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關於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評價：
我是從否定傳統的西化論走出來的，因此一般來說不會過高估計傳統中的自由。相反，對照波普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提出的封閉和開放問題，他認為柏拉圖的理念論思想基礎上的理想國導致封閉社會，即我概括的二元論西方思想傳統中的一元論傾向，我基本上認為中國社會的存在的文化思想基礎，“非二元論的思想方法”導致的將是開放，即天地人神，生息相連的形而上學前提導致的是開放的精神及追求。至於其中的封閉因素，以及它如何及是否一定會克服掉封閉和專制，那是要具體研究的。或許可以說這問題到明清之際，這個問題已經迫切地提到日程上，但是始料未及的是，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後迅速發展膨脹，強行打斷了所有其它地區的進程。所以在我來說，中國問題需要的也是討論研究，甚至也是尋找新的道路。只不過所有現在世界及中國遇到的問題，都已經不是傳統遇到的問題，而是西方文化中的問題。
第二，我在討論這些問題中的最大的特點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顯學做成了學問，把一般的社會政治問題推進到學術問題。這是我和所有我的同代人的根本區別。所以我看到你的留言把我九一年的那篇為《現代化與西化》一書出版寫的序言重新貼了出來。序言中所引述的這段：
“尽管上述作者都已经在另外一个科学文化环境中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大家都在强调民主运动的“科学方向”，但是，在这里使用的文化概念却是前科学的。‘典型的是，无一作者去接触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论，尽管他们长期在国外居住，在技术上有此条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对整个中国问题的研究来说都如此。’最后H-Pillath 博士指出，‘看来，中国文化反思已经走入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
這段話今天讀來依然有效，
“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 甚至可說更加發聾振聵。
第三，由於我寫這個序言的時候，也就是四十二歲的時候，竟然還沒有認識到H-Pillath教授的具體指謂，即他所指的西學中的文化概念、文化的討論現狀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更不要說中學中的了。從那時起，一個ideology概念我圍著它轉了二十多年，一個religion我圍著它徘徊了十幾年，一個Romantic我也已經琢磨了三四年了，更不要說我一直苦苦思索的Totalitarism問題，這樣的努力才使我“大略”知道人家討論了什麼及討論了多少，所以對於任何能夠提出問題、願意討論的年輕人，我都持積極態度。
第四，關於十年前的《德國之聲》事件。無論當時和現代看這個問題，我都更願意從思想史和政治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一九八四》小說的典型的現實延伸。真理部對於民主社會的的滲透及進攻是兩方面的，人員滲透和思想滲透。《德國之聲》始終是這兩方面滲透的典型。但是十年之後，即任何有思想及感覺的人對比分析如今的美國之音、BBC及自由亞洲的中文部，都會立即發現，它們的氣味和八九年前的，以及和西文部的，有根本的區別。這一現象涉及很深刻的思想、文化和歷史問題。它不是一個不能夠超脫顯學的人所能夠把握的。
具有諷刺性的是臺灣社會受到的影響。由於長期以來臺灣知識界缺乏對於共產黨，即當代極權主義問題、西方問題的認識及研究，因此近期包括周錫瑋、韓國瑜，以及一些媒體都受到這些所謂西方中文媒體的干擾及困惑，他們既不知道根本原因在哪兒、何以至此，也不知道他們自己也亦曾同樣困惑別人。這也就是說，他們既是這類傾向的受害者也是締造者，無論中天還是年代、TVBS、聯合報系均是如此。所有這些也是我重新貼出此文的原因。
20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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