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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的時代》作者布拉赫 |
笔者针对此文留言并且和该作者就有关问题有些对答，复制如下：
笔者留言：
笔者专门研究共产党问题五十年，九零年开始专注意识形态问题，收有几十本德文英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并且我也有专文谈论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事关民主社会，以及这一百年世界发生动乱灾难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意识形态化是一个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的问题。希望简单了解这个问题的可参阅我的“韩国瑜应该更理直气壮地拒斥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化”。我近日还会有“谈当代社会民主制及如何透视台湾大选”。台湾大选涉及很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未来政治及社会走向问题，最近一百年世界为什么如此波折问题。
梁靧
仲维光先生您好，的确在您所研究的马克思与卡尔波普那里，这两位对于意识形态的使用是具有负面意义的，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特定阶级对大众的驯服工具、卡尔波普将他自由主义的论敌：共产主义给视作是一种意识形态。
但本文也曾述，在1960年代之后，欧美开始将各种意识形态进入社会科学分析后，才更为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自身也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从而发现这个词汇不该以负面意义看待，而是该作为一个客观中性的概念去做分析。
希望您能够理解本文的这个立场，感谢：)
笔者答：
谢谢您的回复。然而，意识形态问题并不仅是如您诉说的只是在波普及马克思那里是负面的，并且相反波普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
在六十年代之所以出现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讨论，甚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提法，是有原因的。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涉及二十世纪发生的人类的巨大灾难。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例如在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法国的Aron、德国的Bracher等人那里，他们发现这一百年可以用“意识形态的时代”来描述纳粹和共产党造成的世纪性灾难，后来Bracher进一步把二十世纪称为“极权主义世纪”。
长话短说，我从研究共产党社会为什么没有学术研究，只有政治统帅一切，这和“意识形态化”有何关系开始，所有上述那些探究最开始让我十分困惑，最后发现，意识形态其实是十分简单的问题，即意识形态之所产生在政教分离后的十八世纪末期，因为它取代的是教条的神学，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式思想的世俗化。为此，它是基督教社会特有的世俗化产物，是西化带到中国社会的。此前世界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传统东方文化没有意识形态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因为它可能导致党国社会。
梁靧：
也感谢仲维光先生您的响应，虽然我的认知在切入上与您有些出入，但这段留言的确挺发人省思。
如果这是您的忧心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您的标准来看待，可能在台湾国、民两党的意识形态在您的标准都是相对较弱的，尤其是在特定时期，譬如马政府执政前期或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党都有试图往中间选民靠拢，只以相对模糊而不明确的政治方向，甚至难以称之为执政蓝图。很多东西都是选上了再不断进行修正。
近年两岸的交流十分频繁，在台年轻学人多半有许多大陆学生曾一同共识过，尤其是在马政府时期那种欲意以文化交流试图进行反向灌输民主文化的时刻，交流越频繁双方更是发现彼此的鸿沟，这在一些统计和研调上都有资料，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我想您的忧心可能在近十年的台湾发展里，目前看来并没有那么悲观。
另外一提，还是有不少学者会认为东方传统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不过都是以各种不同版本的儒学主义作为其帝国合法性的基础。东方传统的意识形态问题，多半是在儒学之中的不同意识形态版本竞逐，由于差异程度，看起来比现代的各家意识形态对垒还来得相较不鲜明，或许仍然还是存在意识形态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所谓变法争议或党争问题了。
笔者答：
不谈历史文化因素，只从认识论角度来谈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是在二元论思想基础上的一种一元化的观念论，明白了这点您就明白了东方是不是有这种东西。
东方思想不是二元的，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的一元论。谈问题一定要自洽，不能够似是而非地论断。
我不期望您能够接受这个看法，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对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学术问题的评价，对五四以来的倾向的评价，对当代西方思想及文化的根本性的评价。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问题”，不是那么想当然的可以随便说说的问题。
对于有网友留言说台湾首要的是消灭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笔者答：
这话有道理，因为如何看待三民主义的确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如过把它只是变成政治口号，就又是以毒攻毒了，即如大陆共产党用马列废除三民主义，其结果是从泥坑跌入深渊。为此意识形态式的征伐和意识形态一样，是一定要避免的！
我的进一步有关台湾选举问题展开的文字可以供关心根本问题的人参阅，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更多的问题：
“谈当代社会民主制及如何透视台湾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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