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为何没有好的文论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象形的汉字，四声的语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云锦天章，活色生辉，读来余香满口，绕梁三日。可惜这一切在最近半个多世纪渐行渐远，在大陆消失殆尽，在港台虽然大陆的政治未到、文化却已亦步亦趋，随风而去。

当代中国为何很少好的文字，好的作家，这的确是个必须思索的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好的文章作品，犹如一个雕刻家想要雕刻出好的作品一样。他首先需要锐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凿等。然后需要掌握雕刻的各种刀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想象力，构图能力。这些因素缺一你就不会创造出好作品来。

对于一个作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运用的认识和方法。这就是说他必须清楚了解，并且能够准确把握自己所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它们各自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的作者就是“乱砍”，或者说是“践踏”。

其次，这个作家必须了解自己使用的各种概念和思想，他们是如何来的，究竟表达的是什
么。这就像是雕刻家的刀法。对于工具的每一个具体使用都不是随意的，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来源的。当然缺乏前者根基的人，对于这点的把握也不会好。

其三，这个作家当然要较为充分地掌握中文语言，能够熟练地遣词造句，运用典故。中文之丰富性在于同样一个画面，它有不同角度的描述方法和词汇，甚至由此而来的不同声韵，而绝非西文那种二维的描述。它是多个词描述一个对象，而非一个词描述多个事，虽然它因此失去了简单性，可带来了广袤行，多变性，丰富性。例如：

描述光线不足、黑暗的有：暗、黯、闇、阴、荫、誾、霒、窨；

描述弯曲的：勾、句、钩、笱、軥、朐、傴、痀；

更不要说那些复合词语。

如果你不了解掌握这些字词，你就不可能在行文中有足够的变化，以及跌宕起伏的韵律。

最后就是想象力问题，构思问题，这当然是最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后天无法学来的能力。一个作家具有了所有前述的修养后，是否能够笔上升花，全在于才能。但是即便缺乏这一点，如果前三点扎实，还是可以写出像样的作品，有所建树的作品，不至于生产垃圾。所以，究其根本当代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作品垃圾成堆，甚至臭气冲天，实在更多的是前三点，甚至还没有到谈论第四点的时候。

当然第四点常常也和前三点有关，也就是一个真的有才能的人，他到达和把握前三点的速度，及途径常常会让你吃惊，不可思议。

政治至上的意识型态

对于这三点，造成中国知识界对第一、二点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其思想方法，对概念的滥用到不堪入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化，说白了就是党文化。

任何问题最严重的都是不患不知，而患不知自己不知，乃至强不知以为知。恰恰在这点上，意识形态化使知识精英们丧失了对认识与方法问题的好奇和疑问。他们以为观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谓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或者说的更为直接一些，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是最重要的，政治统帅一切。这种方式的文论，从五四后就在中国社会不断膨胀。一九四九年后李希凡的评红楼梦研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李泽厚的马列主义美学，乃至到八十年代金观涛的控制论研究中国历史，伤痕文学等等，基本上都是以论带文，既没有认识和方法，也没有文字概念的考究。

可以肯定地说，凡是观念先行的东西都是一种恶质的文字。

意识形态化带来社会封闭的同时也带来知识的封闭。不仅是伴随意识形态来的锁国和焚书使这些文人学识贫乏，而且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化、党文化败坏了他们的求知和阅读能力，解读能力。八十年代中期后中国大陆的情况为我们理解这点提供了最好的说明。虽然已经有可能看到很多书籍，甚至很多人出了国，乃至拿到学位，可是其思想和知识仍然是封闭，扭曲的。可以说一个带上意识形态化眼镜的人，一个已经被意识形态化扭曲了的大脑，其结果几乎是难以治愈的残废。他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哈哈镜中的世界，没有景深和广角的世界。哈哈镜王国中的“文论”同样具有所有这些特点。

造成这两点的当然还有技术上的原因。由于意识形态化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西化的结果，所以这种由于意识形态化的禁锢，以及它必然带来的崇洋媚外使得这几代人都是看翻译作品长大的。而翻译作品“绝对”不会给人清楚准确的认识方法，思想概念！因为首先两种语言是两种方式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直译，它至多是一种再解释。其次是翻译人员对一门不同文化语言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绝大多数翻译者可以说不过是通过查字典，用自己的心理习惯猜句子。其三就是翻译者常常是根本没有必备的专业修养，知识基础。而至于必要的理解伟大人物的才华与境界的能力，则更是很少有翻译者具备。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学习外语者，常常是没有能力去从事文理学习和工作的人。所以一部翻译作品，从选题开始就留下了跛脚的痕迹，到最后根本就是一部混乱模糊的作品。从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的译文中来的东西，当然是愈发混乱，乃至荒诞。

中文文字基础薄弱

第三点涉及的是技能。当代人浅薄的中文文化、文字修养及训练，或者也可以说被粉碎的传统人文基础使得他们失去了根基。一个没有足够修养与根基的作家的作品当然是轻浮的。

在所有这些作家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败坏的读者胃口。因为读者们已经香臭不分、良莠不辨，习惯于假大空，似是而非的吹喇叭。没了有正常口味的读者，也就没了作者生存的土壤，与滋养、监督他的空气。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恶性循环。

的确，四十年前中国大陆还有好的文字痕迹，因为乃至田汉、邓拓等那样的共产党文人的文字都时有可取之处，当然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或者民国的余音。

二十年前台港及欧美的华人中曾经有很好的文字，例如以前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乃至中央日报的副刊，例如王鼎钧、夏志清、李欧梵、马森、逯耀东、许倬云等人的文字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文字可说是传统的承续，民国血脉。

然而，如今令人惊奇的是，二十年前像金观涛那样的意识形态分子，其后像余秋雨那样的浅薄之徒居然会长驱直入港台。现在，终于不仅在大陆，而且港台、欧美都几乎没了好的中文文字。大陆的极权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居然能够如此快地渗透到海外地区，并且不仅是弥漫侵占，而且已经从根本上逐渐窒息了传统文字和作家。或许他们是踩着《野火集》、《丑陋的中国人》那些政治杂文的遗韵而来？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

反省文论所遭遇的劫难，第一当然还是五四以来的妄自菲薄的西化。意识形态化本来就是舶来的荆棘，自然在西化的空气中如鱼得水。

其二台港，以及欧美新一代的文化明星们很多人本身就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他们无论在价值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根基。最近三十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台港占据文坛“名”“利”的大都是那些观念领先的作家，所以在商业化的潮流中，在名利场上，在和大陆所谓文化、文字的交流中，这样的作家当然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明显的两种文化，两种文风的对立。交往的结果，缺乏前辈那种根基的文化和文字，当然不可能战胜有着严密组织与控制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文化。

在这点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陆的样板戏居然进入台湾，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和当年希特勒德国的艺术完全出自一胎的假大空宣传品，，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样板，在台湾居然在艺术上，乃至文字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并给予明确的拒绝性的批评，让人不胜唏嘘！

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乃至读者们对这类东西没有直接的厌恶和呕吐感觉，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已经出了问题。为此，当代中国，当代中文没有好的文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深切感到，意识形态化、党文化不仅禁锢造就了两三代的中国人，而且还在扩散弥漫。

当你的文章以政治取胜的时候，当你在文坛搞“文化政治”的时候，还自以为是地沾沾自喜，你离“党文化”其实不远。当你习惯于煽情，微言大义，观念领先，顺嘴开河的时候，你也并没有脱离党文化。你用的依然是党工的方法。

为此，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年中华民国的复兴基地，文化上与传统紧密相连，与极权主义文化水火不容，如今却没了文化坚持，没了与极权主义文化上的水火不容，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为此，您才会看到如今坚持“文化坚持”的在哪里，坚持复兴中华传统的在哪里，就在这个杂志的群体中！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李、杜文章，必有再现之日！

2012-5-8 德国·埃森

原载《新纪元》 2012-7-5 第2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