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斗争的公开化，不仅共产党领导人的各种丑恶腐化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们对广大老百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道德约束的行为也清楚地展现出来。人们逐渐地对整个共产党失去了耐心。一九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共产党也无法象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中期那样严密地统治大陆了。但是，这却并非他们所愿，而是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既要顾忌到自己内部的不同派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要注意到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载舟之水、亦可覆舟。的确，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应该说在所有共产党国家是政治气候最为宽松的国家。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确实出现了早春天气。然而，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局限，中国大陆争取人权的斗争，仍然落后于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东欧，并且正因为如此，到八十年代末期，造成了表面上极其轰轰烈烈八九民运的失败。而东欧自八十年代以来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主化，直到八九年底整个东欧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种结果却没有引起今日海内外大陆民运人士的认真反省，他们仍然沉浸在“运动”之中，并且很多人甚至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以往。因此，回顾东欧国家争取人权的斗争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八十年代初期东欧已经提供了多少经验可为我们汲取了。我们还会看到，直到今天，在东欧知识分子面前我们仍然是十分幼稚的。
在争取人权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跟着西方的前人走，也跟着东欧的知识分子走。西方已经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东欧也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也许会有捷径和他们会合。然而，只有认准了这个方向，才有可能与他们会合。以往的大陆民运，乃至台湾的民主运动都没有提供给我们一条捷径。走向人权与民主对我们来说是一条开始时非常艰巨的路，因为我们想走这条路，却尚未认清这条路，学会走这条路的方法。
一、苏联：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改革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知识分子的离心思想运动，在西方新闻媒体中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运动或人权运动，并且把它与美国的民权运动相比。这个人权运动以斯大林死后伊丽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为标志。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之后，到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转入所谓“集体领导”时期结束。
斯大林去世，苏联社会出现了解冻，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非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大大促进了这一运动。为了打击老派的政治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对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赫鲁晓夫采取了耸恿放纵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后，在苏联曾经出现一段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时期。此间，大批青年作家涌现，大批非斯大林化的作品问世，这一大批传世的“解冻”文学作品，标志了这一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成熟程度。这一非斯大林化运动产生了超越党内斗争的重大影响，严重动摇了共产党的威信，削弱了统治苏联四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的权力精英们─党内改革派─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解冻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对共产党内曾经受到压制的某一派别的歌颂与期待，不是歌颂共产党的非斯大林化的修正，而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一种“个人与个人的反叛”。然而，这一非斯大林化运动当时也远未达到改革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改变整个社会关系的层次。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仍是不可侵犯的，所谓“民主化”当时也没有成为议题。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最激进的共产党改革派也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接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甚至象赫鲁晓夫那样“开明”的改革派。
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九六○年前后，苏共的文艺政策表现了强烈的左右摆动。例如，尽管是解冻以后，帕斯捷尔纳克还是由于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一九五七年在意大利出版，而于一九五八年遭到流放。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却得到提拔与重用，并且一九六二年还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时，尽管对於某种可以允许的“不同政见”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是，与此同时那种打击、迫害和扼杀不同政见的努力也在不断得到扶植和发展。例如，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非官方出版社《Samizdat》和杂志《Sintaktis》（一九五九年）和《Feniks》（一九六一年），在持不同政见运动中作用和影响极大，却遭到警察无所不在的镇压：搜查印刷所，没收印刷机械、印刷品，甚至捕人。那一时期普希金广场的文学朗诵会也经常受到警察的严重搔扰。到一九六二年底赫鲁晓夫感到自己权力已经巩固，对於针对总书记的批评和令人不安的思潮便再也没有耐性了。文艺政策大大收缩，文化政治路线强硬起来。然而，这种对於知识分子的压制却助长了党内的保守势力，而最终导致了赫鲁晓夫自己下台。一九六四年，当赫鲁晓夫发现这一切，准备重新把知识分子放出来对付保守势力时，为时已晚。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
一、非斯大林化运动虽然尚未涉及更深入的政治改革层次，但是它表达的个人的反叛与对人性的追求却远远地超过了其共产党内部争斗的层次，超出了共产党改革派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冲破了共产党所能容忍的界限，从而危及了共产党的威望，削弱了专制教条的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当权者或者说改革派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二、这一时期的苏联离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强调自主地位和独立地见诸于公众为目标。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直接指向了现存的政治制度，例如，当时出现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非官方印刷所和出版物，尽管不断遭到警察的搔扰，但是，作为对官方新闻检查的公开挑战，却一直努力维持下来。
三、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表明了党内改革派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可能是互相利用：只要政权稳固下来，任何共产党派别都要镇压不同的声音；而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利用改革与改革派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壮大民主力量，他们决不会以加强党内改革派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四、持不同政见的长征从一开始就伴随警察、法庭、流放和集中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苏联的知识分子，相反倒是不断增加了他们反抗的深度。
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人权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九月，安·西尼亚夫斯基（A. Sinjawski）和尤·丹尼尔（J. Daniel）被捕，罪名是：匿名在西方发表作品。十二月五日，苏联宪法日那一天，一群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要求公开审判过程。次年二月，他们两人分别被判五年和七年劳动改造，但是，他们在法庭上公开宣称他们是无罪的，与此同时，另有几十名作家公开联名支持他们。这种公开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明了持不同政见者在斯大林时代后自我意识的成长。持不同政见从此进入政治领域，他们已经意识到创作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分不开的。
苏共本想利用这件事以儆效尤，但是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金茨伯格（A. Ginzburg）收集了所有有关资料，通过地下出版社发表了白皮书。一九六八年一月他和J. Galanskow也站到了法庭前。金茨伯格虽然被判处五年劳动改造，但是他的律师却公然在法庭上辩护他无罪。后来，他因此被开除党籍，也被开除出律师协会。审判期间，法庭外始终聚集着他们的同情者，通过外国记者，他们随时了解事件的进程。此后，由P. Litwinow再次整理编辑了白皮书。
一九六八年，持不同政见的运动有了突破性进展。同一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浪潮更加速了它的发展。这一年有更多的新人加入，更多的地下刊物问世。同年八月，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洛夫加入了这一运动，人们甚至乐观地认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就要到来。但是，随后苏联出兵捷克，扼杀捷克的自由化，深深地震动了他们。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此后，虽然形势时好时坏，但是国内外的反响以及流放、劳改刑满人员的返回却不断地保持和加强了这一运动，有些组织与活动甚至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一九七八年曾经有过组织自由工会的尝试，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非经官方批准的各种青年文艺活动、摇滚音乐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又组织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签名活动，形成了日益广泛的人权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组织，例如，签名活动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科学工作者，百分之二十七为艺术家，其中许多人原来是在这个制度下享有特权和声誉的。当然也有许多“门外”的知识分子参与。据称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二年间有万余人卷入了反抗运动。核心当然仍然是少数，例如，《保卫人权运动》，一九六九年只有十五名成员，后来的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也只有十几名成员。除了上述反对活动外，还有一些人积极从事关于人权、民主、法制的启蒙，认为这是苏联社会、政治改革的前提。他们称这种启蒙为“前政治”的。七十年代末期，政府的迫害日益广泛、强化和系统化，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改观。
在这一时期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有不同的四派人：改革派，社会主义派，自由派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
所谓改革派基本上由斯大林统治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布尔什维克组成，他们在非斯大林化中，半心半意，绝不愿意彻底否定斯大林，批判自己。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麦德维杰夫。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现象，是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官僚主义并不是一党专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纯粹个人问题。他甚至认为，在经济建设初期，官僚主义是必要的，直到一九三四年之后官僚主义才变成一种危险和危害。至于斯大林主义，他认为固然很坏，却不是必然导致死亡的绝症，医治它的办法是重新回到列宁主义。他认为实行专家政治可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体制改革派知识分子，陈一谘、严家其，戴晴乃至刘宾雁等人，正是类似麦德维杰夫这一类人，体改委和戴晴等人大力鼓吹新权威主义，只不过表现出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比麦德维杰夫还要肤浅，对於这一派人及其理论的认识与讨论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它关系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德热拉斯说过：“对麦德维杰夫不必客气，他是第一流的‘机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派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希望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回到俄罗斯东正教传统。
自由派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人数最少的一派，人们亦称他们为民主派。改革派麦德维杰夫常常流露出对这一派的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派来势汹涌。一九六九年，苏联曾经出现一份地下出版的，不具名的《苏联民主运动纲领》。这份文件具有相当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致许多苏联人怀疑它是否出自苏联人之手。纲领要求实行多党制、分权、自由选举、建立立法院和实行民主共和；经济上要求国家、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并行；哪个加盟共和国是否退出苏联应有联合国监督投票决定；外交上与西方和解，东欧各国家问题自决。这时期萨哈洛夫亦曾提出十二条改革纲领。纲领要求经济改革，首先从服务行业和农业开始取消国有制，法律保障新闻自由、罢工权力、公民迁徙、出入境自由，实行多党制，确保对政府政策的监督，确保加盟共和国分离出联邦的权力等。自由派既不同于改革派，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派，同时他们也不赞成基督教民族主义，担心基督教将取代马列主义的独裁统治。
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四派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早在六十年代就远远超过了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思想及其发展。自由派与改革派间的区别为我们展示很多更深刻的内容。它们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当今苏共改革派领带人戈尔巴乔夫，虽然比起前人及其他共产党人有着极好的政治感觉，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体制内改革，仍只能是走向死路。明智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坦率地承认，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阻止，他们过迟地宣布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致在八九年底的选举中仍然遭到人民的抛弃。这在未来中国也将如此，在民主运动的深入与发展中，体制内改革派必将被淘汰，海外对大陆民运的关心与支持应该有长远眼光。
二、波兰：知识分子和独立的工人运动，
知识分子七十年代后期的新思想、新策略
波兰是人民战胜共产党，独立的工人运动战胜专制的一个最好的范例。波兰民主运动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共产党统治波兰经历的第一次大危机暴发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的去世使波兰共产党看到一个转机，他们企图通过有限的承认错误以及做一些小步伐的改革摆脱面临的困境，以便继续巩固加强共产党的政权。他们宣布了改善供应，提高生活水准的经济措施。然而，这一切来得太迟了，而且波兰共产党的政策仍然是以农民为敌，致使农业生产一直滞后于人民的需要。因此，政府无法实现它的许诺，其实，它也未曾认真落实过它的政策。此外，波兰共产党仍然坚持对教会的压迫。就是在斯大林死后，他们逮捕了波兰大主教，并将他长期监禁。
波兰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信任，无法通过小改小革、小恩小惠重新获得它。相反，党和国家机器的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无能使人民强烈地趋向反对这个政权，借助于自己的斗争实现自己的权益。
导致一九五六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死后文化领域的解冻。它广泛地影响了社会风气的改变，甚至带动党内理论的争论，特别是在宣传部门。波兰共产党内部也因此形成了派别分歧。一派，尽管口头上也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是从根本上仍然坚持斯大林主义；而以往的社会主义党成员，所谓“机会主义者”和青年的党员干部形成了对立的一派，它们之间在党的后继领导人问题上斗争激烈，不分胜负。
正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兹南发生了大罢工，这里几个月以来出现过多次动乱，它的直接起因是灾难性的经济现状和人们对工资待遇和供应恶化的严重不满这样一些经济原因。六月二十八日前，波兹南工人曾经派出一个五人代表团去华沙与负责的部长谈判。他保证第二天去波兹南在工人面前重复宣布他在谈判中的许诺，然而，他却没有兑现这一承诺。因此，工人在这一天举行了大罢工，有二十万人参加。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出面。到处流传着工人领袖被捕的消息，示威者冲向监狱和安全部，在那里遭到了当地和从外地调来的军队的武装镇压。一切都是根据来自华沙的命令：以武力扑灭动乱，控制局势。事后官方宣称死五十三人，伤三百人。实际上至少死七十五人，伤八百人以上。
七月份类似的动乱蔓延于许多其它城市。政府不得不宣布了一个近期改善计划，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平息他们的不满。它许诺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每年提高工资百分之五点四，建筑住宅一百二十万套，消除官僚主义，尊重企业自主性、厂长的权限和工会的作用，议会要充分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尊重批评的权力等等。这一切在政治上导致了党的主席老牌人物代表拉科西的辞职，而一九四八年被开除出党的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看上去政治倾向与老派人物完全不同的哥穆尔卡获得平反，并当选为党的主席。
由以上过程，我们看到二十年后中国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十三年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形势及中共的各种表现，和波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历程惊人的相似，甚至和波兰一九五六年相比，八九民运在结果上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二十年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推卸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种现实不也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的结果吗！
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共产党改革派也是共产党。哥穆尔卡上台后致力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党的工作的不断失误招致了体制内冲突的增长。这种冲突的增长与愈加升级的整顿形成了恶行循环，更激发人们的不满日益强烈。此时，社会又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局：通货膨胀、消费品严重缺乏、房荒、国营企业的浪费与低效，与农民为敌的政策使农业生产仍旧裹足不前。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文化领域也全面复辟了一九五六年以前的状况，哥穆尔卡实施了一系列的反文化政策和文化检查制度。与此同时，反对宗教的宣传与对教会的迫害也到了极点。一切又类似于一九五六年的前夜了，共产党内部在哥穆尔卡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他的亲信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实际上垄断了权力，完全控制了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制定，并因此完全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政治局致基层党组织的公开信中利用人民对外交上的成功（西德向波兰承认西部边界不可侵犯）的支持宣布了蓄谋已久的涨价计划，例如，肉类上涨百分之十六点七，鱼百分之十一点七，面粉百分之十六，咖啡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二点一。少数商品象征性地降价，如电视百分之十三，缝纫机百分之十。这一举动触发了蓄之已久的不满情绪。
十二月十四日，但泽（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罢工了。罢工工人向党委大楼，向警察局进发，当天就和警察民兵发生了冲突，并造成了死伤。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完全封锁消息，直到工潮波及到周围的工厂，新闻媒体才作了并无实质内容的报道。十六日造船厂和其它工厂工人占领了厂区，罢工波及沿海其它城市，产生了跨行业的罢工委员会。次日，政府在但泽制造了一场蓄谋的屠杀，事后却宣称为意在平息但泽一批反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造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发生的意外事件，死伤数人。此事是如何策划的，一直没有明确的官方解释。到十九日、二十日罢工风潮席卷了整个波兰。面对陷入内战和苏联干涉的危险，波兰共产党中央决定以撤换领导人迅速解决危机。十二月二十日波共中央宣布，哥穆尔卡因造成经济社会困境，并且无力控制局势被解职，由盖莱克接任总书记。与此同时是政治局与政府班子大换马。盖莱克于二十日就职的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罢工为劳动者的抗议，然而，这一次政府的改换并没有再引起如一九五六年哥穆尔卡上台时的那种希望与热情，人们持怀疑、保留和观望的态度，对政府充满了不信任。其后又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同的罢工。这是一九七○年的危机。
波兰知识分子，自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及一九七○年十二月以后，不再是与周围世界隔离的、被限制的小集团，而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和新社会的中心。一九六八年针对共产党的反对运动的失败，终于使知识分子明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而主要诉诸经济要求的一九七○年大罢工的失败又使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人们希望真正有效的社会改革，就必须有新的思想与策略。
一九七五年，盖莱克在第七届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修改宪法，但是，他说修改的三条原则是：
一、必须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二、公民权利必须不可分割地与履行爱国主义义务相联系；
三、必须在宪法中明确肯定与苏联的友谊。
盖莱克的这一讲话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五十九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五十九人信件”，信中要求宪法必须确保个人思想与宗教自由，罢工自由，言论与信息自由和工会组织真正的自由选举。一九七六年一月初又有一百零一人联名要求修改把公民权利从属于公民义务的宪法条款，另有九十二名高等学校学生致信总统陈述政见，一位前政治局委员要求删除“苏联友谊”条款。宪法草案公布一周之内又有四万人通过联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特别强调反对以公民义务的规定限制公民权力的条款。这一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在於援救被迫害、逮捕、拷打、判刑的工人、工会活动分子。它标志着一种对抗共产党压迫的社会联合。
关于这个组织的宗旨，它的创始人和最活跃人物之一李普斯基（J.Lipski）在一九八三年自愿返回波兰接受审判时，在法庭上作了如下阐述：
“‘保卫工人委员会’既是一个组织，又表达了一种理念，这个理念的原则之一是，我们决不试图以任何一种暴力方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两个目标：民主与独立，─这在今天的波兰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它，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说我们是如此地强大，明天一早就可以使波兰民主、独立。”
最初，共产党企图吓退和瓦解这个公开活跃于波兰公众生活中的组织，但是没有成功。这个组织则成功地营救了一些被捕工人和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并从此一步步密切了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一九七七年九月创办的报纸《工人》，到一九八○年大罢工时，已经发行达七万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许多工人为它撰稿。与此同时，它还开办了流动大学，请来著名学者授课，建立了非官方的出版社。基于同一人道主义目标，保卫工人委员会持政教分离观点的成员与教会接触与合作，从而形成了工人、知识分子与教会广泛而坚强的联合。保卫工人委员会为今天波兰民主化的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始于一九八○年七月二日的波兰许多城市的大罢工持续了十八个月，结束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政府宣布军管。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恶化、各级党政干部普遍的道德堕落，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与中国八九民运前的情况非常相似。盖莱克的整顿政策使领导阶层的特权公开增长。几乎所有高层干部都非法占有土地、房产，他们拥有外汇，可以到特种商店购买西方消费品，干部子弟的特权亦增，他们甚至不经过考试就得到学位证书。面对这种现实的社会主义，人们对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更加冷淡。
七月二十四日政府宣布生活必需品准备全面涨价。七月二十五日全国各地发生大罢工。政府一如既往地封锁消息，企图将罢工分别限制在局部地区。罢工导致盖莱克下台。到了九日，盖莱克的后任者卡尼亚承认罢工已经席卷了四十九个港口，五百八十三个企业。
八月十四日但泽列宁造船厂工人占领了厂区，组织了厂际罢工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迅速传遍全国。除了经济要求外，这次罢工还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但泽罢工工人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允许成立独立自由的工会，此外，还要求罢工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要求取消新闻检查，开放教会自由广播。
盖莱克八月十八日发表电视讲话，许诺要检查物价情况，对价格上涨加强控制，实行儿童补助等。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无济于事。八月二十三日以后，知识分子─以保卫工人委员会和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为代表，积极参与了罢工，提供策略咨询。这种广泛的团结对罢工的坚持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一九八○年大罢工最重要的成果是独立工会的合法化。一九八二年三月政府与团结工会谈判达成协议，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十一月十日在法律上予以确认。一九八一年九月举行了团结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的独立的农会、学生会和各种其他民间组织也都得到了合法化。
一九八○年危机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波兰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实现了波共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工潮期间党内派别也明显化起来。二百名中央委员中有一百八十一名（百分之九十点五）是新当选的，监委会九十名委员全部是新选出的，政治局中只有两名委员留任，甚至一名女政治局委员为团结工会的正式成员。罢工当中，有大量党员退党。
我们看到，当中国刚刚准备开始改革时，波兰已经有了三次要求改革的全国大罢工。它的重要特点在於：
一、每一次罢工都表明自己是针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真正的反对运动；
二、每一次社会状况的改善都不是来自共产党内部自愿的改革，而是为大罢工所迫使、所推动；
三、每一次共产党的改革都只是一种作为权宜之计的让步，在局势好转之后，共产党必定会力图恢复强硬政策，同时再度迅速走向腐化。
对照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现与波兰共产党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国的人权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胆识与勇气、思想和策略都远远不如波兰的知识分子，甚至相当大部分人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有些人则一直想投靠共产党。
三、捷克：七七宪章运动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权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人权运动的发展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共产党国家争取民主的运动中，独立知识分子是如何想、如何做、如何去争取民主化的最后胜利的。
一九六八年的改革运动是捷克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六十年代深刻的社会危机是一九六八年改革的催化剂，但通向一九六八年改革的道路则始于五十年代末期被诺沃提尼一再拖延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审判牺牲者的平反。对於这种严重的政治犯罪的揭露促使许多青年党员重新反省一九四八年以来党的历史，他们强烈地感到彻底改革的必要性。而一九六八年的改革则明白地意味着一直统治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解体，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
从一九六七年底开始，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就开始笼罩着捷克。例如，由于十月份出动警察对付两千名学生抗议宿舍的恶劣状况的示威，第四届作家大会的紧张气氛更加激化。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捷克共产党也陷入一种分裂的危机之中。作为这种社会危机的解决首先是捷克共产党高层人士的变动，诺沃提尼被罢免，杜布切克接任总书记。然而，接下来的是更强烈的舆论要求，要求彻底的改革。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允许第四届文代会上被禁止的杂志《文学》重新出版，成为取消检查制度─整个文学解冻的先声。由此导致了信息大爆炸。一件又一件揭露诺沃提尼及其朋党的的政治犯罪丑闻，致使他们被迫辞职。我们看到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共产党的改革纲领，尽管还带有旧的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是，从根本上已经表现为一种质与量上的彻底变革了。例如：
第一条，虽然仍然强调不可组成共产党的反对派，然而，实际上却同时承认由其它政党组成的民族阵线在国家政治决策上相对于共产党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第二条，要求实行三权分立，消除一党的垄断权力；
第四条，确立自由、秘密的选举原则；
第六条，确保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由此可见，中国十年改革所做的不及捷克一年所达到的，和捷克的变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布拉格之春夭折之后，在捷克形成了一种反对这种倒退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例如，自称为共产主义改革派的一部分人构成捷克共产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他们要求对社会基础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重建。他们要求自己成为改革的政治先锋，联合各种反对力量─当然反社会主义者除外，争取西欧左派，特别是共产党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它曾经成功地组织了抵制选举的行动，有百分之十投胡萨克的保留票，百分之十到二十五投反对票，一百多人因此被捕判刑。此次重创后，它渐渐于七十年代中期沉寂而消于无形。此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七七宪章》运动却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七七宪章》是在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欧安会协议的影响下于一九七七年初在捷克成立的。它的出现被捷克共产党定性为“是存在于政治的地下洞穴中，为外国人所指使，准备一场新的叛变”的运动和组织。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的成立宣言中，《七七宪章》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旨：
“《七七宪章》是由持有不同信念、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结合而成立的自由的、非官方的公开的社团，他们怀有尊重与维护人权和公民权这一共同宗旨。它没有常设的机构和严密的组织，不要求组织上的加入程序，而是属于所有认同这一宗旨、支持它并参与它的工作的人们。它并不是作为某个政治反对派活动的基础，却象西欧许多公民倡议活动一样，愿意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它并不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政治改革纲领计划，而是致力于揭露侵犯人权的具体事例，传递消息，求得解决。”
《七七宪章》的目的就是诉诸人权，而非任何其他的政治要求，然而从历史上看，人权本身就是公民从绝对国家权力下解放出来的产物。从理论上看，人权本身是以自然权力和启蒙为基础的人的解放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概念。它以一种未充分展开的形式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实现，并成为这一革命的重要成果。它反对把人置于政治目的之下，以及一切以此为借口的对个人自由的肆意侵犯与践踏。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扬弃了这一作为任何社会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尊重人权的要求本身就是对极权统治的严重的政治挑战。
《七七宪章》运动积极发现与揭露了捷克社会中对人权的侵犯。它专门有一个保护受害者委员会，营救政治受害者。例如，它曾组织十四个青年人游行五十公里，散发传单，呼吁释放拒绝服兵役者。曾有一百三十五人申请在布拉格示威，要求释放J.Prinik，并且有上千人参加被拷打至死的宪章运动发起人巴托茨卡（J.Patocka）的葬礼。或绝食，或被捕入狱，面对任何迫害，《七七宪章》的成员坚持不渝的反对政府的滥捕滥抓。
与波兰七十年代的反对运动如《保卫工人委员会》一样，《七七宪章》是捷克反对派长期斗争和不断学习的结果。公开合法的斗争原则对於他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权力压迫下的斗争策略而已，而恰恰是这个运动的本质。它通过公开的合法斗争形式使反对派免于陷入、并且突破那种自我隔绝，从而使“反对”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七七宪章》成了当时社会最敏感的政治活动，它在当时一切敏感问题上都引起了当局歇斯底里的反应：监禁、夜间搜查、把怀孕的宪章签名人赶出医院、刑讯拷打、反复抓捕等等。尽管如此，政府却没有达到孤立和扑灭《七七宪章》运动的目的。到一九七八年它已经赢得了九百余位签名者，其中许多是既没有受到社会歧视也没有遭到当局迫害的普通人。政府公然的迫害扩大了《七七宪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宪章，了解到宪章的活动，签名支持它，例如，比尔森一位工人公开号召支持《七七宪章》，而还有一名工人在官方的工会大会上为《七七宪章》辩护，驳斥工会对它的攻击。
由于坚持合法性与公开性，《七七宪章》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团结了相当多的人们，它包容了各种政治倾向和思潮，有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改革派，有左翼也有右翼（即诉求于现政权的和坚决反对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参与这一运动的。《七七宪章》运动容纳各种潮流派别，坚持他们一律平等，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七七宪章》也不是在一个领袖领导下的名人社团。宪章发言人实行轮换制，由各个组织轮流出人担任，而这个职位只具有工作的职能，并不是领导地位，它以与各个组织广泛的联系与协调为基础，因此可以被视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它不会轻易地因为内耗或当局的外部压力而销声匿迹，并为未来的反对运动创造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七七宪章》的宗旨、组织和它的活动表明它是与同时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完全不同的反对派，它并不以政治先锋、改革的领导力量自居，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却非常大，构成了对当局最严重而持续的政治威胁。
上述这些东欧三个国家的最基本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清楚看到，关于东欧民主化进程与中国近代来改革开放之间历史差距是无需赘言的。那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是远远走在了东欧前面的说法，甚至要解决人类问题的看法（见金观涛、刘青峰，《百姓》，1987年6月号，“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是盲目无知的，而时下大部分基于这种盲目无知而产生的关于八九民运的总结，例如，要懂得妥协才能成功（见胡平，《九十年代》1990年第3期，69页；第4期，67页），是不足为训的。只有当我们把八九民运放到共产主义制度下争取人权和民主的运动的历史事业中去，我们才会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才可能从中吸取实在而不是臆造的经验，并有益于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今天和明天。
1990年7月于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中国之春》，美国，第111期，1992年7月）
参考文献：
1.Wolfgang Eichwede,“Abweichendes Denken
in der Sowjetunion”,inDietrichGeyer,Hg.《Widerstand
und Dissens in Osteuropa》,Goettingen,1987.
2.Heinz Brahm：“Die Sowjetiscden
Dissidenten”，in《Stroemungen und Ziele》,K攍n,1978.
3.Johannes von Thadden：《Krise
in Polen》1956,1970,1980,Frankfurt/a.M.,1986.
4.Vladimir V.Kusin：《From
Dubcek to Charta 77》,1978，NewYork.
5.Jane Leftwich Curry(ed.):《Dissent
in Eastern Europe》,NewYork,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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