬误，成为危害社会的东西。所以笔者在这里想要做的是不仅就观点，而且就曹长青先生宣传这些观点的立脚点，或者说出发点做一个讨论。笔者希望通过这个辨析能使一般读者看到，这样的观点，这样看问题的方法，这种宣传问题的态度，究竟应该准确地定位在什么地方，人们能够从这样的作品和观点中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

认识了几个字，自以为有些知识的人，除去在政治，乃至商业等其它领域的角色和作用不说，他们在知识和新闻领域中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由两种角色，一种是以知识和精神为自己目的的探求，另一种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投身于意识形态的鼓吹和宣传。对于前一种“知识人”在文章言论中提出的问题，是可以和他们讨论的。这些人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自己完全隶属于政治党派。然而，对于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自己任务的后一类所谓“知识人”，一般来说就无法和他们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以党派利益为准，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作为 “二杆子”“打手”，为了党派利益冲锋陷阵。例如，时下完全到台湾谋生的阮铭先生，五十多岁前在大陆是共产党政府的附庸，九十年代中期后到台湾作李登辉的附庸，这种为主捉刀，永远站在权势一边的师爷，关心的不是研究问题，因此没有知识分子会认真对待他所说的话，浪费时间和他讨论。

至于曹长青先生，检点他的工作，尽管他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但是多年来，从在大陆，到八九年离开大陆后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大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鼓吹宣传工作。特别在最近几年他完全投身到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论问题的时候，这种特点就尤其显著了。所以，本来同样是无法，也不可能和曹长青先生讨论这些问题。然而，这一次由于曹长青先生提出的问题，于中文世界来说，有很大的扰乱视听的可能。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希望了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德国统一和德国近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笔者愿意在此，借他提出的问题，谈一谈看法，而为了讨论这些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辨析曹长青先生的角色。

首先先谈具体问题，在德国，乃至欧洲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两德统一的。

六四與趙紫陽的啟示——重發趙紫陽祭（2005旧作）

赵紫阳先生走完最后十五年，离我们而去！

赵紫阳先生最后十五年，在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黑暗历史上留下了闪亮的光芒！留在了良知重新觉醒的人们的心中！

我总是认为：一个人，如果良知没有问题，是不会在共产党和共产党社会，没有痛苦地生活一辈子，更不要说飞黄腾达了；一个人，如果智力正常，就不可能被共产党的谎言长期欺骗，这种谎言不仅包括共产党在攫取政权前，反右、文化革命的各种革命宣传，也包括所谓各类调整、改革，落实政策。因为，说到底，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林彪的“国富民强”，和邓小平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其目的是一样的，其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权力，共产党的帮派个人利益。

我绝对不相信一个为了权力的“实用”的“手段”“策略”，能有多少真理，多少正当性。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白，黑猫、白猫，能捉到耗子就是好猫，不明白此中真谛的只是那些“耗子”，八四年十五年“国庆”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居然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不明白的还有那些“知识分子”，竟然歌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认为他使得自己吃上了饭，还能够出国留学，还有一些人居然在八十年代初还要给中央政治局的“猫”们启“民主”之蒙。这不是猫舔虎鼻梁吗！

当然，那些生为鼠辈，却想混入猫列，为猫吮痈舔痔的人，撞在枪口上，大约也只能看作是一种报应！

邓小平不但开枪给你们看，他还充满杀气地说，杀他二十万，安定二十年！他杀了，并且让全世界的人在电视镜头前看！我一直认为，那是对所有中国人的蔑视，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蔑视！对全世界公众舆论的蔑视！而他居然“成功”了！他左手杀了人，右手在物质上放松，扔出一些残汤剩羹。被豢养的知识界却如此易于满足，现在不是也有些“知识分子”诺诺而语：如果八九年走了另一条路，走向民主，也许中国今天更坏。

然而，无论怎样，我却相信，湛湛青天不可欺！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信念。

只有人性，对自由和爱的追求是永恒的——写在刘宾雁先生八十寿辰（2004）

左起筆者、龍應台和劉賓雁（1999）

 一．“这充满活力的身躯，应该有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青春!”

五七年第一次听到刘宾雁先生的名字，我还是个八岁的孩子，只是依稀地感到他是一个妖魔鬼怪般的大右派。七十年代初期，再次接触到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内部读物，《苦果》。这是一本英国人编辑的，选编记述五七年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情况的文集，副标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其中选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那时刘宾雁和王蒙对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少年人来说，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共产党社会也是如铁打江山。我根本不会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共产党集团能够崩溃，也没有想到日后能够认识刘宾雁先生，和他共同反对残存的几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但是就在那本集子中，刘宾雁先生和王蒙的文章，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的文章相比，我觉得是苍白的。

稍后更多地知道刘宾雁先生，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时我的思想已经走出了共产党社会，所以虽然我不时看到刘宾雁先生的文章，看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纷纷扬扬，并且经常听许良英先生提到他，但是我并不很以为然。由于我早已经彻底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因此我不认同他对社会、对共产党以及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八九年后，我甚至经常在文章中把他的观点当作具有典型意义的肤浅观点批评，例如他对他成为右派以前的“共产党的肯定”、“对刘少奇以及其他一些所谓温和、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我把刘宾雁先生归于和体改委中的那些人一样，是在党内斗争失败了之后，逃出来的另一类“共产党”人物。坦率地说，我没有他们那种对共产党的感情。

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2004旧文）

一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阅读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巨著 《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