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歷史學家鄧之誠及黃現璠先生的私人回憶

鄧之誠先生

1.

我對一位國內的小友談了自己對於史學大師鄧之誠的晚知的遺憾及其故事，他給我發來國內出版的《鄧之誠文史劄記》（全2册）一書的一個勘誤筆記及一篇讀後感。（見附錄）這套書的出版竟然出現如此低劣的錯誤——很多錯誤不是眼誤、筆誤，根本就是因為缺乏基本的作為學人的知識及教養而產生的。這種變態地匱乏已經不是讓人臉紅的問題了，它是一代人，一個所謂有悠久文化史的國家的恥辱。

由於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性的，不僅是在歷史出版物中，而且在哲學、文學中比比皆是，所以它其實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化及精神的危機。

關於鄧之誠，我之所以觸發了很多感觸是因為我太太還學文家和鄧家父輩的交往，而我們也認識他的大公子鄧珂。關於鄧珂，十年來偶有風聞，但是這次由這位小友發來的兩個附錄文字，我才第一次看到準確的鄧珂去世的消息。他竟然在九五年就在加拿大離世了！這讓學文和我感到十分震驚！

回想七十年代中期後到他八〇年左右在他移居加拿大前的交往，竟然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鄧之誠家在西單北大街缸瓦市，砂鍋居北側的頒賞胡同。那是一條死巷，非常整潔，他家就在進入胡同後左拐那條支巷的盡頭，鬧市中安靜的一隅。進入那個胡同，你自覺地就靜下來，不敢喧嘩。他家的房子及院子都極為嚴整精緻，甚至院中的地所鋪的磚石都十分整齊。進了院子，不威自重，自有一種清風肅穆之氣。我家則在缸瓦市的南面一站甘石橋，至多一里地，即五百米遠的靈境胡同，去他家很近。我們晚輩和鄧家的來往是由於前輩黃現璠先生，他是鄧之誠先生最著名的嫡傳弟子，也是學文父親還健吾先生的摯交。鄧之誠先生一九六〇年駕鶴西去，學文父親則在七一年十月辭世，在我一九七二年認識還學文時，只有黃現璠先生健在。

2.

黃現璠先生是壯族人，廣西大學的教授。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從預科、本科，直到研究院前後九年畢業，歷經陈垣、钱玄同等先生的指導學習。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1937年回國，成為壯族在內地及廣西擔任教授的第一人。大約北師大時期他就和學文父親相識，並且成為終生的摯友。因此他來北京都是住在學文家。在五七年，他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大陸幾個官方網頁的記載是：

“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出決議，‘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從而被錯劃為中國歷史學界頭號大右派”（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808/33088.html）。

他到北京，拜訪重要友人，如鄧之誠家、章伯鈞的遺孀李健生家等都是學文陪同。八〇年深冬，他來北京開會，會後住在我們在月壇的家中，學文在北大上學，住

就对何维凌们的看法与王陵兄的对谈—悼王凌兄辭世一週年

按：

8月24日是摯交王凌兄辭世一週年。我1961年考入清華附中，晚我兩年他1963年考入。雖然不同級，但是由於住校及都愛好體育運動，我們很快相識相熟，文化大革命中觀點相投，69年後的插隊及步入人生之路更使得我們成為摯交。他的父母也視我如自己的孩子，呵護有加。事實上，我今天如此——此生的道路滲透了他父母的蔭庇。

在我到德國後，六四後，他甚至在我北京家中，和我母親一起生活了近一年。他兩次到德國，93年在我這裡住了近一個月，2010年再次來住了一周多。我和他相識相交55年，他對我有極高的期許，不折不扣地是一生的知己和摯友。我從沒想到他會早我，且如此匆匆駕鶴西去，此痛此生無可弭平……。

在悼念王淩兄駕鶴西去一年的時候，搜尋他的照片及往來的文字，偶然發現三年前，二〇一六年四月他給我的信中的這個關於何維淩的討論。作為歷史，也作為對他去世一週年的深切悼念，我把兩封信在此一併發表，以供後來的人瞭解王淩兄，瞭解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和人生歷程。2019.8.20

高王凌来信：

请指正：一是他的信仰，一是如老潘所说，他的思想早已落伍。

记得你对他还是青眼有加的……

我准备放在一本书里，这一节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思”，最近出版，香港。

难题层出

-高王凌-

悼念高王凌兄辭世一週年（附照片集）

8月24日是摯交王凌兄辭世一週年。這是2010年，他最後一次到歐洲，在巴黎和德國，以及比利時、荷蘭的留影。自1963年他考入清華附中，我們相識到成為摯交55年，我從沒想到他會早我，且如此匆匆駕鶴西去，此痛此生難以弭平……。
維基介紹：高王凌
1950年出生。初中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属初631班。
六十年代末，高王凌在山西太谷下乡插队。1973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高王凌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读。1976年，高王凌从山西大学毕业。1978年，高王凌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高王凌硕士研究生毕业，与孔祥吉一同留所。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2009年，升任教授，至2010年退休。1986年至1987年，高王凌作为路思学者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访问期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1987年9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2010年，高王凌前往清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至2017年。
2018年8月24日上午11时30分，高王凌在北京逝世。

以下照片，是王凌兄2010年到德國埃森我家住了兩周後留給我他字啊巴黎的照片。不想天人一別，已成歷史。

就重發“雷蒙·阿隆的懊悔”一文答客

有友人在我重新在網路上貼出寫於二〇〇八年的“雷蒙·阿隆的懊悔”一文留言討論，由於非三言兩語能夠回答，因此索性就涉及到根本性的思想問題另成篇作答。

第一關於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評價：

我是從否定傳統的西化論走出來的，因此一般來說不會過高估計傳統中的自由。相反，對照波普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提出的封閉和開放問題，他認為柏拉圖的理念論思想基礎上的理想國導致封閉社會，即我概括的二元論西方思想傳統中的一元論傾向，我基本上認為中國社會的存在的文化思想基礎，“非二元論的思想方法”導致的將是開放，即天地人神，生息相連的形而上學前提導致的是開放的精神及追求。至於其中的封閉因素，以及它如何及是否一定會克服掉封閉和專制，那是要具體研究的。或許可以說這問題到明清之際，這個問題已經迫切地提到日程上，但是始料未及的是，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後迅速發展膨脹，強行打斷了所有其它地區的進程。所以在我來說，中國問題需要的也是討論研究，甚至也是尋找新的道路。只不過所有現在世界及中國遇到的問題，都已經不是傳統遇到的問題，而是西方文化中的問題。

第二，我在討論這些問題中的最大的特點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顯學做成了學問，把一般的社會政治問題推進到學術問題。這是我和所有我的同代人的根本區別。所以我看到你的留言把我九一年的那篇為《現代化與西化》一書出版寫的序言重新貼了出來。序言中所引述的這段：

“尽管上述作者都已经在另外一个科学文化环境中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大家都在强调民主运动的“科学方向”，但是，在这里使用的文化概念却是前科学的。‘典型的是，无一作者去接触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论，尽管他们长期在国外居住，在技术上有此条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对整个中国问题的研究来说都如此。’最后H-Pillath 博士指出，‘看来，中国文化反思已经走入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

這段話今天讀來依然有效， “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 甚至可說更加發聾振聵。

看張君秋《詩文會》錄像雜感

看張君秋《詩文會》錄像雜感

這個錄像應該是七十年代中期江青主持的那組錄像吧？

那是明白自己推動的文化革命是何物，為了留下原汁原味的京劇之舉。現在想，毛澤東江青那時突然做的，真的是遠比後來的音配像——作為文化革命產物的音配像要珍貴與重要！這是懂得京劇為何物之作。

在文革所謂結束後的第九年，一九八五年，李瑞環們開始所謂搶救京劇藝術的音配像，那時一批直接經過老藝術家們親傳的藝術家，如王吟秋們其實都還在，但是和江青們的做法不同，不是錄像而是配像。這一錄一配顯示的卻是根本的對於京劇的不同理解及認識，得到的是根本不同的結果。

在此之前十年的毛澤東、江青做的錄像，是懂京劇之亡羊補牢。而李瑞環和當今的習近平之類做的則可說是不懂京劇之舉。後者雖然打著繼承挽救傳統京劇的旗子，但是卻是在做法上不僅讓原來的京劇在“做打”上失了形、走了神兒，而且從根本上扭曲了對京劇的理解。它甚至可說是徹底地貶低了京劇。因為它褻瀆了支持傳統京劇存在基礎的表演程式，以及藝術家們天生的表現才能及為此付出的心血。它讓人看不到，也不再想到“唱念做打”融為一體的京劇之最高境界。如此就更想不到、看不見老藝術家之可望而不可及之處！

看看這個《詩文會》錄像，再看看梅蘭芳、馬連良、周信芳，乃至王吟秋留下來的錄像，看看周正榮與胡少安，以及八十年代臺灣京劇錄像，對比時下演員的《詩文會》，那神韻及氣質，一舉手、一投足，如果還不能讓大陸那些配像的人自慚形穢，就更足以見到這些後來者們，是否還有真正理解京劇及京劇藝術的感覺及能力了。而這也是我至今每次聽周正榮的錄音，看他的錄像，無法自拔的原因。那真的是參透了人生五味、史海滄桑，那嗓音、眼神中的修養、教養，如果誰觸及了，竟然還膽敢為之配像，就一定是十足的不自量力。因為他竟然不知那一定會讓他相形見絀。

外行看熱鬧，可看重自己的藝術的藝術家，把自己當做藝術追求者的人，是不會忍心讓自己充當你看熱鬧的對象，而讓你看他的“絀”的。

雖然譚元壽的配像，遲金聲等得到大師親授、親傳，甚至遺傳的配像似乎可以別當另論，但是即便如此，也最好就是如江青領導下做的那樣，乾脆錄製這些人自己所學到及表演的，如留下來的這個《詩文會》，以及張學津的《白蟒臺》那樣。不必濫竽充數。更不必狗尾續貂！

這兩代共產黨人對待京劇錄像資料的態度，立見高下。因為上一代人，毛澤東、江青還是是傳統的產物，而這一代人是真理部的結果。這一定是北京人所說的：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

而這句話對於對岸，臺灣的所謂知識精英依然。那些竟然看不到對岸異質，退化變異，聞不到臭味兒的臺灣新一代，亦是如此。對比齊如山一代人，周正榮一代人，難道不是品種也變異、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