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当代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先生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再次谈到了苏联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在苏联，改变的意愿虽然存在，但是不幸七十年来的谎言和空话已经摧毁了人们的鉴别力，人们失去了对于那些空洞无物的流行语言的鉴别能力，分辨不出哪些见解是有内容的，哪些话毫无意义。六月，西德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在一次报告会上从最基本的学术标准和态度，从一个知识分子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应负的基本责任上，再次批评了中国当代那些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确，上述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有眼力的海外学者的注意。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已经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专门课题组织研究，但是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的反省。四十年来共产党对于大陆的统治，摧毁的绝不只是大陆的文物、山河、物质生产，最具灾难性的是它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准确地说是人类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摧毁了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摧毁了健康的道德观念。这一切还严重在它不仅存在于一般人民大众之中，而且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它不仅存在于保守的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存在于所谓先进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它使得几乎整整两代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健全的荣辱道德观，正常的研究能力。正因此，千年纵过，共产党的罪孽也难以宽恕。
本来，对于大陆知识分子来说，当政治上有所解冻、他们能回到世界时，他的第一个任务应该就是反省自己，重新恢复健康的思维能力，再次回到正确的起点上。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究竟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首先，这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应有的真诚和反省精神。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马克思主义那种教条的、自以为是的批判世界的态度。靠他们自己再生近代那种怀疑自己的认识论精神及其科学研究方法绝非一日之事。其次，由于大陆长期封闭，不仅与外界讯息隔绝，而且上述两代知识分子的外语能力已丧失殆尽。因此，开放初期，大陆是一个和外界交流能力很低的社会。然而中国是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内部总有很多供上述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而世界也总必须注意到它的存在，因此国际交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带来一种负结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另一个条件。第三，港、台、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先天上由于语言相同，本来应该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利用其融合于世界的、健康发展的力量，对大陆知识界的变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帮助。然而事与愿违，港、台及海外却掀起一股“大陆热”，只有少数有眼力的学者曾很有礼貌地指出大陆学者的错误，但同时也难以理解大陆知识分子何以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大陆热”也反映了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些问题。
“大陆热”直接助长了大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与狂妄自大。甚至在共产党的另一派（强硬派）用枪把他们赶出来、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在海外以及去台湾的访问中，他们仍然没有反省自己，认真和海外及港台学界接触，看他们是如何研究和讨论问题的，而依然沉醉于什么阳刚之气等似是而非的议论。这一切对比东欧争取人权运动的历史，对比哈威尔等知识分子的观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东欧的变化来反省对比我们的现状，并准备从下述三方面进行这一对比研究：
一、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有关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状况的对比。
二、不该忽视的经验：有关东欧人权运动的经验。
三、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关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近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在力图自强赶上西方的奋斗中滑入了共产主义制度，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半个世纪后在挣脱共产制度的斗争中，东欧成功了，中国再次失败了，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责任，对此做深刻的反思。如果我们承认近代文明的基础和人权观念，我们就必须承认，无论西方、还是东欧都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可以说东欧为我们提供了更切实的经验。
一九八六年十月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在台湾对《联合报》记者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翻译问题。此后大陆作家的自信心日甚一日，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水平。马悦然先生在不同场合还曾说过，北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言，杨炼可以回到先秦时代，而顾城是天生的诗人，一首会走路的诗。马悦然先生的评价中肯吗？亦或他仍然对中国语言缺乏真正的感受，还是作为汉学家对文学、对诗歌有他捉襟见肘之处？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的评论对中国大陆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评论也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大陆文学现状，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愿意从东欧的解冻文学和大陆当代文学的对比来加以讨论。因为笔者以及笔者所熟悉的以《今天》为代表的一批大陆新一代的作家、诗人，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过程中深受东欧，尤其是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他们依靠仅有的极少量的一些所谓供内部参考的东欧和西欧的翻译作品缓慢地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而成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份子中一支较为健康的追求力量。
苏联文学有著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当代他们同样又创造了深刻的并将永远传世的伟大作品。这一切和中国大陆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差别，那实际上只能证明我们无知。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作家为苏联奠定了深厚的文学传统，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可夫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一大批经典式的人物。俄国的文学艺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文化与社会生活，而且在世界文学艺术乃至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二十世纪许多西方著名的文学流派都是深受俄国文学术家的影响而产生发展的，例如，现代文学深受陀斯妥也夫斯基影响，康定斯基首创了抽象派绘画，而斯特拉文斯基是现代音乐大师。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学艺术是超越国界和经济物质水平的，就俄国情况来说，它们甚至不是和社会总的文化教育水平成正比的。作家甚至每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制度等客观因素而降低其追求，作家更不应该以此为其作品的低劣辩护。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真正深厚的文学艺术或说思想文化传统，俄国在经历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很难一下子把这种文学艺术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也很难一下子完全取代人们这种真正的追求。一九一七年之后，即使在那些倾向、同情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作家中间也仍然存在着良知和所谓“革命”之间的激烈的冲突。这些知识分子既受到所谓“革命”的诱惑，又不断受到良知的责备。有相当数量的作家、艺术家始终没有出卖自己，他们满怀憧憬地回到苏联，在扼杀人的真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的走向了自杀的绝路，有的又离开了苏联，走上流亡之路，有的则始终在荆棘中煎熬自己。但无论怎样，总有一批良知未灭的真正的文学家并未完全臣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苏联仍然产生了像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蒲宁、茨维塔耶娃、康定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这样的文学艺术家，也仍然还残存下像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这样的作家。实际上共产党掌权后的文化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亦是深谙文学的，他的许多文学评论至今读来仍然还有活力，而投靠共产党的作家高尔基也有着很深的文学造诣。他们自身是深刻的矛盾体。在那个时代，在二次大战前的二十多年中，虽然真正的文学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但是和中国大陆不同，他们始终未轻易拱手相让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在这期间甚至产生了像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样伟大的作品。对于这一段苦难的年代，对于在这段年代中俄国作家所作的痛苦的挣扎和所受的残酷的迫害，以及他们殊死保存的对于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生活的追求，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有着最真实生动的记述。
二次大战后，斯大林极其帮凶日丹诺夫又向文学艺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剿。本来他们也许有希望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中完全铲除真正的文学艺术，然而不料天不作美，斯大林的去世为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转机。一九五四年爱伦堡发表了小说《解冻》，随之“解冻”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称。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一批老作家获得了平反，解除了一些压力，一批新作家也随之而生。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的《日瓦戈医生》，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津在苏联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在这期间涌现的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他们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水准，而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津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作品堪称不朽，他们的追求的确深刻，他们以最平凡的语句记述了最平凡的事件，然而恰恰在这最平常中人们看到了共产党社会中最无人性的一面，看到了世世代代人们对于美好的追求，以及共产党人对它的残酷的扭曲。共产党人并不是像那些劣质作家所写的那样，“像条疯狗”。然而在这个社会最日常的生活中、最平凡的行动上，人们都可以看到那毫无人性的一面。灭绝人性不只表现在儿子打死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它表现在那表面上和睦安静似乎没有波澜的日常生活中。
上述作家极其作品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以《今天》为代表的一批北京知识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反省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真正的文学之窗，使他门开始抛弃大陆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艺术。除了上述作家外，对这批青年产生重大影响的解冻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还有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人血不是水》，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特玛托夫的《我的那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梅意尔拉特鲁姆的长诗《人》等等。虽然解冻文学发生于三十年前，但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作品却仍然只能望其项背。和这一时期的大部份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不同，苏联的解冻文学或者说非斯大林化的文学超越了党内斗争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只是哀鸣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某一派，解冻文学直接表现的是人和人的反叛。解冻文学虽然有其时代的特点，但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不仅激励、震撼着苏联人民，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上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页。解冻文学的产生也再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种族的。人类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在不断地激励自己，折磨自己，人类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息息相通。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小说依然深受感动，不觉过时的原因，这也是中国读者能喜爱西方小说的原因。如果文学表现的是人的追求，那么即使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下同样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这种文学揭示的同样是对永恒的追求。它使人们看到在这种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性的悲剧，以及人们为了自己的良知与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文学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抵挡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各种压迫、侵蚀和奴化，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掉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然而这却正是苏联这代文学家的特质。没有他们的痛苦，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没有他们为了保存人性所作的努力，苏联绝对不会产生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伟大的解冻文学。解冻文学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保持和发扬了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保存了人的真正追求。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苏联社会，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以及苏联人民对人权、民主、对人的理想的追求。在这样一种文学面前，怎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怎能不令我们扪心自问呢，在这样一种文学面前，为自己的胆怯辩护，只能证明自己的渺小。
然而在同样一种共产党制度下，在同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中国大陆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却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区别是我们不应该漠视的，并且正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首先大陆和苏联以及东欧的最大区别就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根本没有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艺术。如果我们跳出和当代作家的私人情谊，冷静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么就可以发现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只能作为这些作家的耻辱的标志，只能表明他们的奴颜媚骨，助纣为虐与愚昧。即使那些由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而遭到整肃的所谓“艺术家”，也不能由于遭到整肃而掩盖这种耻辱。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无论文学、绘画、音乐、电影都被完全意识形态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宣传，宣传那些意识形态的教条和概念。而所谓主题先行，不过就是这样一堆教条概念先行。它们压抑、扼杀了一切人的冲动，文学艺术家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然而却必须为这些概念服务；在为这些概念服务的过程中，浪漫主义又逊色于现实主义；而现代派艺术，由于它的基础就是与上述概念相冲突的，所以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它们的存身之地。当然上述意识形态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五十年代是“大跃进”、“社会主义好”，六十年代是“反右倾”、“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批林批孔”、“文化革命好”，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尽管有些概念是前后矛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作品。在这方面所谓大陆著名作家张贤亮和电影导演谢晋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八十年代大部份鼓吹改革开放的作品，以及伤痕文学基本上都没有跳出这种范式。
和这种宣传并行的是文学艺术家对于共产党以及少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奴颜媚骨，无耻奉迎，这种献媚几乎贯穿于他们所有的所谓“艺术作品”中，彻底丧失了人格和做人的尊严。在五十年代是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六十年代加上林彪、中央文革，七十年代是周恩来，八十年代则是邓小平和改革派。这一切从郭沫若、茅盾、曹禺等得势作家到丁玲、田汉、老舍等被迫害甚至至死的作家，无不有令人作呕的表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不能只从比较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集团更残酷来说明，因为人们很难证明斯大林亦或毛泽东、邓小平哪一个更残酷，况且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说，亦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说。造成这种现象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原因，我想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仍然非常薄弱。虽然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水平很高的作家，但从整体的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不能和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相比较。如果我们从近代意识、从更深层的对人的追求的意义上来看，只有极少数如鲁迅那样的作家可以和俄国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大作家相比，大部份作家的痛苦和冲动仍然不够深刻和强烈。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之倒向共产党，从某一方面讲亦说明了他们根基之不足，并且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文学艺术界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坏的文学倾向毫无抵抗力。
斯大林、日丹诺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能在大陆长驱直入，肆虐泛滥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上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做人的根基和道德，这中间除上述提到的那些作家外，还包括臧克家、冯雪峰甚至王蒙这样的作家。极少数稍微有些良知的作家除了搁笔，或不得不从事一些翻译外别无选择，甚至即使如此也不免挨整至死，例如傅雷先生。这种现象使得文学意识形态化在大陆几乎毫无阻力，使得真正的文学、真正对人的追求在大陆几乎绝迹。
文学意识形态化的最大恶果之一是使几乎两代人根本不知道真正文学是什么。在几乎整整三十年中，大陆的文学艺术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人们失去了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所有人的冲动和追求都被意识形态化，这也就是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大陆人性被扭曲的原因之一。近年代来很多人在谈论大陆知识份子的阳萎问题，事实上这一代文学艺术家的问题是已被阉割，而非阳萎。这就造成了中国大陆和东欧的第二个区别：文学解冻在东欧产生了伟大的解冻文学，然而在大陆文学解冻只意味者文学开始脱离政治，脱离意识形态化向真正的文学过渡。
脱离党内路线斗争，追求人的解放的开端最早出现在七九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以“今天”和“星星画展”为代表的少数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中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和过去三十年决裂，开始新的探索。这样一种过程可以回溯到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一方面由于共产党毫不掩饰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欺骗，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们正处于青少年过渡时期却上山下乡的坎坷遭遇，加之在那文化荒漠的时代他们偶然获得的一批供内部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即所谓“黄皮书”、“灰皮书”（书皮分别为黄色和灰色，黄皮为文学类，灰皮为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类）。这批作品既包括像萨特、加缪这样的西方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又有很多东欧的所谓修正主义著作和解冻文学作品，在模仿和学习这种文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找到了新的航向。当然不可否认三十年共产党的教育在他们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并有很多难以弥补的弱点。
八十年代初期在这样一种新文学的冲击下，文坛开始有了一丝生气。然而那时除了以“今天”为代表的少数人的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反思作品仍然是意识形态化的，只是题目改变了而已。大部分作品仍限于抨击所谓党内坏分子，怀念共产党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和苏联那种表现个人和人的反叛、追求人的解放的解冻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多八十年代蜚声中外文坛的作品都是如此。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柏杨先生曾经称赞谌容的《人到中年》，但一位波兰作家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就是共产党，谌容的小说这样写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党现阶段的知识份子政策”（《对话战场》，柏杨，台湾，林白出版社，1990年，185页）。刘宾雁先生是另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应该说刘宾雁先生是这一代文学家中比较好的代表之一，但他却一直未能超越共产党内的斗争，甚至可以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渗透了他的血液。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刘宾雁先生这一代人对文学的误解。八十年代中期刘宾雁先生不止一次地攻击年轻作家追求纯粹艺术，攻击青年人为文学而文学的反政治倾向，呼吁青年作家要面向现实、社会。这一攻击应该说是很不中肯的。因为为文学而文学正是对共产党的文学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厌恶与反抗，正是一种进步。文学家关心社会和政治家、宣传鼓动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从更深的层次关心人的问题，关心人的精神与灵魂。当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建立起来之时，当这样一种文学深入人们的心中，共产党内的任何一派都会失去吸引力，任何一种专制和对人性的奴役都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刘宾雁等上一代文学家的这种偏颇正反映了共产党对人们精神的扭曲。同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大陆另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身上。虽然他与保守派文学理论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从其合作式著述方法，到其写作的手法技巧，从其所立之论到其论证方法，尽管有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其实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那一套。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在和保守派的争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内部的激烈对抗、由于开放，人们陆续可以看到新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从而使新的文学、真正的人性在党内斗争的缝隙中慢慢成长。文学艺术领域应该说是大陆知识界最有希望的领域。八十年代后，一种健康的文学倾向在大陆正在逐渐形成。但是由于共产党统治造成的断代、几代人的先天不足，新文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根基肤浅必然会有的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共产党文化封闭下的那种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仍然时时在起起作用，阻碍人们真诚地面对世界，真正深刻地反省自己。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上在开始追求真正文学艺术的道路上，非文学艺术的倾向仍然比比皆是，到处充满模仿－从文学形式到作人，缺乏自我、缺乏真正的深度。模仿尚属有益，但加上自大就变成了有害。在这方面刘晓波是敏锐的。他说：“谁手中有几本外国现代诗集，加上一点文学修养和‘怀才不遇’的伤感情绪和比较强的模仿能力，谁就会成为蒙胧诗人”；他说，“北岛是虚伪的受难者，他太在乎自己是个著名诗人了，太拿自己昔日的光彩当回事了，太急于通过非审美的途径走向世界文学了”；江河“笔下的一切所呈现的既像那些温柔安详的大家闺秀，又像那些高雅超脱的士大夫”；杨炼则“从来不是一个诗人，至多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这种现象充满了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坛，例如张承志模仿艾特玛托夫，但不如艾特玛托夫；王朔式的作家苏联二十多年前就有过阿克肖诺夫；寻根作家在模仿美国黑人作家；白桦等人的时髦用语“大写的人”抄自苏联诗人梅意尔拉特鲁姆的《人》中的一句，这首长诗也是在六十年代翻译、内部出版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受着它的影响－甚至《走向未来》丛书插图的风格，但是却都未达到它的深度。而至于张贤亮等人则仍然限于意识形态、公式化的泥坑，离真正的文学还相去甚远。在大陆，可谓所有有的，人家早就有，而还仍然不如人家。李欧梵先生在八八年底说得很中肯：“真正感人的作品还没有产生，而一些外国的实际例子，诸如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在小说中对党和革命的描写，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反越战争时所写的报告文学，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是行不通。我一贯的论点是：中国不乏伟大作品的材料，要紧的是作家没有胆识、勇气、良心和艺术才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视野和语言的问题”。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以及它在中国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层层阴影，不仅是创伤、而是创伤背后的罪咎，中国民族性上的弱点和污点在文革中已经暴露无疑。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作家深入地不留情面地去揭露这一个大疮疤？犹太人在经历纳粹的浩劫后，创造出多少文学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是既写实，又挖掘内心的，而中国人的反思为什么还回不到文革，为什么一定要推到更广泛的‘封建沉淀’上去？我认为这是逃避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但‘解放’三十年来所造成的新的心理沉淀是不应该假封建或传统之名全盘概括的。”（《九十年代》1986年12月，81页）
这种非文学艺术的倾向也表现在音乐电影领域中。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音乐界热衷并陶醉于在国际上的各种声乐或器乐比赛中的名次，甚至在一九八八年美国出版的中文《知识份子》杂志封底上刊登了一幅整页的广告，把在美国举办的一次大陆音乐工作者的演奏会宣称为中国音乐向西方挑战。对于这种倾向几年前当代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在给中国有关人士的信中就曾表示忧虑，他说：“危险在于过分努力和过分快速地想培养出国际音乐尖子，指望这些尖子象世界运动会那样，力克群雄。……就这一方面而言，伟大的音乐演奏是无法竞赛的，它是独特的、个别的，无法用距离、速度、力量或重量等概念来衡量，谈不上奥林匹克冠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表现所学的艺术”。的确，如果音乐不只是一种消遣，而是人们追求生活的心灵的回声，如果我们眼前还屹立着贝多芬等大师，那麽中国音乐向西方挑战这种口号则只是对音乐的亵渎。
同样的情况在电影界也有所表现，张艺谋等年轻一代导演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得奖。从突破与反抗以往的意识形态程式来说，这不是坏事，总比那些固守不变要进步得多。但是从艺术追求本身来看，则使我们感到这一代导演仍然缺乏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气质。正因如此，近年来几乎在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许多人或拼命找寻、玩弄新的形式；或在西方所没有的中国的风土人情上大作文章。然而在思想或感情的深度与厚度上却仍然远远不如东欧的文学艺术。虽然有较好甚至得奖的作品，但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
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是缺乏真正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朦胧派诗人江河有一次曾面对杨炼与顾城的狂妄拍案而起：“你们有什么好狂妄的，我的诗比你们写得好，但我自知不是一个诗人”。只有对诗有所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大陆缺少真正的诗人、文学家。江河不是诗人，时下名声很大的北岛也不是诗人，他更多的是一个玩弄语言技巧的苍白的知识分子。至于苏晓康等人则根本不是文学家，他们所从事的是改革宣传。在人生中，人很难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在政治风浪里、在自己作品的力度上。和哈威尔、昆德拉等东欧作家比较起来，大陆作家总是令人失望。
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作家的先天不足。大陆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眼界狭窄、文学修养不足。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历史感，读不懂或根本没读过哲学原著，他们的中文和外文的语言功力都有所欠缺，只依靠翻译作品，所见东西就极其有限，而只靠翻译家的语言来滋养自己，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超越，这也是这一代人仍然不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鲁迅那一代诗人和作家的原因。对于现时大陆作家来说，在这个文学解冻的时代，回到三十年代、或者说从三十年代的重新起步，也许可以准确地反映我们文学艺术的真正历程。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却有令人惭愧的事实。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从头做起。
四、在东欧健康的学术传统面前
然而，无论怎麽说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界是有希望的，它远远地走在了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面。和当前世界以及东欧的理论研究比较，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可以说至今几乎还没有上路；或许正因如此，大陆的理论工作者，比文学艺术工作者更为自负、心态更为封闭、所起的社会作用也更为复杂。因此，东欧的一切也更值得我们借鉴。
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东欧各国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有着自己深厚的传统，这使得其后共产党在这一领域中强行全盘意识形态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并且很多时候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得不逐渐退却，甚至被真正的理论研究所消融。当然,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东欧也有着和中国不同的研究传统和发展历史。
自马克思逝世之后，从上个世纪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在严肃地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不断地批评和修正他的某些方法和结论。伯恩斯坦早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调节自己、摆脱危机的。他甚至早就预见到了组织共同市场等方法。而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与列宁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指出这种专制将导致比封建采邑主还要残暴的统治。参加这场辩论的还有罗莎・卢森堡等人。他们激烈地批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并对民主问题作出了极其精彩的论述。坦率地说，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在世纪初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远远超出大陆改革十年来的任何一篇文章，远远超出魏京生、胡平等人，甚至应该说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大陆的知识份子却几乎不知道上述诸人的工作和理论，并也不想去这样从事研究，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苏联自十月革命之后就没有中断过这种讨论。托洛斯基写过《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分析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尽管他的观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其揭示的问题和对斯大林制度的批评却是十分尖锐、中肯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望尘莫及。到了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虽然已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出于良知，以其大无畏的勇气、敏锐深刻的分析，和共产党集团彻底决裂，写出《新阶级》这本批判共产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著作。吉拉斯无论就其学术，还是其个人品质都永远会令中国那些宫廷理论家脸红。
在东欧和苏联，这种讨论在更深刻的哲学领域亦连续不断。从考茨基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波格丹诺夫到三十年代匈牙利的卢卡奇重新提出异化问题，从那时开始对重新发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到五十年代以后有关人道主义的深入讨论，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苏联甚至由此形成不同的派别。自五十年代以来在东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讨论中产生了许多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例如匈牙利的卢卡奇、东德的布洛赫，而波兰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潮》在西德则几乎成为文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与此同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到了上述一些问题的讨论中，例如意大利的葛兰西、西德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加罗蒂・勒菲弗尔、甚至萨特等。许多问题的讨论，在东欧和西欧是相互渗透的。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不了解、认识上述讨论的背景及其进展、而闭门造车，其结果不难想像。然而不幸中国近十年的讨论就是如此。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作者到90年初，对这些左派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启蒙、自由主义传统和左派思想的关系仍然缺乏更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这方面具体工作，读者可参看文集后面还学文的文章。─作者注）
五、波兰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抵制
战后移居英国的波兰哲学家约尔丹（Z. A.Jorden）在其《哲学和意识形态》（1963年）一书中曾对二次大战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作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在此具体对比中国和波兰的这一段历史能使我们得到很多重要的教训和启发。
一、共产党执政前波兰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坚实的科学传统：
波兰近代哲学的开始可以准确地确定在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学生、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之一波兰哲学家特沃道夫斯基（K. Twardowski，1866─1938）作出决定性的选择，他放弃了重新返回维也纳继续从事哲学研究的可能性，接受任命为勒沃夫（Lwow）大学的哲学教授，成为波兰近代哲学的奠基人。那时特沃道夫斯基在奥地利和德国的哲学界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声誉。他在勒沃夫大学教授布伦塔诺哲学及其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确立了其后的波兰哲学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布伦塔诺是心理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心理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并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当然不是一般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经验主义。他并不像费希纳和冯特那样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生理过程，而是同意孔德的观点，认为心理现象不能通过内省观察到。代之于此，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谨慎而精确地描述在我们心灵前的所有事态而直接理解它们，并获得这些现象所包括的知识。它建立在对于主体的理解上，因此高于自然科学；在这种意义上，心理学为所有科学提供了基本知识。由此布伦塔诺回到了十七世纪法国唯理主义思想家们的命题，比起外部的物质世界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心灵。特沃道夫斯基进一步超越描述心理学的界限，把它推进到逻辑领域和知识领域，因此，在波兰布伦塔诺的哲学被赋予了明显的实在论的倾向。在特沃道夫斯基及其学生的工作中，它成为一个广泛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出发点，从而扫除了心理主义的最后痕迹。他认为心理现象的分析揭示出：整个对象世界独立于经验的主体。对象、方法、概念和逻辑定律既不是内含于心灵，也不是心灵活动的普遍化，而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描述这些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揭示它们的结构和关系。特沃道夫斯基澄清、明确了在心理学、逻辑和知识论讨论中的哲学概念结构，他的著作丰富了具有启发性的心理学描述和严谨的哲学分析。这种背离心理主义的推进，成为他最重要的和最卓越的贡献。特沃道夫斯基把这种以科学逻辑概念和认识论为基础的方法称为分析的方法。由此他反对在波兰以及国外的传统哲学（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认为它们没有经验基础、缺乏方法、概念模糊，是一种混乱；当然，他并不主张唯科学主义，而是相信哲学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哲学是自主的科学，而不是把不同问题分给专门科学的科学化的学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特沃道夫斯基直接培育的科学分析精神在波兰逐渐形成了另一个更具形式和数理逻辑倾向的华沙学派，波兰逐渐成为国际上哲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华沙学派的广泛的名声是因为这一学派中某些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如著名的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Tarski）。波兰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新的潮流，他们遵循的是摩尔和罗素所首创的英国分析哲学的传统。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一九三四年称赞他们是伟大的波兰数理学派。波兰在本世纪前五十年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强的的哲学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成为他们日后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坚实基础。
二、科学与理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
虽然二次大战中断了波兰哲学的发展，但是，二次大战后最初几年波兰的数学逻辑又得到了恢复。然而正在此时，这一发展过程再次遭到政治的干涉，被官方哲学的专制和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压迫所打断。在波兰哲学界斯大林主义时期始于一九四九年，但正式开始是在一九五一年华沙举行的第一届波兰科学会议。然而它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出于理性和良知，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可靠的逻辑思维的坚持，波兰哲学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异常激烈，哲学思想看来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在一九五六年，探索真理和坚持己见的潜在决心重新被注入了新的力量。正如约尔丹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时期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停滞的时期，在表面现象下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波兰，随时光流失，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基础。”（《哲学和意识形态》，p.80）
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而言，它在波兰的兴起势必导致和已经成为波兰传统的哲学观念和主张的冲突。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对现存的哲学传统、它的方法和技术、它的一般纲领和特殊观点开战。由于政治的缘故，这场战争必然会是两败俱伤。因为它本身并不单是用知识的手段进行的，并不只涉及探索真理的必须的程序。但这场斗争的结果不是意识形态摧毁了哲学，相反是意识形态逐渐改变了它最初的立场、降低了要求、修改了观点，现代化了它的观念，并使它发现了客观性，逻辑一致性和自由探索的价值。“如果人们回顾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的那些年代中的波兰哲学舞台，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于本世纪初在波兰开始的并在其后几十年聚集力量的现代哲学传统，在所有的灾难和动乱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的年代中帮助发展了哲学思维的方法和道路，它潜移默化地持续下来，甚至在一个不同的传统似乎已经得胜并宣称它对过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及它已发现了最终真理的时代。”（同上书，p.4）
约尔丹认为，除去某些波兰所特有的特点，人们还可以从这种结果看到更普遍的意义。他说：“这样说是毫不夸大的，如果波兰哲学不曾几代人在逻辑和其他科学常规的系统培育下坚定地反对各种非理性主义，如果它未能利用这些资源来保持它坚定的目标和它的吸引力，那么结果就可能会是不同的”（同上书，“前言”p.12）。虽然波兰的案例不应该轻率地加以普遍化，但它仍然会激起人们对于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和它的社会功能的某些一般特征的反思。如果波兰哲学家未能竭尽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全部力量，如果他们曾屈服于逻辑以外的压力，或不再反对混乱的思维和虚妄的推理，那么他们肯定会失去比抽象论证更多的内容。相反，持续的有成效的坚持某种哲学探索或某种运用智力的方法的努力却在哲学领域之外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它逐渐削弱并帮助驱散了非理性的信仰。从表面看来，虽然波兰的哲学争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专业化技巧和知识的竞争，但它们却绝非只限于此，因为伴随着这种学院式争论的常常是极其复杂危险的后果，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知识分子的这种斗争及其发展看来有着普遍的意义。
人们时常认为今天的哲学已经变成专业和纯粹技术性的了，已经失去了和常人所关心的事物的关系，但波兰事件的发展却不能佐证这种看法。波兰的哲学传统主要是专业性的，在技术上十分高深，但它的哲学观却使它忠实于任何由科学和逻辑推导出的哲学，并突显出这个时代的困惑和冲突。这种哲学观，不仅保障了哲学思维的生存，而且帮助了一般公众，向他们提供了理性和客观性的标准，提供了一种作为从谬误和偏见中解放心灵的方法，并且在有效的批评性讨论中激励了他们的自信心。哲学的一致性，持续性和合理性明显地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见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并在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中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波兰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成功抵制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启示。什么是好的哲学传统，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波兰的事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实的，而非玄学的答案。波兰哲学传统继承的是与各种虚妄专断思想对立的启蒙思想传统。科学理性思想，它不是一种普渡众生的主义，而是一剂使人思想清醒的良药。它使人们知道怎样去探索研究，而不为任何昏话所惑，无论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科学启蒙思想不可能也不企图把世界上所有其它思想赶走，但它却能使这个世界虔诚、谦虚，在这种意义上波兰哲学传统的建立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对中国这个过去和现在各种哲学充满虚妄要求的国度，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六、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大陆学术
和波兰相比第一个不同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健康的的哲学传统。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有着自己的思维方法，自己的伦理道德，自己的教育方法，使得外来的东西很难打破它。而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由于缺乏怀疑精神，缺乏认识论探究的冲动，因而先天地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更容易接受一种独断教条的思辩玄学。因此虽然从上个世纪严复就已开始推荐介绍英国的科学启蒙思想，本世纪初又有胡适等先生的努力，二十年代发生过丁文江和张君劢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其后又有逻辑学者金岳霖，维也纳学派创始人著名科学哲学家石里克的学生洪谦先生的留学回国。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引来了马克思主义。比起科学精神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更热衷于革命和教条，更喜好形而上学和各种非理性学说。加之整个上半世纪中国又是战乱接续，社会动荡不止；而上述回国的知识分子和特沃道夫斯基相比，无论就其魄力、热情、影响力、甚至学术造诣仍有差距。他们落入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柏杨先生称谓的酱缸中，的确难以产生像特沃道夫斯基那样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近代中国哲学的起步几乎和波兰同时，也几乎都是留学欧洲受英国等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优秀学者回国，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和波兰的哲学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和波兰相比，第二个不同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哲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完全意识形态化。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及其它人文科学与真正学术研究之不同在于它立论的任意性，并且服务于政治目的和某些个人的意愿；它的论证缺乏理论研究要求的一致性、连续性和逻辑性，充满玄学诡辩，甚至常常缺乏严格的专业化语言。它并不了解，也无意了解当前世界上专业化研究的现状和历史。事实上，一旦一个研究者被完全意识形态化，它也就丧失了和外界交流的能力。
造成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原因除历史因素外，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还在于像金岳霖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轻易缴械，并且为虎作伥，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保持住了沉默，而这种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如同前述文学艺术领域一样，同样造成两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理论研究、什么是哲学。理论研究一旦为了某一个观念或者为党内斗争服务，成为党派的工具则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真正的学术意义，这就是四十年来大陆的人文学科几乎毫无成果的原因所在。例如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六十年代关于“海瑞罢官”的历史讨论和关于“合二而一”的哲学讨论，七十年代的儒家、法家讨论，都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以及王若水等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党内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争，和科学的、健康的学术研究毫无关系。近年来大陆学界常讲史学危机、哲学危机，然而这些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今天我们这样说并不为过：在大陆四十年没有社会科学的严肃研究，只有政治宣传，整个人文科学不仅丧失了辨别能力，而且丧失了健康的、正常的思维。
然而，知识分子丧失科学作风，丧失健全思维势必还要带来另一个恶果，那就是丧失应有的道德，应有的责任感，这造成了和波兰相比大陆理论界的第三个特点：宫廷化。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以能接近共产党高层为幸事，趋炎附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类知识分子从范文澜、冯友兰、乃至被整死的翦伯赞、吴晗，甚至包括像钱学森、周培元、钱伟长这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这样一条路也是很多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梦想之路。而知识分子宫廷化的结果使其更加丧失学术道德、学术原则。这种是非、黑白的混乱在大陆俯首皆是。例如严家其先生过去亦是赵紫阳的幕僚之一，他的著述除了非学术性特点之外（例如《首脑论》），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大陆知识分子的道德混乱到何种地步。在他八九年五月出版的《思想自传》中，书一翻开就是他与赵紫阳、里根等各国政府要人的合影，而里面大谈其《首脑论》印了多少册，如何受到海外报刊的吹捧。这的确无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还是在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中都不是一种健康现象。就这一点而论，以所谓“体制内改革派”自居的知识分子的负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他们的学术对于社会文化、教育、政治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都是腐败，这正是共产党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典型恶果。这和波兰及东欧的健康学术传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文化。至今对海外也产生很大影响的所谓八十年代“新潮派”、《走向未来》丛书和“国务院体改委派”就是这种病态的结果。我们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分析进一步对比，反省大陆的学术现象。
严格说来《走向未来》丛书和“体改委”应该说是同一批人。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出发动机正是我们前述的宫廷化道路─仕途。为此他们把很大精力放在联络共产党上层关系，以及依附权势上。事实上他们最开始是把自己的未来压在邓力群身上，后来才是赵紫阳。而《走向未来》丛书就是在邓力群的批示下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先生明言自己就是想成为胡乔木，邓力群式的人物。对这批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新旧之分，从七十年代以来他们一直跟着共产党的最新风头走。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祭起“改革”的法宝打击党内其他派别，于是他们也就跟着成了新派人物。他们套用了许多西方学术的时髦术语和观点，把不严肃的学风、意识形态化的治学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畸形学术所用的方法和正统共产党的学术并无区别。如果说他们还是有些积极的社会作用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学术搞得更乱，并把三十多年来共产党的学术意识形态化的一切最丑陋的东西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毫无掩饰地看到共产党统治四十年的文化恶果。同时他们也为大陆年轻一代带来更坏的学术道德和风气，事实上他们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产物，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宣传、教育造成的蜕化的恶果。与此同时体改委派的青年知识分子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把这种揣摩皇帝心理的宫廷心态进一步带到了经济领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从经济停滞到经济混乱，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变化。这也是他们和东欧的经济学家们的区别。像匈牙利的科尔内、捷克的奥塔・西克都早已看到不改动共产党制度的经济改革的危险与艰难，恐怕这就是如“体改委们”所说东欧改革进展不如中国“快”的原因之一。
电视剧《河殇》的出现把上述新潮流派的影响带到了高峰，对它的看法反应了海内外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对电视剧《河殇》的看法涉及到理论（theory）和意识形态（ideology），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区别，涉及到对知识传统的认识，同样也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波兰及东欧知识分子的重大区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漫长岁月中，东欧知识分子以其严肃的学术研究成功地抵制了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只能产生《河殇》这样的作品，这是发人深思的。虽然《河殇》的作者没有直接认识到共产党是万恶之源，但是作为它的间接政治效果却是人们借此发泄了对共产党的不满，在这一点上《河殇》的客观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河殇》不是学术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方法。作者把为数不多的，近年来在中文资料中所能找到的有用的观点拉在一起，例如梅洛蒂有关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柏杨先生批判中国的历史观点、汤因比的多元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费正清对中国的看法，金观涛等人自造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说法，以及奈斯比的《大趋势》，黄仁宇《万历十三年》等书的只言片语。说它是历史，他们并没有直接研究史料和历史学家们的论述；说它研究的是文明史，他们有根本没有接触任何当代文明学专著；说它是文学，它确又披着历史学的外衣，并无文学内容，因此，只能说它是一种政治宣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它的作者之一苏晓康并不是文学家，同样他和《河殇》的另外几位作家也不是理论家，只能说他们是政治宣传家。当然宣传不一定是坏事。吉拉斯承认在共产党国家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许难免于此，但他称他们是自由的狂热，非教条的教条主义者。（《七十年代》，1980年11月，89页）他同时强调必须分清宣传和学术研究，宣传和启蒙的不同。在对比波兰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更需要新的文化、新的学术传统，否则我们又要从教条走向教条。
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时，西德汉学家马汉茂先生敏锐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讨论的问题和一百年前基本一样，这的确是十分令人痛心，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回顾这一世纪的历史、尤其是这四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真正做些事情，能使我们的后人不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必须从道德到学术彻底检讨、剖析自己。但这谈何容易。我们不仅需要虔诚，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不屈不挠的努力，因为我们每个人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创造者。
“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极权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一击就垮。”（“吉拉斯谈话录”《七十年代》80年8月74页）
一九九○年八月于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莱茵通信》，德国，第19、20期，1991年9、12月）
维光~仲的文笔不错，思想有光点和深度，视野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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