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2006年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研究部分内容的按语）
究竟选用哪一个政治学概念来描述时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对中国异议人士以及知识界来说，由于现在已经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价值与政治取向，甚至“政治运作”问题，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辨明你究竟是在哪一个领域中讨论问题。很显然的是，那些在八九年前后就曾经提出、并鼓吹所谓新权威主义，时下随着所谓“零八宪章”而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的某些知识精英，所进行的显然不是学术讨论，而是现实中的“政治活动”。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学术讨论而言，他们没有认真搜集阅读过文献，关心过这个问题研究现状是什么，有哪些专家讨论过哪些问题，在这个领域中目前专家们关注、争论的又是什么。以他们所使用的“威权”这个概念来说，他们了解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吗？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在历史上描述的是什么，当代描述的又是什么？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关“威权”和极权问题的争论是什么，在哪些问题上有了答案，哪些问题是有争议的，甚至是难有答案的。
显然你不可能和一个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一无所知的人，或者说浅尝辄止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关于他们再次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能够做的其实也只是围绕这些问题做一个ABC的梳理和阐述。
九零年，我在研究分析启蒙思想、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也就是在研究大陆那些受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影响长大的，八十年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及方法时，由对完全意识形态化特点的研究，而进入党文化和极权主义文化的研究。就在那时，在西方，有关极权主义理论的讨论，极权主义理论获得了普遍的承认。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却突然出现了所谓新权威主义。而更为有意思的是，持新权威主义论的人根本无意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这其实就是我当时所研究的“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的又一个典型案例。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共产党社会的知识界从根本上、彻底陷入了假大空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所谓学术研究。李希凡是这个典型，姚文元、戚本禹也是这个典型，八十年代的金观涛们同样是如此。
说到党文化，这其实就是党文化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特点——完全意识形态化！
现在，很多人误以为大批判是党文化的特点，并把任何明确的批评和批判都看作是党文化，这是一种误会。因为正常的批评和批判，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领域中都存在。而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政治先行的提问题的方式，那种唯物主义的“假大空”，才是党文化的典型特点。
充斥共产党社会的这种文化，不只表现在打棍子方面，就是在和风细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是党文化！我在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时候，之所以站出来讨论，就是因为纪念李慎之的异议人士们居然还在使用党文化的方式行文。现在，时间又过了五年多，零八宪章们的作者们依然如故。他们无论就提出问题，还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与方法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只不过观点略有变化。
在谈极权主义还是威权社会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你谈的是什么。所以我首先要说的就是
是把authoritarism翻译成威权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做法。这个词我认为应该翻译成专权，或者以前曾经使用过的“独裁”。由于我们讨论的是政治学问题，一定要以西文概念为准，而非翻译成中文名词的望文生义。
目前描述专制的概念中，我们可以以四个概念的为例，辨析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并且可以以此说明如何翻译，如何使用会涉及到非常根本的认识问题。
这四个概念分别是authoritarism、Despotism、Dictatorship和Totalitarism。
由他们本来描述的对象和涉及的内容，我认为，Despotie是应该翻译成专制，dictator是专政，Totalitarism则是极权专制，而这个词Authoritarian则应该翻译成专权，或者独裁。
尽管中文的翻译很难反映出全部西文的意思，但是如此翻译这四个词，我以为还是能基本上对比出这四个词的原来所描述的不同内容。如此，你也可以进一步清楚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这个新的政治概念，以及究竟应该用哪个词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更好。
Despotie描述的是奴隶制的专制。奴隶主除了统治权力，还有负责奴隶一切生存条件的义务。否则他就违背了他的合法性。
Dictator则是罗马专制，是元老院在危急时刻选出一个人来负责全部事物的专政。
Authoritarian描述的是传统的专权专制，独裁。但在这个专制中，个人、社会和文化都有一定的空间。最根本的就是它不是一元化的。
Totalitarism的产生，就是因为前述三个词都不能描述共产党、法西斯与希特勒的专制，所以才产生的。如前所述，极权的一个特征就是政治一元化。一个政党，控制国家的一切，它不仅是对资源，而是还包括对于军队、警察、司法、行政、以及电台等宣传机构，以及社会结构的一元化的绝对控制。它和传统的专权专制社会有根本的区别。
极权主义的产生是典型的西方社会的产物。它相应于早期基督教那种政教合一的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这种政教合一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过。因此，在反省共产党社会的专制问题的时候，到中国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根源，无异于缘木求鱼。
然而，在明确了上述专制问题的概念后，政治学上的讨论，是、还是不是极权主义的问题，却和物理、化学等的概念讨论仍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一个试验，或化验可以简单地断定，排除一个概念。以八九年崩溃于极权主义的东欧各国的描述为例，那些以前认为东欧从解冻后就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了的人，也只是无话可说了而已。很多人并没有承认、反省自己的认识和理论的错误，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阵地后，从另外一方面反扑回来。
政治学上的讨论只有从描述的有效性来辨识。一个理论如果需要太多的假设和太多的边界条件，太多的偶然性来补充，那它就不是一个好理论。以“威权”（专权）的概念来解释共产党社会就是如此。二十年代中期后极权主义概念因此而产生时如此，八十年代末期也是如此。例如那些八十年代鼓吹邓小平，那些七六年鼓吹周恩来的人，需要太多的假设和思辨，玄想来解释已经成为经验历史的现象，来为共产党辩护，解释八九年的大屠杀了。
然而，尽管如此，在分析中国社会究竟使用极权主义还是使用专权专制的时候，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经验历史事实几乎可以作为判据来看待。例如，当代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这种毫无顾忌地残酷地镇压是极权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专权（威权）专制是能够容忍法轮功这样的群体和文化存在的。同样，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也可以说是一个判据。八九年的那个大屠杀就可以明确定义邓小平与斯大林、希特勒一样，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专制者。这两个判据，是无法绕过或者否认的。
这一点说白了其实也是最近在《德国之声》争论问题中，张丹红们所说的所谓中共政府的红线，只要有“这种性质”（！）的红线，就可以说是极权。而张丹红们坚持否认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现在还是极权主义专制社会。而时下这场讨论的结果，对德国主流社会，无论对媒体，还是知识界、政界来说，中国还是极权主义专制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要说的就是，由于起草“零八宪章”的精英们关心的根本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活动，因此这样一种“讨论”更是没有答案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完全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走下去。就为此，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社会和极权主义。没有研究，不想研究，何来答案？又如何与他们讨论？！所以说到底，因为他们想的是现实中的政治运作，个人影响和利益，而不是极权主义的理论和学术问题，所以这个讨论只对那些关心问题的、严肃的民众有意义。
学术讨论是要坐下来，一招一式说演绎、论证自己的理论，而非辩论。极权主义理论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时期都会面临很多新的要解释、说明的问题。如果真的它不能解释的问题太多了，那么就如当年需要产生它的时候那样，需要一种新的描述概念和方法。但是，直到现在，理论界还没有感到这个需要。
至于起草“零八宪章”的某些精英们热衷的政治活动，如果转移了对于极权专制的反对，那就只有用政治来对抗。这就是他们老祖宗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句话是那些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运作者们的座右铭。所以，我知道，我们的讨论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更不可能阻挡他们的政治谋略。但是我希望的只是，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能够在政治上清楚地看到“威权”提法的消极影响。就像七五年我们对待毛泽东迫害邓小平，七六年中共政府镇压所谓对周恩来的悼念时那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尽管反对迫害邓小平，迫害对周恩来的悼念，可我们和邓小平，和周恩来要的不是一样的东西。我们那时就绝对不是要把毛泽东换成邓小平或者周恩来，现在也绝对不是要一个“好共产党”！
我们要的是人权、自由，是像一个人那样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还要“共产党”了！
在二零零六年我曾经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做过一个小结。现在时过两年，在很多问题上虽然又有了很大的推进，甚至变化，但是感到这个小结对时下再次兴起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社会究竟是极权专制还是专权专制的讨论仍然有一定意义，所以我决定节选重发有关部分。我殷切的希望，这些材料能够在中文世界唤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和研究，能有更多的人来进行“认真”的讨论。
2008-12-27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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