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张丹红及《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致联邦德国议会（2008.09.13）

就张丹红及《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致联邦德国议会

（2008-9-13）

按語：此信中文本從未在中文界全文發表過，德文本系由一位德國政界高層的中文專家翻譯。由於筆者沒有透露過這個背景，二十號，一位被推薦來簽名的人竟然要求修改德文信。為避免打草驚蛇，我一方面沒有告訴他已經在六天前，議會新會期開會一周前郵寄出此信，另一方面同意他的修改。結果他果然拖到議會開會後的十天，十月初，荒唐或者說別有用心地修改後又發出了另外一封信。而它也導致了中文媒體大紀元十號報道此信而引起的另外一個故事，因為這位修改及發出第二封信者，不願意得罪中國政府而公開出來說他沒有簽名這封信，要求大紀元發聲明并道歉。

所以作為歷史，德國議會實際上是在半個月間收到了兩個不同版本的呼籲信，而第二封簽名信系由一位沒有簽名的人修改發出的。全部故事，我會在以後的回憶錄中披露。現在可以告訴你的事，沒有德國有力的德國社會人士的支持，這個發生在十年前的德國之聲事件，不會驚動了德國社會的對立的知識團體的廣泛簽名對抗，受到《法兰克福汇报》、德意志廣播電台等多家德國有影響媒體的關注討論，最後導致議會聽證對決。

這一事件由於從一開始就面臨各種破壞，共產黨政府幾乎調動了它所有的可能，以及由此而產生其它的多種因素，最終導致議會聽證無力而功虧一簣。但是這個事件實際上清楚地讓人們看到：當時德國的默克爾政府以及美國等民主國家試圖在思想、政治及經濟上積極主動地對抗共產黨中國藉助奧運會等開始極具擴張的影響。這一進攻性的努力包括二〇一〇年開始公開搜查調查審判在德國的打入法輪功的特務周超英，二〇一〇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但是天不我與的是，當時德國及西方經濟突然面臨巨大的滑坡，為此不得不停止這一進攻性的對抗，此後則幾乎可說是節節敗退，無法抵抗中國共產黨影響在世界上的擴張。到今天為止，不僅德國之聲，而且BBC、美國之音、自由亞洲以及法廣，都已經遭到徹底的硬性或者說軟性的滲透，其語言方式、思維模式等都完全被共產黨社會的文化氣氛統治。如果說當年可以通過局部手術醫治，那麼十年後的今天，可以說只有徹底切除或器官重置了。

這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歷史故事，沒有這個背景你不可能理解很多事情。儘管很多事情撲朔迷離，甚至充滿矛盾，讓你對歷史充滿疑惑。例如西方想進攻中國共產黨政府利用的劉曉波，而他實際上在奧運會問題上，在化解西方媒體及人權團體抵制上大大幫助了中國政府，他在獲獎辭上同樣化解了西方對共產黨統治的進攻。然而他最終卻竟然還是沒有逃脫共產黨政府最他的最終制裁。儘管如此，我所描述的這個歷史背景卻是真實的。很多事實，筆者相信有一天會水落石出。2018.8.20

最近一年来，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会见达赖喇嘛，以及在中国召开的奥运会，使得《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终于引起德国社会的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部以张丹红为代表的一些编辑们，通过《德国之声》在欧洲和德国社会直接传播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反映中国政府的要求，引起德国媒体、政界，以及海外中文媒体的注意和广泛的批评。事发之后，中共宣传部及其喉舌新华社，从幕后跳到前台，用典型的冷战时期的方法，攻击德国社会、媒体和政治家对于《德国之声》中文部及其副主任张丹红的批评（见附件一），说明了《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的严重性。

《德国之声》中文部“声”从何处来？（2008旧作）

我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道倾向”，及其编辑们所发生的情况是不吃惊的，因为这个中文部从来没有显示出过民主社会的本色。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这些主流媒体驻北京记者所显示出来的对共产党社会本质的敏锐和清楚的认识。

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德国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被一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一些或者本来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毛分子”，或者根本就缺乏学术训练、认识能力、文学感觉的汉学家所搅浑，犹如时下北京的天空，被污染而缺乏能见度。两年前居然有一位占据德国主流地位的汉学家说，他的体会是如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要比台湾还要好。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台居然曾经有过智力问答的题目是，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是共产党？而“正确”答案竟然是“不是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记者，不仅一位，而且是多位，以及德国其它那些这次到中国去的不懂中文，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记者，都毫不困难地、清楚地看到中国奥运会表面辉煌后面的本质。几乎每一个报道，每一行字中都让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共产党社会，和冷战时期的东欧各国几乎没有两样，中国的情况恐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北韩是如此。

其实这本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那种豪华划一的大型团体操；那种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不惜环境，不顾涉及居民死活，不顾一切地渲染、组织、举办的能力；那种无所不在的警察监视；那种作假；那种记者招待会的语言方式，都是以前在有关描述、研究极权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文献中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的。这类“能力”民主国家当然只有望洋兴叹。

你不觉可笑滑稽吗？在北京的街上就是问一万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是多么地不正常。如果被当作社会祥和，民众真正的心声来报道，难道不让你哭笑不得吗？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邓小平的镇压曾经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是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事先就预见到，邓小平一定会血腥镇压。事后他对那些对此感到突然的记者们说，只要没有偏见就不会让邓小平的所谓改革迷惑。因为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从来也没有超出传统共产党的范畴。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2008旧作）

两次世界大战和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经验，使得西方学者对于共产党及极权主义有着深刻的研究。这一研究尤其是在柏林墙倒塌以后，很多以前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共产党社会自身是否能够改变的幻想及绥靖问题，都有了历史性的、经验性的答案。这种对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看法，也表现在他们对于古巴、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乃至北韩的认识。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这种对共产党的认识到了中国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常常打上折扣，很多时候甚至有不愿面对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共产党这一事实的现象出现，例如四九年前后的美国，冷战时期的欧洲，九十年代至今的西方。

曾经使得国际社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原因是，在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先是由于二次大战对抗希特勒和日本，其后由于冷战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西方的某些中国问题专家一厢情愿地特别把中国隔离出共产党社会。然而冷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事实却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切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特点；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

曾经使得西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过去、并且至今仍然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是，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自身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商人固有的趋利性，以及冷战结束后，西方人不再感到

流浪诗人的历史性贡献——談貝嶺（2007旧作）

貝嶺（左）與被綁架回中國大陸的阿海

过去二十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究竟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文化的黑夜中，究竟进行了那些探索和努力，有那些会留下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成就呢？

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贝岭先生，这个起步于当年北京民主墙时代的年轻人，从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所进行的努力……他的努力，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追求史上，在文化史上已经留下了不会被抹掉的痕迹。

（1）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文化领域中能够看到的，由大陆的知识分子、作家办的非官方的留在纸上的记录有两个刊物，《今天》和《倾向》。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两个刊物中，《倾向》个性、特点都更为突出。

《倾向》之所以创刊出版的确是因为另外一种倾向。这另外一种倾向是什么呢？从更广阔的原因看，贝岭创办《倾向》是受八九民运、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这一时代和历史的潮流的影响，是延续他在七十年代末期，文化革命时期产生的对于专制反抗和反省的产物。贝岭的血液中流着的是布罗斯基、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一类异议艺术家诗人的血，所以他不可能在专制的桎梏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沉默。贝岭的创办《倾向》的冲动是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冲动。
然而，促使他出来创办《倾向》却也有着更为直接的、具体、狭义的原因。这就是，即便是在九十年代初期这样一种时代气氛下，中国的流亡艺术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

延续七十年代末期在北京民主墙时代，重新在海外复刊的《今天》，尽管九十年代初期已经今非昔比，在物质上有了强大的后援，但是却没有表现出独立、自由、在艺术上更为广阔的、更加人性化的追求，没有鲜明地表明和极权主义专制文化的彻底决裂和毫不妥协。

《倾向》毫不回避地明确地显示出它和布罗斯基、哈维尔这一族群的知识分子的血缘关系，它和《今天》的这个明显区别，也是《倾向》出版后能够让人感到新鲜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归传统与分离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王治文先生的启示

因为法轮功问题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无论判刑前还是判刑后，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上都没有任何豪言大话，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坚持他的信仰和做人。然而，读他的家书，读他的精神，却使我感到，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促使中国社会走出黑暗以深刻丰富的启发。

一．历史探索的思想理论问题

从七十年代初期，彻底反叛了共产党及其社会以后，我一直专注思考研究共产党及其社会的文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对人类和中国的危害那么大，迷惑了那么多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探索使我走向了启蒙思想传统、科学哲学。到九零年，对共产党专制的研究和探索使我开始在概念上集中到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十几年的探索中，对比联想不断使我提出很多问题。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为了更好地理解王治文先生，我提出其中两个我认为和今天的研讨会有关的问题来和大家进行讨论。

在当代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中，除了阿伦特，我认为，不能把她归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外，其他几位都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阿隆，后来移居到英国的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生在德国、长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而几乎所有的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都和德语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提出了很多经典性的研究极权主义的方法，探索了各种典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

我在九七年、九八年集中阅读当代极权主义问题专家达伦道夫的著作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极权主义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反对一切传统，第二是反对近代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原则。

追寻达伦道夫的思想，我看到八九年最后战胜了共产党专制的东欧社会，在抵制、反抗共产党的四十年的历史中，传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波兰、捷克的教会。他们几乎成为对抗共产党的精神领域的最后的堡垒。而最差的东德，在最后时刻，星期一和平大游行也是从教会启动的。反观中国，我这个以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尽管此前已经开始改变了观点，但是达伦道夫的看法还是使我联想到了更多的问题。难道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既然共产党思想不是起源于中国，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传统对于共产党“反对一切传统”的抵制？达伦道夫所说的这个特点难道在中国失效？

最根本的分歧是什么？ ——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一九九二年，六四三周年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如此发达的网路，通信还无法如此迅速，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还非常困难。围绕六四，尽管已经过去三年，但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追求仍然在持续对抗和争论。由于我在八九六四前就已经来到德国，并且在八九年底作为第一批留欧学人访问了台湾，因此逐渐在海外有了一些熟识的媒体。身在大陆的许良英老师，当时经常通过信件和友人给我带出一些信息，并让我在国外协助发表，以让海外的人更多地了解六四的真实情况。这篇化名为“陆仁”的文章就是当时由友人辗转带到海外，由我帮助发表的。现在，时过十五年，六四也进入了十八周年纪念日，鉴于当时的传播有限，文章中提出的问题重要，所以我在友人的建议下，再次拿出来发表。

促使我再次想到这篇文章，拿出这篇文章重新发表的是，最近居然有一些人，突然提出六四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那些被镇压、被迫害的人一直充满仇恨，不能宽恕，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澳洲和新西兰居然有一些人提出要组织一个“和解智库”，推出一个“和解”的论坛。这真是匪夷所思！本来“和解”这个提法，即便是专制者主动提出都是极其虚伪和居心叵测的，因为专制者要做的是认罪，要接受的是被审判。然而，现在这个“和解”居然是由一群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提出，这就更令人厌恶和恶心了！

现在我重新发表这篇备忘的文章，是想说明，我们和他们的追求不仅现在不一样，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从我们走向生活、走向社会就有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对专制者的态度和感情不同。我们不爱共产党，不爱极权专制者，我们不想从他们那里分一杯羹！说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更值得思索的是，从笔者九零年开始激烈地抨击党文化以来，在八九年六四后产生的海内外的所谓“异议人士”中，不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是仇恨和孤立。

从根本上摒除党文化，形成一个运动是在零四年——法轮功学员们被残酷镇压五年后，大纪元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明确地提出要清理党文化，彻底抛弃共产党。八九运动十五年后遭受镇压的知识份子没有能够明确提出的，因法轮功被镇压的知识份子在五年后走出这一步，并且一经走出来，就如精卫填海，义无反顾、不可阻挡。

“五四”口号“科学与民主”的误区（2007）

无论人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承认接受，八十八年来，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以及伴随它的以反传统为其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历史事实。它的具体表现是，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文化上成为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文化革命，直至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在历史上把中国导入二千年来最黑暗、最腐败的一个时代。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以世界为背景的历史中审查这个口号在中国所产生的思潮及其位置，就会立即发现，在它兴起的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史中它却是位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的各类左派和右派的潮流中。（参见笔者“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

那么，造成这个经验事实，究竟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部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出了问题，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出了偏差？

今天大批来到西方的中国学人、侨民都不仅看到，而且亲自体会到，科学与民主的发源地西方，不仅传统保留得非常好，而且丝毫看不到文化断裂、环境、道德曾经崩溃过的痕迹。例如相对来说具有最完美的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英国、瑞典等国很好地保留了王室，挪威没有王室，还要引入王室。相反，当代两个极权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从来自己也没有产生过民主，它的民主是战后盟军用枪给与的，却和中国一样没有了王室。中世纪最黑暗、最蒙昧的基督教因为从政治中退了出去，所以宗教得以作为信仰与文化保留在民众的生活中，社会才真正有了人权、自由、民主，保障了文化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