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光按：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我写了那篇评述刘晓波的《极权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的回潮》，大约有两万字。文章谈了对刘晓波问题的看法。一位居住在德国的不知姓名的作者其后在Facebook上摘录了一些段落，并对笔者作了点评。不谈我是否同意与否这位作者的点评，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到德国后碰到的少有的一位有眼力的作者，我甚至对不能结识这位作者很有些遗憾。鉴于我的那篇文章读来费时，我以为这个摘录可供关心思想和文化问题的朋友浏览参考。
Facebook上对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的摘录评述：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再看刘晓波先生。学生时代的刘晓波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最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宣传产物。以往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几乎首先总是选择在这一领域。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回顾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同样如此。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所谓黑马式的批评，除了在表面政治问题上引起的效应外，他的语言、他的方法、他的思想，不仅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而且可以说完全走在这条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上。对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文化问题居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厌恶与反叛，更没有显现出彻底告别这种极权主义文化，追求另外一种思想方式的冲动。细究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及其思想，说他完全是极权主义文化孽生的畸形产物是毫不为过的。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潮流中，陈寅恪、洪谦 先生他们直接和间接地涉及到这一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共产党思想，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探索，思考。以自然科学为专业的黄万里 先生则又是一种代表。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认识，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对于政治的看法，身上的学风都是显示着对于这种党文化的对抗与抵制。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在黄万里 先生写给所谓党领导人的信中，都没有任何党文化的那些意识形态式的套话，没有沾染任何党文化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这是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的历史意义绝对不只是政治上的，也就是它绝不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单纯的民主国家战胜专制国家，而且意味着一种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的彻底失败。过去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很多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文化问题，至此都已有了历史性的“经验”的答案。它意味着卡尔-波普、弗格林、雷蒙-阿隆们所尊崇的价值，所做的探索是必要的、正确的，而共产党及其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及文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被公认，并遭到彻底地抛弃。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在这种意义下，极权主义概念在经过了起伏以后，几乎被思想界完全接受。对共产党的认识变成了究竟是否可以把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专制和希特勒极权主义专制相提并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深入的讨论使得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依然是在作为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出现在思想界。一九九七年出版了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并且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近二十年讨论极权主义的书籍涉及之广，之深是过去五十年来所从来没有的。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及知识界来说却并非如此。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一九八九年，中国共产党把一部分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逼迫成了反对派，但是这些精英们却从思想上依然没有产生反叛和反思，没有过产生变化的需要和冲动。他们的眼界也仍然沿着笔者前述的方向：这就是语言、方法、关心的问题仍然意识形态式的，根本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规范，来重新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文化、思想、学术，基本的生活方式上来认识评价共产党及其社会。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在这方面，刘晓波八九年后的文章、观点及做法还是没有显示出要彻底告别共产党社会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冲动。不错，刘晓波在九八年前后的一些文章，曾经引用过笔者提出的极权主义的两个阶段的提法，但是他仅仅局限在提法上，而没有对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问题的彻底探究。这是因为他根本的思想方法与笔者不同，他不知道，极权主义及两个阶段的提法是建立在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基础上，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极权主义当文化的彻底反省的基础上。所以他接受的不过是某些术语而已。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刘晓波这一阶段留下来的历史，让我们再次看到，他们没有基础、也没有能力如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那样提出及讨论极权主义、党文化问题。这一阶段的刘晓波，尽管在政治上被共产党彻底赶出体制，但是在思想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他所显现的极权主义文化孽生的特点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有做出这种“改变”的必要。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今天出现的事实还告诉我们，法轮功是无法和共产党妥协，无法歌颂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任何做法的。因为他的信仰和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和“极权”主义相对抗的，是唯物主义、极权主义的文化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然而，刘晓波们的意识形态、学风、伦理道德等生活和思想方式却是可以和极权主义相安、相容的，只有他们的某些政治行为使极权主义感到不安时才会被共产党所不容。这就如当年的某些所谓民主党派人士，例如章伯钧们，不是因为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而是因为误以为自己能够和毛泽东、共产党共享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从而惹出杀身之祸一样。
摘录者评述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法轮功, 作為民間宗教或迷信，在認識論上是毫無能力的。仲文的例子是否妥當？
仲维光评述刘晓波一文摘录： 为此，可以肯定的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在文化思想领域、学术领域、道德领域，在经验事实范围内评价都只能得到负面结果。而在政治领域中，它是否能够为中国的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这却还要看各方面是否能够对此恰当利用。它不仅依赖于中国真正不要极权专制的民众，而且也要看国际社会的各种努力。
摘录者转录介绍：
仲维光，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在北京清华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改变了他整个生活。从第一个红卫兵在清华附中萌芽开始，他就和郑义等人成为这个红卫兵的主要反对者。一九六九年，他放弃了分配在北京工作，为了能够自由成长而到吉林洮安县插队。在插队期间开始自学哲学，由于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认识论基础，七零年转向近代洛克、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思想，并且同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和外语。七二年，返回北京后先后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担任物理教师。因为身体重病，而在七八年不得不放弃自学，考入大学继续学习物理，八三年考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近代物理学思想史许良英 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八八年到德国，后在波鸿鲁尔大学马汉茂 教授处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问题。九十年代中期后作为自由思想工作者，继续研究当代极权主义思想问题，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其它当代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
从人文探索走向科学史研究再返回人文研究的仲维光，由於自觉寻求过严格系统的物理训练，因此他要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更注重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除了反叛的一面，仲维光性格中传统性和“西化”的强烈色彩在他的诸多文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最重要的是耸立（指仲维光和还学文）的反叛精神与批判分析的态度，这在中国近几十年根本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这应该也是仲维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气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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