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收到先生在臉書上發來的消息是今年二月二十七號，先生告訴我，“三月一日
早上9:30 生生書院
有視訊”。此後四個月我一直忙碌自己的閱讀和寫作，所以再沒有和先生聯繫過，沒想到七月十八日從網上看到，王先生駕鶴西去，這讓我感到極度震驚，一時間甚至完全無法接受，因為我現在所做的題目實際上一直在持續二〇一一年十月認識先生，一九年四月十一號在臉書上建立直接聯繫，一周後通電話時聊過的工作。先生竟然沒有等我做完離去，這讓我的精神怎能夠不感到極度的震驚！
感謝臉書留下了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我和王先生在臉書上互加了可以直接聯繫的朋友後，王先生和我在臉書私信中聊天的內容：
王先生留言的第一句說：“我應認識你？談過愛因斯坦一段話的翻譯。”
我答：“我一一年去拜訪過您。很高興現在信息能夠讓思想容易交流，不過還是遺憾，那時我曾經想過，如果在一個城市，我會到您那裡補課中學。”
王先生：“是你。天涯若毗鄰！”
我答：是啊，這句詩也可以用到思想上！關於那段翻譯，有一段很有意思變化的過程，我太太，還學文後來寫過一篇較為詳盡的文章。
談話中，王先生請我把還學文的文章發給他。就此開始繼續了我和王先生在網上的思想交流，進一步體會了超越地域，也超越中學和西學的“天涯若比鄰”感覺，進一步體會了何謂神交！對於我們共同關心、探究、獻身的問題，我認為我和王先生的交流，在文化思想上可謂有著教科書式的內容。
2.
二〇一一年十月我去臺北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祝，在老友唐光華先生的介紹下我在紫藤廬做了一次題為《西西弗斯的悲劇》的講演，為此有幸認識了王先生。在離開臺北的前，再次到德簡書院拜訪了先生。不僅王先生記得，我也不會忘記那天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我清楚地記得，第二次見面剛坐下，王先生就笑著說，上次聽完你的講演回到家中，太太問我印象，我告訴她，看來只有十八歲。他夫人看著我也笑了。我們一下子就如幾十年的老友那樣無拘束地聊起來。
王先生因為知道我是物理專業畢業，研究並且翻譯出版過《愛因斯坦語錄》及《愛因斯坦傳》，所以特別就愛因斯坦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看法及相關的一段翻譯文字問了我的看法。
那是不久前發生在大陸出版界、涉及我曾經的碩士導師許良英先生翻譯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的爭論。爭論圍繞的是愛因斯坦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號給斯威冊爾（J.s.Switzer）一封有關中國文化及科技發展問題的一封信。這封信按照許良英先生七
六年的翻譯，充滿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八三年修改譯法時依然沒有修訂，後來在不同的人提出異議，並且在九八年征求了美國的愛因斯坦研究專家克萊因後，許良英先生在零五年承認了錯誤，做了修正。
對於這件剛剛發生的事情，我知道但是並沒有詳細地追蹤，但是聽到王先生的問題，我肯定地對王先生說，就我對愛因斯坦的了解，他絕對不會如此地對一個他所不了解的文化傳統隨便地表達蔑視或否定，尤其是對於西人來說，讓他們感到浩瀚深邃、神秘難解的中國文化。不要說愛因斯坦，任何一個稍微有些知識及教養的人都不會有如此輕易的判斷。
為此，就這個話題我對王先生說，就我在德國生活二十年，及對於進入西學後，對於西學，對於一個華人治西學的經驗的領悟，我認為：臺灣的大學的哲學系都應該是以中國哲學思想為主，以了解介紹西方思想為輔！因為對中國人來說，真正能夠較為深刻地進入及把握的是中國文化，而絕大多數留學的人，治西學的人，其實都不能夠稱為進入了西學，能夠在西學ABC上做到較為清楚的，就是很不錯的學人了。這樣的人兩岸不多，五四以來不多。
第二，我希望王先生以地道的中學繼續，千萬不要以西人的思想框架來肢解中國文化思想的內容。無論尼采、胡塞爾還是海德格，都不過是另外一種語言中的探索，充其量也只是一種平行於中國文化思想的探索！絕對不能夠“高”估他們！中國當代最缺乏的是地道的中學！
第三，我知道王先生的德簡書院開有易經課，對王先生說，如果有機會到臺北住一段時間的話，我一定要來修王先生的課。
我說的不僅都是心裡要說的話，而且還有更多的沒說出來，因為那個時期我正在思索這些問題，很多問題還沒有想清。
分手時王先生送給了我一些講演的錄像片及講義，我一直保存在案頭。
3．
文化問題，尤其是東西文化碰撞帶來的問題是王先生和我共同關心的問題。交談中我感到，王先生關注的是西方的一些具有影響的大思想家究竟如何看中國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能夠給現代帶來什麼。而我在那次短暫的拜訪中感到了有很多以前沒感到的問題。
那次拜訪王先生和德簡書院，是我第一次在臺灣拜訪一個民間書院，所以返回德國後我一直在想，王先生和民間書院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思想領域中、民眾的生活中的位置。其中包括它在臺灣社會，在所謂正統學界的位置，和大學的所謂哲學等文化思想課程的關係，它和政府的關係。我沒有在臺灣社會生活過，無從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我卻隱約感到，這書院不僅是華人社會獨特具有的社團，而且可說是中國文化傳統得以繼續的一個很重要的土壤。因為一旦進入正統的，在西學統治下的官方的文化教育機構，一切傳統的東西都被置入西學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桎梏中。
在這樣一種感覺下，我總是感到王先生的追求是“苦苦追求”，是一種“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現代追求！而我這個治西學的，苦思的也正是百年來人類的災難，我、我們所經歷的災難的原因，所以我們是“道友”。而導致我們相通的，卻竟然是愛因斯坦，由於介紹他的思想的一段翻譯文字的討論，而帶來的對於文化根本問題的關切。
這個始於九年前持續到今天的切磋，成為王先生和我神交的永相通的思想橋樑。在我看來，它十分典型地具有教科書式的雋永。一段不會、也不應該消失的，兩種思想道路，東西探索相輔相成的“佳話”。
二〇一一年訪臺返德後，我的生活變得坎坷，記者為生的生涯成了折磨，為此一直忙於的題目進展緩慢，此間雖然和王先生偶有電子信來往，但是一直無暇也還沒有可能更進一步更清楚、詳盡的思想交流。八年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伴隨網絡技術的發達，我們在臉書上成為了像鄰居那樣的朋友，留下了開篇那段對話。如一一年那樣，我們一見如故，這次我們立即開始了上次沒有談完的話題。
在那次對談中，對於思想的相通，對於東西文化，王先生寫道：
“詩經説，心靈溝通，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很神妙。”
“只有human touch，人類心的觸動，溝通無礙。”
“無為、無言、不思、無念，反而溝通瞬間！”
“無念有覺，守本真心；真心修身，以身作證；自證證成，心自證得；即成熟得正果⋯⋯別後報告。”
我告訴王先生，對於一一年談論的文化問題的認識，我已經有了很大的推進，關於中文如何閱讀愛因斯坦我寫了三篇文章，那都是有感於二〇一一年我們的對話而發。我太太也較為詳盡地寫過一篇關於那段翻譯問題的文字。王先生請我馬上傳給他。
在那次筆談中，我告訴王先生關於東西文化問題，文化與宗教問題，五四百年問題，八年來我有了很大的推進，正在動手寫對五四及百年紀念問題的看法，有很多新想法。他看了非常高興，立即回話說：“太好了。痛快一談一問。我眼睛看瑩光會累，下回我們用微信手機談。”於是，我們相約四月十九號，在網上聊。
4.
我實在是沒有想到，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號那一個多小時的電話，竟然是我和王先生在人間的最後一次通話，人生是如此倏忽！如夢！
在那次談話中，由於我知道王先生關注什麼，因此主要向他談了最近幾年在思想上的進展及工作，例如關於我們談的西方哲學是什麼？意識形態是什麼？我對他說，這些都不是過去——五四後很多中國知識人說的那樣。為此，我進一步從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談了如何認識及研究東西文化問題，並且談了正在構思中的如何認識五四百年及其紀念問題。
在那次談話中，針對在強大的西方的影響下風雨飄搖的中學及中國文化傳統，我特別對王先生強調了我對於留洋的人的看法，我認為，這批人為百年來的中國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我對王先生說，五四後，留洋的人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西方巨大的勢力及影響，以及在其卵翼下挾洋自重的中國知識人——內因外因導致留洋的人佔據了研究及教育的有利位置及資源，嚴重地排斥了那些有根基的研究及獻身于中學的人。這甚至使得研究中學的人無法安身立命，極大地阻礙影響了中學的存在。
第二，還不僅如此，留洋的人帶來的最壞的傾向及影響是：本來留洋的人應該留在自己在西方學到的專業領域，認真地討論和介紹這個專業的問題——這門西學研究討論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乃至提醒告誡人們從中文討論這個問題必然帶來的問題及困難，但是他們卻不是如此。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像胡適、馮友蘭一樣用西學來給中學貼標籤，亦或從根本上就是改換形而上學前提，改換規範，重新改造詮釋中學，這在庫恩的觀點看來，說白了就是革中學的命。所以不僅文化大革命的血脈可以追溯到五四，而且整個中文世界的文革到今天依然是佔據著統治的地位。
那次通話時，我正在構思關於五四百年紀念的文章，“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一文，至於其後到今天這一年來最重要的幾個推進性的工作，如關於百年五四的源頭是歐洲的Romantik運動，而不是啟蒙運動；關於Romantik絕對不能夠翻譯為浪漫主義運動，必須翻譯成羅馬化運動；關於現今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西方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的粗略，以及它們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新學科的看法；都是在那次談話後的做出的。而這一年的其後的這些文章，每篇寫作后，我其實都感到和王先生的對話及探討又推進了一步，感到對於王先生多年來堅持中學、中國文化傳統的孤獨的努力，我從西學又給予了一點自己能夠做的支持。
因為即如我在我們的筆談中所說，
“現代社會讓人有時候很沮喪。文化的妄自菲薄，以及疏忽太嚴重了。”
看到了兩種文化，東西以及大陸和臺灣的差異，我不止一次地對王先生說
“很高興看到您在大陸有很多弟子。”
對於王先生的中學，“我真的很羨慕您們搞中學的，可以很地道，且有深度、高度。因為所謂研究西學的，如果能夠一二三數清楚，就不錯了。不只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而更因為文化差異，以及步入西學後所付出的功力。”
為此，我“最希望的是，臺灣厚積自己的文化。”
我和王先生實可謂接觸不多，了解不多，書院拜訪加上筆談電話至多不過幾小時，可直感讓我把他當作一代臺灣文人的風範代表，確信他關注的是純正的文化問題，相信我們的“神交”。
本來我期望伴隨我們思想的深化，有更多的對話與合作，更多的相得益彰，但是卻不料陰陽兩隔、天各一方，就此而別，再不能面覿。所以乍聽到先生西去的消息，讓我內心直感痛！痛！痛！！
它是一種無以言表的靈魂、身心之痛！文化之痛！——天地間走了的是一位貫穿了文化氣息的文人！我深深地感到，先生張揚的精神氣質凝結了我們世世代代所傳下的情感與努力，是以註定植根於文化中的先生一定“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悲莫悲兮痛別離，悼念神交之友王先生！我們的精神永遠是“天涯若比鄰”！
2020.7.22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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