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何维凌们的看法与王陵兄的对谈—悼王凌兄辭世一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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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是摯交王凌兄辭世一週年。我1961年考入清華附中，晚我兩年他1963年考入。雖然不同級，但是由於住校及都愛好體育運動，我們很快相識相熟，文化大革命中觀點相投，69年後的插隊及步入人生之路更使得我們成為摯交。他的父母也視我如自己的孩子，呵護有加。事實上，我今天如此——此生的道路滲透了他父母的蔭庇。

在我到德國後，六四後，他甚至在我北京家中，和我母親一起生活了近一年。他兩次到德國，93年在我這裡住了近一個月，2010年再次來住了一周多。我和他相識相交55年，他對我有極高的期許，不折不扣地是一生的知己和摯友。我從沒想到他會早我，且如此匆匆駕鶴西去，此痛此生無可弭平……。

在悼念王淩兄駕鶴西去一年的時候，搜尋他的照片及往來的文字，偶然發現三年前，二〇一六年四月他給我的信中的這個關於何維淩的討論。作為歷史，也作為對他去世一週年的深切悼念，我把兩封信在此一併發表，以供後來的人瞭解王淩兄，瞭解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和人生歷程。2019.8.20

高王凌来信：

请指正：一是他的信仰，一是如老潘所说，他的思想早已落伍。

记得你对他还是青眼有加的……

我准备放在一本书里，这一节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思”，最近出版，香港。

难题层出

-高王凌-

去年就听说维凌的遗作出版了，我是最近才看到。还是拜托广东弟子给我带来的。

这部《手稿》，何维凌是写于二十年前。他突然离开我们，也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了。

他在这部《手稿》里写道，关于发展组，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说法”；我只是“以我的观感来写”。我几年前写发展组，何尝不是有同样的感想。

我曾写到一个人不知会有“几个人生”，维凌也有“两重自我”的说法，其一是“行动者”自我，一是冷静的“旁观者”（我称之为“看客”）。

维凌在组内地位重要，贡献良多。我则只是一个“客卿”。但我们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

发展组存在的意义何在？简捷来说，维凌认为，“它的出现和成功，这是撞开中央决策高度封闭、高度神秘、高度集权的铁门的一大进步”。一伙（准）异端，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最高权威层的座上客，有“行走”资格的改革家，中青年知识精英的“主流派”……

维凌还说，从外打不过，就加入，加入了，从里打；这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这句话，我看可以跟他说的“上梁山受招安”互相媲美——当然，大家见仁见智，对此尽可有不同的观点。

维凌崇尚“费边策略”，主张对话，主张改良。为此，他补修了英文，因而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国外），唯以不能与老爷子当面“论剑”为憾（国内）——我们共同在美国一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他的不少作为，听取他许多的高论，了解他怎样征服听众——当然，我关心的还是跟今天反思八十年代有关的部分。

他自称坚信马克思主义，而在老陈的记忆中，我们西吾知青也曾打算建设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那些，其实都离题万里，恐怕只能看做一时一地的想法罢了。

或，这只是一种权谋，用来蒙蔽老爷子的？但，新的方法论（如新、老三论）能否救了中国？

维凌又声称看好基督徒，不知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人们发现，这二者之间实有莫大的关联。

我们是有共同的“持不同政见者”朋友的（如我的同学维光），他的书中亦有当年遍读灰皮书、广交游的记载（女附中同学潘婧在《心路历程》中曾写过这一段经历）。在美国，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一在华盛顿，一在纽约，时相过从）。在《手稿》里，维凌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实百年以来，中国无数的志士仁人都不期然而然有过这一变化。我们也不例外。相信这是一大心得，也就此交换过看法。

回国以后，我着意于文化建设（显然这是一种中长期努力，与我的单位定规、与包括农政、粮政在内的经世探求皆有一定距离）。维凌劝我不必奔忙，说已和朴方说好，建立一个大的俱乐部，名字似乎都有了（祖国俱乐部？）。到时候，给我一个分部，由我和我（历史文化界）的朋友使用就是了。在那前后，我还批评了《河殇》。

《手稿》中说，中国历代皇朝，从来没有弄清人丁的准数，也从来没有弄清田亩的准数——这正是我的研究领域。要在今天，我还可以加一句话：所以不能说是专制。周其仁不久前推荐《极简欧洲史》，书中也有这个意思，欧洲谈不到专制。不过我的重心是政府政策研究，十八世纪有其胜于二十世纪之处。不但得到老陈等人首肯，那年还有更全面的文字，在美国发表（《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维凌自应看到。正是因此，我在美国的思想转变，并不是突兀而来。

虽然，出事前的几天，他突然问我（那时他与我住得很近）：中国第一等的问题是什么？我回答说：当然是政治（而不是文化历史）。这，也是我们的共识吧。

维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九十年代，有朋友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是维凌这时候还在就好了……

我本来只是想就他的遗作写一点感慨，也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因为与维凌有过一段来往，自以为也算是相知。但是，越读他的书，越产生一些迷惑。好像发现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

好像也越来越不理解维凌，而且越来越远了。

他对杜润生的评价（如认为他“太滑”，与小朋大相径庭），对好些事的看法，我都不能同意。有的超出了“我的范围”，更非我的初衷。

例如，力主全组几十号人都去地方做官，不计被其淹没、与之沉瀣一气之虑；另一方面，潜意识中陶醉的是议会政治……

一方面不满意于几位大人先生的不够“刚正”，不够“鲠直”。一方面自诩“何氏太极拳”，或所谓“包容哲学”：一是公开讲好话，不足尽量不谈；一是和稀泥，对矛盾双方给予各自可以接受与理解的解说，顺势渐渐求同存异；理解万岁，包容第一，抹去是非，埋葬是非；把本性中的强打强攻等等，都藏起来；回避针锋相对，接过对方话题，用自己的概念、逻辑加以诠释，再改头换面打回去……

这一切都该如何理解？与他不满的“兖兖诸公”如何区别？

老陈的回忆录里还提到高某（比如1971年的初识），维凌只提及舍弟小蒙，亦不及于粮政改革……

我的文章，也就于此打住。

（2016.4.15）

对于王凌兄的上文，我立即做了以下评述留给自己备忘，同时在此基础上修改作为复信回复了他，稍后我又特别写了“忆何维凌及那个时代”一文。由于是备忘，因此这里的提法更为直接和明确：

高认为，我对何维凌是另眼相看的。其实这个另眼是相对于别的那批大学生而已。那批大学生都根本不堪看，不堪与言，可何维凌居然还能来往，但是也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说他是人才，细想也说得过去，因为把他和陈一谘、金观涛们比，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如我前所言，金观涛们既无学养又无思想，根本不能对话，而他却可以和我们那些带有强烈反叛倾向的中学生对话。可能这就是区别吧。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掉基本的敏感，针刺到肉，还有一定的正常社会的反应，而不是彻头彻尾地真理部后代的革命反应。

谈到评价何维凌，我当然也在审视自己。我其实是远比高要和何维凌更熟识。七十年代初期后，他经常来我这儿，尤其是灵境胡同九十七号那间七米小屋。可“观察渗透着理论”，人对人的评价大约就更是如此。观察评价不仅渗透着理论而且很多时候更是夹杂着个人感情，甚至对评价对象的扬或抑都和评价者个人紧密关联。捧对方，还是贬对方都和评价者对自己的褒贬相关。就此来说，人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动物。

为此，我对何维凌的看法，我常常问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因为我本来对六六年以前的那代大学生极为看低，认为那代人从里到外都是真理部培养的思想和情操，如金观涛、温元凯们，几乎没看到有反叛，有对自己的过去有反省的人。何维凌其实也是如此，他没有反叛过。可是他和我，以及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中学生，当时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交往很多，而且如鱼得水，双方并没有觉得有很多隔阂，所以他究竟是老大学生中的另类，还是另外有因，因为和我们有来往就高评了他，这个疑问一直留在心底。

现在，高在给我的信中问我，是否我对他是另眼相看，这就更让我检查自己，对他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说，何维凌是位有思想，有才气的、有抱负的人，还是也不过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中的一位？亦或他能够和我们这些充满反叛的少年对话来往，不过是因为有更多的反应机敏的高级市侩气！

我想当我们看到，他和我们的这个交往并不是在他的“生活的主旋律”中，对此的答案也就应该有了。当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在《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所谓著述，再看他的这本文集，就会更清楚。因为那是最典型的真理部的文风及其对待知识的方法。所以，何维凌不过是一个在根本上气味不属于共产党范围，即大洋国的高级“于连”（笔者注：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一个混入共产党内的高级市侩。因为第一，他在知识范围内显示的是，他不过是一个熟练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这表现在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以及他的修养。

第二的特点在经验事实上就更为清楚，那就是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主了政，就让他那种“市侩气”代替共产党的党气，可到死为止，我们可以看见的事实只是，他趋炎附势，从来没有过自我，当然更无从谈起自我实现。在现实社会中，他的自我不过是动物庄园中的自我，基本的饮食男女及对权势的顺从。至于其它可能，都不过是推测而已。

所以对何维凌，我的评价是，他虽然没有反叛过，可他骨子里的市侩气决定了他也不属于共产党，当然更不属于任何一门纯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研究者、探索者。而这其实大约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他能够和我们这些反叛的少年来往的原因。

在我们这批人和共产党，大洋国的真理部的文化及其子弟们的对立之外，有一个灰色地带，而何维凌就是这个灰色地带的人。事实上方励之也属于这个灰色地带的人，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大洋国政界及真理部属下的知识界不可能接受我，他们一下子就能感到我是个异类，可他们能够接受何维凌和方励之，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说到最后，对何维凌的重新思索忽然让我明白，北大技术物理系出身的何维凌和北大物理系出身的方励之一样，都不过是智商高于大洋国其他的那些知识精英们，寄生在共产党文化中的长虫。如此而已！

在社会政治领域，方励之比何维凌走的更远一点，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吃准了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国家的看法，吃准了共产党集团的底线，也就是如何玩弄擦边球，为此在外行看来有风险的地方，他自以为在交界处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地带。而何维凌却是在共产党权力阶层中玩弄思想文化比方励之玩的更猖，他居然自以为已经能够深入了决策阶层、权力阶层，能够潜伏在那里发展。此中的冷暖苦痛，我想当然他会深深有感，而如果他无感并且如鱼得水，那他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为此，人生诡异的是，这两位北大物理专业的人才，都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留下痕迹，而居然在人生中的人文领域中却都提供了最好的研究人及社会的不同案例。它们不仅展示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而且最后的结果也都是自欺欺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也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罢，其结果都是叫人如何不唏嘘！
2016-04-17

注一：維基介紹：高王凌

1950年出生。初中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属初631班。

 六十年代末，高王凌在山西太谷下乡插队。1973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高王凌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读。1976年，高王凌从山西大学毕业。1978年，高王凌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高王凌硕士研究生毕业，与孔祥吉一同留所。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2009年，升任教授，至2010年退休。1986年至1987年，高王凌作为路思学者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访问期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1987年9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2010年，高王凌前往清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至2017年。

2018年8月24日上午11时30分，高王凌在北京逝世。

注二：兩個多月后，我在王凌兄的激發下寫出了一篇回憶何維凌的文字。

憶何維凌及那個時代（上）、（下）：
http://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6/08/blog-post.html
http://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6/08/blog-post_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