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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之誠先生 |
1.
我對一位國內的小友談了自己對於史學大師鄧之誠的晚知的遺憾及其故事，他給我發來國內出版的《鄧之誠文史劄記》（全2册）一書的一個勘誤筆記及一篇讀後感。（見附錄）這套書的出版竟然出現如此低劣的錯誤——很多錯誤不是眼誤、筆誤，根本就是因為缺乏基本的作為學人的知識及教養而產生的。這種變態地匱乏已經不是讓人臉紅的問題了，它是一代人，一個所謂有悠久文化史的國家的恥辱。
由於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性的，不僅是在歷史出版物中，而且在哲學、文學中比比皆是，所以它其實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化及精神的危機。
關於鄧之誠，我之所以觸發了很多感觸是因為我太太還學文家和鄧家父輩的交往，而我們也認識他的大公子鄧珂。關於鄧珂，十年來偶有風聞，但是這次由這位小友發來的兩個附錄文字，我才第一次看到準確的鄧珂去世的消息。他竟然在九五年就在加拿大離世了！這讓學文和我感到十分震驚！
回想七十年代中期後到他八〇年左右在他移居加拿大前的交往，竟然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鄧之誠家在西單北大街缸瓦市，砂鍋居北側的頒賞胡同。那是一條死巷，非常整潔，他家就在進入胡同後左拐那條支巷的盡頭，鬧市中安靜的一隅。進入那個胡同，你自覺地就靜下來，不敢喧嘩。他家的房子及院子都極為嚴整精緻，甚至院中的地所鋪的磚石都十分整齊。進了院子，不威自重，自有一種清風肅穆之氣。我家則在缸瓦市的南面一站甘石橋，至多一里地，即五百米遠的靈境胡同，去他家很近。我們晚輩和鄧家的來往是由於前輩黃現璠先生，他是鄧之誠先生最著名的嫡傳弟子，也是學文父親還健吾先生的摯交。鄧之誠先生一九六〇年駕鶴西去，學文父親則在七一年十月辭世，在我一九七二年認識還學文時，只有黃現璠先生健在。
2.
黃現璠先生是壯族人，廣西大學的教授。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從預科、本科，直到研究院前後九年畢業，歷經陈垣、钱玄同等先生的指導學習。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1937年回國，成為壯族在內地及廣西擔任教授的第一人。大約北師大時期他就和學文父親相識，並且成為終生的摯友。因此他來北京都是住在學文家。在五七年，他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大陸幾個官方網頁的記載是：
“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出決議，‘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從而被錯劃為中國歷史學界頭號大右派”（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808/33088.html）。
他到北京，拜訪重要友人，如鄧之誠家、章伯鈞的遺孀李健生家等都是學文陪同。八〇年深冬，他來北京開會，會後住在我們在月壇的家中，學文在北大上學，住
校，我甚至和他同住一室、同睡一張雙人床一周多。他跟我談到此次來京除了開會，還希望的其它事情。為此，在我的詢問下，他說，他認識統戰部副部長劉瀾濤，可他不願意去求他。我建議他直接簡單地給劉瀾濤寫信，僅僅告訴他，我到北京來了，就可以了。黃先生寫了信，果然第二天，統戰部收到信立即打來電話說，劉瀾濤副部長不在，但是統戰部秘書長，也是全國政協的秘書長彭友今約他去統戰部一敘。
校，我甚至和他同住一室、同睡一張雙人床一周多。他跟我談到此次來京除了開會，還希望的其它事情。為此，在我的詢問下，他說，他認識統戰部副部長劉瀾濤，可他不願意去求他。我建議他直接簡單地給劉瀾濤寫信，僅僅告訴他，我到北京來了，就可以了。黃先生寫了信，果然第二天，統戰部收到信立即打來電話說，劉瀾濤副部長不在，但是統戰部秘書長，也是全國政協的秘書長彭友今約他去統戰部一敘。
見到彭友今的時候，他們官話對聊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在旁邊觀察，我當然知道對於五七年和章伯鈞們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黃老先生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為此，在尾聲的時候，我突然徑直地，或許應該說有些唐突地插話說，“彭秘書長，我一定要插一句話。因為對黃先生來說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生命和社會影響。我覺得他應該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統戰部領導給予優先考慮。”彭友今聽了我的話後想都沒想地回答說：“這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惜現在有點晚，三月的會議無法遞補進去了。但是放心，會盡快安排，甚至可以考慮政協常委問題。”
此後一年，“在八一年夏天，黃現璠先生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統戰部副部長劉瀾濤的支持下，在桂林創辦‘灕江業餘大學’並擔任校長”（見百度百科黃現璠詞條），秋天他被增補為政協委員。他最後一次到北京，在送別他分手的時候，黃現璠先生笑著對我說：我的政協委員是你安排的。我笑著回答說：您老好好保重，下次政協全體會就會成為政協常委。可惜，讓我們沒想到的是，在一切平順的時候，八二年一月十八號，他因為腦溢血而病逝。八一年夏天，他沒事的時候就在我家改《中華物質起居史》的稿子，我對他說，非常期待這部著述問世。這應該是第一部中文的中華物質生活史。令人遺憾地是，他生前沒有能出版。
他不折不扣地是鄧之誠的嫡傳弟子，章伯鈞們的那個朋友圈子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就我對他的健康和精神的了解，他應該說走的還是太早了。他本應為我們也留下更多的知識及歷史遺產。
至今讓我永遠難忘的是，在他離京時，在我最後一次送他到火車上、安頓好、分手時，他老人家握著我的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我：你天資很好，千萬不要為了學位而耽誤自己的時間。他說，研究文史的人，最重要的是著述，絕對不是學位！到老，如果你沒有著述，你就什麼都沒有！千萬不要因為學位而耽誤了你的著述！
那是我們最後的分別，他的這一叮囑，我終生不忘，並且越是到老年越是體會到老人家的語重心長，這些話對於人生所具有的深刻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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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林芳女士和還健吾教授 |
3.
回到鄧之誠及其公子鄧珂，七十年代中期，黃現璠帶女兒到北京玩的時候，學文陪黃現璠去過鄧珂家，鄧珂也到學文家回訪過黃現璠先生。後來恢復高考，由於鄧珂在北京的中學教歷史，學文請他給補習歷史，他答應了。為此學文和我的摯友高王淩的弟弟高小蒙，或在鄧家，或在學文家，請他補了一兩個月的歷史。學文考入北大哲學系後，我們特別去他家感謝過他。在補課那個階段，我們就知道，他太太已經去了加拿大，他正在等待去加拿大。果然後來不久他就移民加拿大了。
那個鄧之誠先生的學生，負責整理和保存日記的王鐘翰教授，不僅和黃現璠同門，而且也是學文父親還健吾教授的同事及友人——他們都是中央民族學院的歷史教授。王鐘翰治史的領域不只是清史也包括民族史，因為黃現璠先生自己是壯族人，也奠基了對壯族史的研究，所以他和黃現璠學術聯繫一直非常密切。
我曾經聽學文母親提到過王鐘翰，所以感到，包括鄧之誠先生在內，他們是同一個群體的文人，而且關係不一般。學文說，以前每年過節，他父親都給黃現璠郵寄食品等包裹。但是遺憾而且讓我們痛心的是，我們這代不肖子孫，居然不知道學文父親還健吾是如何認識黃現璠和鄧之誠的。我們推測，一個可能是，學文父親還健吾是由於認識學文母親李林芳而認識黃現璠的。因為學文母親是二九年北師大教育系畢業，從入學到畢業和黃現璠同期。但是當然更可能是反之，學文父親由於認識黃現璠而認識了學文母親，并且結為連理。因此，黃現璠先生可能在他們的婚姻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每次到北京，甚至在學文父親故去後，還是住到她家。然而，無論是什麼歷史背景，當我們力圖弄清這些事情的時候，可以肯定的卻是：民國的那些人的故事，居然剛剛發生，就能夠讓共產黨徹底地從我們這代人的眼前消失，腦子中抹掉！所以整理出版《鄧之誠文史劄記》出現的那些等而下之的錯誤也就毫不奇怪了。
4.
斷代、斷文化、斷了傳統之痛，由於我們這幾代人，五四後的幾代人生來就沒有“代”的連接、傳統文化的血脈，因此也基本上沒有這個“痛”感。然而，人所固有的求知、求生、求真、求互相理解溝通、求傳承，總會有喚回“痛感”的可能，儘管緩慢。不幸，我就是這樣的一種人。伴隨歲月、心智的開放及成熟，我竟然痛感越來越敏銳。鄧之誠、黃現璠，前輩親友、學人，帶來的都是“痛”。可細想，這“痛”和前輩在那個環境中的“痛”還是不可同日而語。因為他們是天生具有的“痛”，遭到徹底摧毀的“痛”——摧心裂肺的“痛”。而我的“痛”卻是緩慢的、越來越沉鬱的痛——無處不在的“痛”。
二十世紀人類的歷史及社會，無論世界還是中國都猶如陷入一個巨大的驚濤惡浪的漩渦。可無論從操守還是治學方法、學識，鄧之誠、黃現璠都可謂是人類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砥柱式的人物。
師承鄧之誠的黃現璠先生，他的歷史學從思想到方法，不僅實際上全面、公開地對抗了馬克思主義的以論帶史，而且他直接公開地說：如果無論什麼張嘴就是“自古以來”，閉嘴則是馬列主義的“五種生產方式論”、“五種社會形態說”，滿紙“馬列導師”、“政治領袖”是如何說的，那麼作為學者還能有研究嗎？他告誡人們，不該“千人之諾諾”，而一定要推崇“一夫之諤諤”。他甚至具體公開地提出，中國沒有經歷過馬克思斷定的奴隸制社會，以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他認為盲目地拿西方民族理論來進行不合國情的“本土化”，只能是削足適履。對於歷史學，他認為只有三種方法：一，科學研究法；二，哲學研究法；三，歷史研究法；沒有以論帶史法。
他的老師鄧之誠先生則可謂百年來的一座高山。在面對五四後寄身、藉助西方強勢的胡適們席捲中國知識界的時候，他從精神到治學方法、到知識，毫不妥協地進行了對抗。
“城裡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
由於他每年都會在課堂上公開講幾次，因此成了他的標誌性的名言，讓當時及後來的人提到他，就想起這句話。
一九四九年後就是面對暴政，他一如既往。他的蔑視及學識甚至讓西單北大街另一側的陳垣，讓西郊北大的同仁如骨鯁在喉。而我，雖然和他住在西單北大街的同側，卻沒有感到這一切的存在！
我沒有能及早發現鄧之誠先生的價值，除了那個年代、那個社會灌輸給我們那代人的知識及學問的限制，還有另外一個故事——忘年交老友趙葆禹先生的調侃言語。他是北大六〇年歷史系畢業生，是我在中學做物理老師的時候結交的忘年摯交。他竟然讓我以為鄧之誠是個沒有大學問的腐儒。在我還不知道，沒有讀過鄧之誠的書的時候，他看到我家中的鄧之誠的《中華兩千年史》，笑著說：在北大老一代知識分子中，談到鄧之誠，都環顧左右而言其它，不談他的學問如何，繼續追問，他們就說，他圖章刻得好。由於聽了老趙的話，另一方面由於我覺得治通史的大都是學問泛泛之人，所以從題目上就讓我失去興趣。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當時我的眼界——就是讀了，大約也不足以讓我對鄧先生那代知識人的價值有根本的認識，而這就又回到了對於共產黨社會及其文化的認識問題。
共產黨社會的教育及文化斷代，讓我始終沒讀這套書，一直覺得鄧之誠是個普通歷史學者。對鄧之誠先生的認識，竟然如對齊如山先生的了解及認識一樣，也是在這個世紀初期後的事情。直到那個時侯，我才不僅第一次有可能讀到，而且有能力用自己的思維認識到他們的價值，深刻、永遠難以徹底地磨滅掉的意義。
了解認識鄧之誠——這是我一生的又一個慘痛的經歷及教訓……！
二〇一二年後，從網上陸續讀到有關鄧之誠先生的著述及介紹。這讓我大呼：老趙誤我！老趙沒有點破，而我也就是沒有想到，北大那些歷史教授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尚存傳統教育給他們的痛的感覺，知恥而裝聾作傻地迴避了。那其實是一種讓人欲哭無淚的反諷！
二十世紀中國的又一座高山就在身旁，在西單北大街上的缸瓦市，而我竟然有眼不識泰山！
附錄：
1. 《鄧之誠文史劄記（全2冊）》的勘誤筆記-第1頁
tatala
(愚不可及)，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22186731/
在讀鄧之誠文史劄記（全2冊）勘誤：章節名：1933年；頁碼：第1頁
1933年（1～30頁）
5月1日： 此書予向喜悅之→喜閱之
5月2日： 葛啟楊→葛啟揚
5月10日：正以續筆重複處不少，略論遺聞舊事→正筆續筆；略=若？
5月21日：極天閣上總辛勤→格天閣
5月22日：本日五雲何處去→平日；多少絹車忍淚行→旃車
5月23日：色羞忍恥非男子→包羞
5月26日：付帳……印書六十，餘零碎四十元→印書六十餘，零碎約四十元
5月28日：報載馮玉祥□電→宥電
6月7日： 晨八時，餘起身進城→晨八時餘，起身進城
6月14日：朱士嘉來言李瑞德言，聞言姑聽之→朱士嘉來，言李瑞德有間言，姑聽之
6月17日：望風懷哲→望風懷想
6月24日：題握蘭簃栽曲園圖→題握蘭簃裁曲圖；廣東鈞天奏已陳→廣樂鈞天
7月7日： 鄧嗣禹來取《講義》第一、二各冊去→各一冊
7月9日： 譚琢青→譚瑑青；黃現傭→黃現璠
8月21日：譚琢青→譚瑑青
8月28日：在師校不能延聘謝生興堯→言師校……
8月29日：據謝生興堯在蓉園遇朱逖先剃去大胡→擾謝生興堯在蓉園，遇朱逖先，剃去大胡
8月30日：新長柔條還□地→窣地
9月12日：綱福胡同→納福胡同
9月13日：得《尊諡》五冊文→尊諡冊文
9月22日：篆表→篆青
9月24日：南京腐→南豆腐
10月7日：寒甚。垂棉猶覺冷。→重棉
10月15日：與秦玨生、陳頌穆通電話。→袁玨生、陳公穆
10月16日：全世界大震→世界大震
10月24日：即作複允了→即作複允之
10月27日：訪唐二十→訪唐十二
11月5日：黃現傭→黃現璠
11月13日：足可怪也→是可怪也；譚琢青→譚瑑青
11月21日：其屈直不必論→其曲直不必論
11月24日：或共黨業已北進→或共黨業已北犯
11月28日：《遠東行部志》→《遼東行部志》
12月17日：《灌纓亭筆記》→《濯纓亭筆記》
12月19日：黃現傭→黃現璠
12月24日：嶙咫尺→鄰咫尺
粗校1933年部分（上冊，第1～30頁），舛誤甚夥，但仍是有用之書。
2.附錄2：
淡淡的無奈——《鄧之誠文史劄記》序言、後記讀後 (2015-11-29 11:29:32)
讀《鄧之誠文史劄記》的序言（鄧瑞撰於2010年）、後記（王劍撰於2012年，即出版年），無字處蕩漾著一縷淡淡的無奈。鄧之誠翁的日記，大23本，原來一直有嫡子“長兄”鄧珂保管（鄧瑞本鄧之誠的侄兒，自幼過繼于鄧翁），到上世紀80年代末，“三姐鄧瑛”（莊夫人所生）自美國回來探親，提出《日記》最好由王鐘翰先生保存，“珂兄”於是將此23大本《日記》轉交王先生保存。當鄧瑞得陸灝提議，準備整理《日記》中的讀書心得等時，諮之鄧珂，“珂兄”認為《日記》最好是複印一份。到1995年7月鄧珂不幸病故，鄧瑞將此意寫信給王鐘翰，並墊資數千元得獲複印。當《日記》整理刊發後，影響波及海外。在香港工作的“堂侄女”回北京向王鐘翰先生索取了全部《日記》。作為繼子的鄧瑞先生，雖在鄧翁《日記》去留上無力發言，但其立志整理《日記》的信念不減，絕意躬行！從王劍先生為《鄧之誠文史劄記》“後記”中知道，鄧瑞將全部書稿及序交給出版社後不久，即於2010年10月1日離世。
鄧瑞先生整理其先父《日記》，自《中國典籍與文化》雜誌2000年第1期發表到結集作序，近10個年頭，十年中，幾乎每一期都有其整理的文稿發表，而每一次發表前他都要去出版社與編輯商談校樣問題，或為編輯解決編稿過程中發現的疑問。王劍先生回憶當年“鄧先生溫文爾雅、不躁不火、慢條斯理的學者風範，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令出版社同仁印象深刻。”成編的《日記》尚未付梓面世，鄧瑞先生卻先去了。帶著淡淡的無奈，帶著無愧於父親載培，兄長囑託的微笑去了。
讀後，竟也微微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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