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本世纪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哲学家。他不仅在科学哲学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45），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出发，以科学理性的方法，对于乌托邦外衣下的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一九八七年西德《世界报》（Die Welt）曾以三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对他的专访。时过两年，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八九年二月十九、二十一、二十三日《世界报》又以同样三整版的篇幅连载了对他新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卡尔·波普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再次发表了许多极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对东欧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当代科技高度发展和绿党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对德国思想的尖锐批评，以及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剖析。卡尔·波普的分析和许多流俗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三篇对卡尔·波普的专访，无论对大陆还是海外的中国学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笔者将分两部分向大家介绍波普的这次谈话（第二部分题为：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
一、改革必须改变制度
卡尔·波普认为只有两种国家制度，一种制度能够不经流血牺牲就可以摆脱一个坏的政府，而在另一种制度中却没有这种可能性，罗马尼亚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东欧的变化，虽然它既不是通过投票、也没有流血，卡尔·波普仍然认为它是一场革命，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这种不流血的可能性是由东欧和苏联的形势造成的。他指出，东欧的独裁是建立在苏联的力量上的，由于对于苏联国内而言，其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已经动摇，人民已经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因此，到八十年代末期，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使得苏联难以站出来和西方进行真正的对抗，使得戈尔巴乔夫对外干预成为不可能。他不能为此孤注一掷，对外干涉实际上必然要埋葬他自己的改革。
波普认为，是匈牙利首先为东欧的变化作出突破的，那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引起了东欧突破性变化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只能说，戈尔巴乔夫化不起那么多钱去干涉，他不能不顾一切地去冒险。早在八七年的专访中波普就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怀疑，今天他仍然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他就不能进行真正的改革。必须彻底改变这个制度，改良它是不可能的，而所有这一制度的受益者都必然会强烈反对这种改变。改革的意愿虽然存在，但不幸七十年来的谎言和空话已经摧毁了人们的鉴别力、对那些空洞无物的流行语言的鉴别能力，使人们分辨不出那些意见毫无内容，那些见解是有意义的。尽管如此，波普认为戈尔巴乔夫仍然有着极好的机会。
卡尔·波普谈到的所有上述问题在最近中国大陆的改革中都是存在的。人们对赵紫阳及其幕僚饮鸩止渴的改革方案认识不清、人们对共产党制度仍然存在幻想、不少所谓开明知识分子甚至提出“新权威主义”，这些恰恰表明人们丧失鉴别力、仍然囿于旧的教条思想，这种情况甚至在共产党倒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切不可低估它。卡尔·波普的谈话向我们表明，任何只想改进共产党制度而不是彻底抛弃它的企图，都必然失败。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党国家中经济永远只是政治的手段，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
谈到中国问题时，波普认为它的确严重，但并却非毫无希望。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军阀割据将是严重的危险，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共产主义的暴政在中国也会逐渐崩溃。波普强调自由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没有自由，没有公开的监督，就不会有公正和安全，甚至会把罪犯当成人类的救星。波普重申，未来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他不是预言家，不去奢谈希望；他感兴趣的是现实，只谈论现实的真相。
二、苏联必须裁减它的海军
波普认为，在与苏联一触即发的对抗状态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必须设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同时必须要求他们实行真正的裁军。但是对此我们却一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苏联的海军，和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所有别的国家的海军不同，苏联的海军是纯粹进攻的。对苏联来说不存在海上侵略的威胁，它完全可以通过陆军及其飞机保护斯卡格拉克海峡和波罗地海，在这一地区苏联根本不需要航空母舰；从北部进攻其它几乎不可能，而北部和东部也几乎没有真正的重地。但美国却需要一只海军，它有两条漫长而复杂的海岸、至关重要的巴拿马运河及对盟国的义务。这种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但苏联的海军、尤其是核潜艇纯粹是进攻性的。然而这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莫斯科的海军至今还在扩充，这使得斯堪地那维亚地区的国家感到日益严重的威胁。
在马尔他，戈尔巴乔夫向布什建议，苏联减少核武器装备而美国则裁减海军力量。波普认为这简直是荒唐以极，然而却没有一家报纸揭露这一点。布什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要求，然而，对此他却没有回答说，我的海军主要是防御性的，但你的却是进攻性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总使波普怀疑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真正意图。
虽然如此，波普仍然认为西方应该立即帮助苏联；西方应该对苏联说明，从柏林向西，向北，向南直到亚洲都实现了和平，邀请他们把和平进一步扩展到全部北半球，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一九四五年西方曾向斯大林建议，从经济上帮助他们，请他们参加马歇尔计划，但遭到斯大林拒绝。现在我们重提这个建议，因为和平是我们的纲领，而没有苏联的参与它不可能近一步开展。致力于和平工作，西方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西方，如果共同协作就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作为第一步工作，我们必须绝对禁止武器出口，尤其是核武器。当然苏联必须停止扩建它的海军，西方可以以优厚的价格买下他们的军舰，使它们成为废铁。波普说他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但是只要苏联不大大削减他们的海军，他就不能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愿望。苏联的海军是一种威摄，它甚至比陆地核武器还严重。
三、马克思的思想和人格
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只是实行它的人不好。甚至更多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过去是好的，只是今天需要进一步发展。这种看法不仅存在于东方，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在中国大陆最近十年以来，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这种不同的态度绝不只是策略的不同，它反应的是深刻的思想基础的差异，是认识论上的差异；并且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不同作法。卡尔·波普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评对于东西方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思索的。
卡尔·波普曾经在他的书籍和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非常深刻而中肯的批评，在这篇专访中，他又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论断对于近代社会历史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它导致这样的结论：拒绝社会主义的人是严重的罪犯，因为他们居然反对必将来到的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必然要造成大批人牺牲。波普认为这是一种导致恐怖主义的论断，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他指出，这种论断是非常武断的，因为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知道的。波普说，他不会去作类似的预言，他也不相信人们有能力作这种预言，事物总是可能向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发展的，马克思的预言在今天的下场正是如此。
在这篇专访中波普没有作近一步分析，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的社会历史理论基于他独断论的哲学基础，这种独断论是与自笛卡尔、洛克以来的近代哲学传统完全对立的。而自笛卡尔以来的这种哲学传统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基础，它深刻地影响了了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种种观念以及整个近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对抗近代文明的。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思·波恩所说，“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个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近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然而这并不是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认清这一切，马克思主义就恢复了它在学院中的地位。未来，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它在学院中的地位。
在这篇专访中波普还谈到对马克思人格的批评。波普说，他总是试图发现他所研究的人的优点，因此最初他相信马克思是为人类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只是反对马克思的学说，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甚至一度博得他的好感。但是后来他对此产生了怀疑，而今天他已不再相信这一点了。波普说，他相信恩格斯是一个正派的人，而马克思利用了他。他举了三个例子。其一，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妻子病逝，马克思对此竟然毫无表示，这使得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冷淡，马克思后来才看到这个错误，向恩格斯道了歉。其二，马克思和他的女佣非婚生了一个孩子，但对她个人却毫无表示。其三是关于拉萨尔的逝世。拉萨尔曾经钦佩并赞扬过马克思，可是后来马克思把拉萨尔视为竞争对手，对他的不幸逝世，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很高兴。波普认为这些是十分严重的。
四、从来也没有过人民政权
波普认为人们极其轻率地误解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一词在德语中被译为“人民政权”是严重的错误。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人民政权，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恐怖统治，断头台实际上是以国家为名的恐怖主义。它的确是一种多数专政，但是是灾难性的。
在雅典，民主制是一种阻止独裁者、暴君得到权力的尝试。它的本质是人民监督，而不是人民政权。在雅典，民主制的决定性标准是利用选举反对和剔除，而不是推举某些人。那时采用的是贝壳放逐法，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大约八十年后人们废除了这种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驱逐那些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人，例如名望过高的人。其特点是，这种放逐不能被视为一种审判和丧失名誉，相反它仅意味着，对于我们你太能干、太危险了。波普认为，民主制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寻求一种方法，不使某些人权势过大，并且这始终是民主制问题的中心所在。根据这种看法，他尖锐地批评了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政府。波普认为比例代表制完全是一种坏的制度，它从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前提出发，即议会应该是民众的一面镜子。事实是，议会行使某些权力，而民众只有选举权；或如波普所说，民众只有不选那些他们不信任的人的权力。经验表明，议会行使权力不是成比例的。例如，理论上代表某种观点的百分之二的选民也应该行使百分之二的权力，但实际上一个小党常常以离开联合政府相威胁，从而发挥很大的作用，比例代表制根本不是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关于联合政府，波普认为，在民主制度中拥有和行使权力的人的责任感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责任不是指如何领导民主，而是指对于民众批评、指责的答复。如果这种答复不足以服人，那么执政者就要退位，但联合政府直接妨碍了履行这种责任。在联合政府中人们永远不能确切知道谁在负责，在德国这种危险并不严重，但在意大利人们可以看到这种联合导向何方。当政党太多时，政府就会很不稳定。
波普指出，在美国实行两党制，新思想也没有受到压制，相反新的思想观点在那里非常容易得到尝试和实现的机会。在美国个人的创造性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高涨，的确那里也有官僚主义，但也可以说，在那里人们已避免了很多官僚主义。由于两党处于尖锐的竞争中，因此为了发现、把握和发展新思想，不用从外面推动，他们本身就十分积极主动。
最近波普重申，即使专制在经济上极有成效，我们也必须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我们决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微小的物质利益就出卖自由。今天，民主制度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是和自由紧密相连的；只有当我们能自由地谈论，我们的思想才会篷勃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遭到压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必然会日益恶化。
一九九○年四月于德国
（本文发表于《动向》，香港，199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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