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试图重走启蒙之路，改变自己过去的思想方法。但是思想的改变决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尤其是作否定自己思想的转变，它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些工作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卡尔·波普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深入浅出地谈了很多思想问题，他不仅批评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极其尖锐地批评了近二百年来的德国知识分子及其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传统思想。这些问题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七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于启蒙工作，然而却非常轻易地倒向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这种结果导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长期处于黑格尔式的德国传统的影响之下，使中国的启蒙运动甚至有所倒退，陷入极端愚昧的教条迷信。到八十年代初期，几乎在所有方面，我们不得不重复七十年前的问题。因此，在今天重提这些问题之时，如果我们不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重蹈七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覆辙。最近十年来，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弗洛依德、海德格、法兰克福学派、轻易涌入中国，主宰思想潮流，对当代理性和科学思想产生许多误解；另一方面很多人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中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对共产党改革和改革派充满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鼓吹“新权威主义”。思想总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究竟什么是近代启蒙思想，究竟如何看待上述思想倾向，卡尔·波普的谈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一、黑格尔和海德格污染了语言
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及其传统学术思想的批评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中国，甚至世界其它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题目。因为很多哲学工作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可以说他们是从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传统中接受的，另一方面亦可以说，这种倾向又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德国的这种哲学思维。然而，近
四百年来启蒙思想目标确实追求清楚、明确。启蒙一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含义就是使问题清楚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卡尔·波普对德国思想传统的批评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认为，波普对于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以及柏拉图的尖锐批评在各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但是，波普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他的批评在德国甚至遭到了完全的拒绝。波普说，他反对的是一种世界观，一种骗人的、危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败坏社会风气。在他看来黑格尔和海德格在哲学上是空虚无聊的沙文主义者。波普认为，黑格尔污染和败坏了德国语言。他说，他知道肯定会有十分之九的德国知识分子反对他的这一看法。因为在德国的大学中有一种黑格尔式的表达传统，人们不仅觉得有道理，而且觉得有义务学习和教授这种表达方式。这种晦涩的语言使知识分子丧失了责任感。如果他们说的话是不可理解的，并且总是能够左躲右闪，那么人们就不可能确认他究竟说了些什么，那些是模棱两可的，那些是错误的。波普接着说，黑格尔哲学的表达是如此含糊和艰涩，以致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这使得人们甚至不能说，亲爱的黑格尔，这是错误的。因为它讲的什么不清楚，它错在什么地方也就无法弄清楚了。如果人们真的想要负责任地谈论，他就必须使人们能够指出他的哪些谈论是错误的。这种谈论方式广泛地存在于德国的学术中，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当然，首先是在哲学中，甚至到达这种地步，如果某个人以人们能够接受的语言，简单而清楚地谈论，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对真正的学术一窍不通。用这样的方法谈论和写作将导致一种巨大的危险。波普说，关于这一点，他过去批评的太不够了。他相信，如果德国知识分子未曾被这种精神所麻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德国知识分子除了沙文主义之外，只会废话连篇。这一切不仅在德国文苑中走得很远，而且已经从德国走向了世界，现在，黑格尔到处受到称赞，甚至在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波普认为，德国在一八四八年之前曾经面临一个抉择：康德还是黑格尔，和平还是国家权力？不幸，德国选择了黑格尔和他的废话，因为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学到这一切，而这就导致了德国后来的灾难性后果。有人认为，德国的毛病主要是在于德国人好走极端，例如，在极端的唯心主义一代之后紧接着是极端的唯物主义一代。波普说，他不相信德国人和其他民族如此不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上德国人确实如此。人们愿意原谅德国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但是人们希望在德国能够生长出一种理性的谈话方式，能够和德国知识分子理性地、负责任地讨论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这样来写作。波普重申，负责任的作法始终在于使人们能够证明你所谈论的某些东西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这是一切的基础。他认为，如果人们不是以这样含混晦涩的方式来谈论问题的话，事情本来是十分简单清楚的。这种含混的语言正是德国哲学的原罪。关于海德格，波普认为，他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黑格尔，也可以说是一个纳粹份子。然而，严重的是，德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在钦佩和效仿海德格。法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即使在法国今天也发现有很多德国哲学的回声。波普说，尽管他所有的著作几乎都是首先用英语发表的，尽管在德国知识分子的黑格尔主义影响下他忍受了可怕的痛苦，但是，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他还是为改进德语作了一些努力。海德格给世界开出的处方，听起来辉煌灿烂，实际上却毫无内容；由于他自己声称他的思想深奥难懂，于是读者也跟着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波普指出海德格曾错译了亚里士多德。海德格首先正确地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片段，但是，随后就加上一段他自己的不可理解的话。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原来是十分简明的，但是海德格带来的却是滔滔不绝，不知所云的夸夸其谈，简洁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语言污染。波普指出，这是一种伪装成深刻的语言污染。关于环境污染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语言污染人们却很少谈到，然而它却是更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它的发展日甚一日，而且因为它侵蚀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政治和良心。
二、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一种危险
关于知识分子，一九八一年卡尔·波普在德国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错误，我们的新的原则必然是直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掩饰错误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犯罪。”在这次专访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已经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我们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想要的很多，但是，不知道我们所知的甚少。我们知识分子不仅狂妄骄横，而且也会被贿赂收买，不仅被金钱，而且也被名誉、权力和社会知名度收买，这是令人遗憾的。在此波普呼吁，人们同样需要创造一个新的风尚，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近代化，变得谦虚起来。此前不久，波普在他的一本新书中也谈到，有四分之三受过教育的人狂妄自大、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他们给我们开的菜单一个是，把冗词赘句、陈词滥调夹杂上似是而非的废话；另一个是，晦涩难解、华而不实的词语，再加上一些老生常谈。这样就会使读者读过以后有几分得意地感到，在如此深奥的谈论中，他已经发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深刻思想。在这篇专访中，波普认为，现在知识分子的一个时髦倾向就是把理论变成意识形态，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在物理学、生物学这样专门的学科中也产生了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他指出，即使在这些专业领域中，如果一种教条主义已被普遍地接受，再反对它就困难了。以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为例，他认为，过去它曾经是一种十分有成效的理论假说，而今天却成了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波普承认，他是一个热情的科学的追随者，认为物理系和生物学是了不起的科学，而且大多数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是非常理智认真的。但是，他们承受着一种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科学获得大量金钱自主之后出现的，谁攻击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时髦理论，谁就会被排斥在外，以致得不到资助从事研究。波普认为这是非常可悲的，它败坏了科学，科学的纯洁性不幸再也不是显而易见的了。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跟着时尚走，而且这种知识分子的赶时髦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以致谁不跟着走，谁就会立刻被排除在圈子之外。这种对压力的屈从已经败坏了科学。波普认为，知识只是一种假设，而专家们必须明确地说出他的意见。由于他们难以启齿说，“我不知道”，为此他们常常必须付出代价。波普认为，科学绝不能作为权威而存在，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并且永远如此。然而，对于世界尽管我们人类现在还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科学仍然是非常奇妙的。科学的进步在于发现错误，并且用更好的假设替代它。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它能够摆脱错误。他指出，这种考虑使得科学的进步成为人所共有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而这样，科学家就失去了某种权威，某种他不应该要求的权威。这种态度使得科学易于进步，易于防止阻碍科学进步的教条主义。事实上，科学上的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和当时最卓越的科学家所相信的知识相矛盾的。最近几年来，卡尔·波普反复不断地谈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这的确应该引起每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思。当我们在民众面前侃侃而谈之时，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是否是在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地空谈。波普在他最近出版的《寻求更好的世界》一书中说，“知识分子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责任，由于他拥有从事研究的特权和条件，因此他对周围的人（或社会）也负有义务，即把他的研究结果以最简单清楚的形式十分谦虚谨慎地陈述出来。最坏的事情就是知识分子试图在社会面前以伟大的先知自居，并用含混晦涩的哲学去影响人们，这是对神圣精神的犯罪。谁不能简单清楚地陈述，谁就应该沉默并继续工作，直到他能清楚地表达为止。”
三、德国不应该恩将仇报
在这篇专访中，卡尔·波普还谈到其它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实际上也和我们休戚相关。波普指出，德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有许多谎言，尤其是关于美国的论述，它给学生一种反美教育。这是一种可笑的谎言，波普说，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反对美国。人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使用暴力。如果德国人非要反对一种东西不可的话，他们应该对准自己的过去，而无论如何不应该反对他的恩人。人们不应该忘记，战后只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德国人才避免了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后果。卡尔·波普谈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在亚洲各国中也普遍存在。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波普认为，它是希特勒的遗产。人们必须看到，当时美国出于和希特勒德国竞赛的地位，它害怕德国先拥有这种武器。至于美国是否应该在日本首先使用原子弹，他认为，人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日本的将军们已经决定把战争打到底，华盛顿的政治家有责任设法减少他的士兵和人民的牺牲，如果有一种武器可以作到这一点，他就不能不使用它。有人对于到底应该怎样使用它还有争议，波普认为，人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是否允许有如此充分的考虑。原子弹今天的确再度变得十分危险，尤其是如果它到了中近东那些狂热分子手中，这些人今天已经拥有极其危险的小型武器，其广泛程度几乎犹如我们手中的剃须刀。波普指出，人们不断地谈论使用原子武器是一种自杀行为，但是，对于这种小型武器持续带来的自杀，人们却很少谈及。卡尔·波普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比已往更好、更公正的社会，这是科学与进步为我们带来的。但是，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在那里谈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变得如何糟糕。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胡言乱语，一种不折不扣的谎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们被普遍地接受了。至于许多人对于科学技术的否定态度，波普指出，如果人们准确地追本溯源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来自一种愚昧的哲学，这种哲学只是强调精神比技术优越，而看不到科学技术有益于、并解放了精神。波普认为，现在年青人的“前途无望”的口号，就是这种系统地诋毁我们世界的宣传的结果。这种宣传使许多年青人精神沮丧，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中。恐怖主义的出现、年轻人中自杀人数的增多，表明了这种宣传的罪恶后果。这种对世界的诋毁在西方到处可见，波普认为最严重的是在德国，德国的绿党就是一例。他们不去讨论我们必须保卫这个世界的美好的一切，而津津乐道地宣传，那种不可避免的衰落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应验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的产物，但是不幸却被公众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绿党的大喊大叫很容易取得政治效果，但是，这种叫喊是不客观、也是不负责任的。波普认为，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比一百年前更健全、更公正，这些问题在民主社会中正在得到补救。一九八七年波普在《世界报》的专访中曾谈到这一问题。他指出，甲虫和树蛾曾毁灭过森林，罗马人曾经带来过荒漠和喀斯特，我们人类曾经不断恶劣地对待和榨取过自然环境。那种认为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最先破坏环境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今天，所有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正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设法排除由技术造成的破坏，并且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是唯一能帮助我们消除损害、使环境恢复正常的办法。环境保护是一项永恒的任务，那种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敌意只能使环境日益恶化下去。波普谴责绿党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用气愤代替改善，使得理智和建设性的讨论变得非常困难。波普说，在德国现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人们推崇这样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认为我们需要一位新的独裁者，如果事情无休止地恶化下去，人们只能靠专制才能同它们斗争。波普认为这就是走向希特勒之路，是极其可怕的。波普的分析使人们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为代表的非理性思潮，它成为后来希特勒崛起的思想基础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对德国目前流行的各种非理性思潮有更多的认识。在德国、法国，甚至也在美国流行着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因为他们也反对乌托邦和一体化思想，因此，人们认为波普也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此波普说，他反对任何转瞬即逝，昙花一现的流行时尚。
四、卡尔·波普和启蒙思想
卡尔·波普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究竟如何认识这些思想，实际上关系着如何理解近代文明、近代启蒙思想的问题，也关系着如何评价和反省中国近是十年来的思想变化的问题。卡尔·波普是唯科学主义者吗？不是。波普明确地指出，科学不能成为权威，科学只是一种假说，它告诉我们，我们所知甚少，但是科学要求清楚明白，使人们能够证明它的对错。这是自十六世纪以来近代启蒙思想的根本基础，是培根，笛卡儿以来所有启蒙思想家深受近代科学影响，推崇科学的原因。这样一种精神也存在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等人身上。十九世纪孔德等实证主义者继续了这种启蒙思想，波普等思想家在二十世纪集成与代表的也正是这一传统。因此，应该说，波普代表的是当代“启蒙”思想。波普对德国思想的批评绝不是门户之见，他批评的是一种对抗启蒙，对抗近代文明，反自由主义，反理性的思想，这就是德国传统的黑格尔思想以及产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黑格尔思想不一样，但在认识论上，绝对的唯心主义和绝对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有着相同的独断论的基础，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传统的产物。对比德国这一传统与历史，我们亦可看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康德、十九世纪的洪堡、李比希、赫尔姆霍兹等科学家以及新康德主义者的启蒙思想对德国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正如波普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有着深刻的联系。其实岂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观德国近二百年来的历史，今天德国的民主制度是靠西方给予的这一事实；反观时下德国学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保守势利依然十分活跃，以致近年来德国的学术逐渐落后于美国等事实；无不与这种传统有着深刻联系。德国的当代缺少这种冲动，德国人仍然需要这种“启蒙”精神。波普对于德国思想的批评，以及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思想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冲突及其对德国社会、政治和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借鉴的。近百年来，中国曾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大力鼓吹启蒙思想，但是，中国却轻易地滑入了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轨道，并且至今支配着中国人思想的仍然是这种学说和理论，这的确令人深思。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上述一切并没有得到深刻反省，海德格等德国传统的学术思潮长驱直入，学术界某些人混乱地把这一切思想作为全盘西化，“启蒙思想”介绍给中国，而真正的启蒙思想却成仍然被排斥在哲学的门外。启蒙思想，还是黑格尔马克思式、乃至非理性思想，这样两种思想倾向在中国的消长，象在德国一样，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思想界应该更多的研究启蒙思想，研究康德、洪堡和波普。与此同时，波普还使我们看到，没有一劳永逸的启蒙。波普对于西方传统与当代思想某些倾向的批评使我们看到，即使当代西方也仍然需要不断的“启蒙”。人的心智永远要同自己的自以为是作斗争。在大自然面前，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必须不断地同自己的愚昧斗争。人们时常是破除了一个教条，却又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教条；如果没有这种怀疑精神，分析精神，任何结论都是危险的。因此作为人，我们一直需要不断的启蒙。理性不可能、也没有打算告诉人们一切，但是理性让人们谦虚谨慎，让人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九九○年四月，于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鹅湖》，台北，第183期，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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