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談仲維光“梁君新史書《兩岸之路》序”

張英【歐洲導報社】

(《新纪元》2014.1.23, 362期)

眾所周知，德國仲維光先生是硏究西方思想史、科學史的著名學者専家，如今郤從中西文化視野比較切入，對梁君新將軍巨著《兩岸之路》史書，長篇謹序，新的建樹。仲序如同梁書本身一樣，對當代中國兩岸朝野，尤其文史哲教學界，具有獨特的創新高見，啟迪今人的導向性意義。

仲維光序文，對梁君新這部三百頁的新穎史書，從五個方面，概括述評：一、史料豐富，描述清楚；二、史學傳承，文以載道；三、文化靈魂，家國情懷；四、傳統中國，分久必合；五、兩岸之路，勿忘前程。在對『獨立』作理性剖析同時，指出維繫和弘揚中華文化才是促進『統一』的基石。

仲維光序言，最後結語，高度概括，畫龍點睛：“一部史書不是讓每一個讀者都相信作者的觀點、觀念。如果一部史書能夠提供給你詳實豐富的史料，清楚的看法，讓你能夠從這部書中去對歷史、現實

分析思考，從而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誑語昏話，欺騙煽動，那這部書就是一部好書，一本能夠在世間留傳，擁有自己地位的好書。為此，我以為，梁君新將軍這本書在兩岸發展走向的歷史中肯定有著自己獨特的地位。因為歷史證明，歷經兩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徹底毀滅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宇宙觀，中國文化的形而上學前提，是無法輕易否定的，所以『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未來或許應該不僅是中國社會，而且應該成為人類社會的走向。在這種意義上仔閱讀梁君新將軍的《兩岸之路》，閱讀百年來孫中山一代人的努力，梁先

“红”字下的反人类罪 ——重发红卫兵是如何诞生的一文按

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写于大约二十年前，一九九六年，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促使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因为一位到了德国的清华附中学生居然在三十年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不属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看法。我那个时候在认识论的问题，思想方法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上探究。这类历史问题、回忆问题本来我是准备在思想工作，也就是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整理记述，但是由于那个刺激，并且也想到趁着记忆力还好，把一些东西先写出来也有其好处。

那篇文章因为内容都在脑子里，所以写来并不费力，只化了三四天的功夫。当然还因为我当时正在构思写作另外一篇文章，关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与极权主义专制的关系，也就是我那时提出了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教条的和实用主义的。这后一篇文章是我更用心的。但是两篇写毕投出去后，第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引起的反响远比后一篇我着力很多的理论性的文章大的多。这后一篇文章被刘晓波注意到，并且在九九年的文章中使用了我的观点。所以我真的以为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及态度有了改变，在后来独立笔会的选举中把票投给了他。但是其后的发展让我看到，词句的接受不等于立场和处事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还学文；宋彬彬与文革

--令人无法承受的道德倾斜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卡玛拍了一部讲中国“文革”的纪录片《Morning Sun》，《初升的太阳》。怎么会用这样一个名字，使人感到突兀。对于无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他们一生中最阴暗－如果不说是最恐怖－的年代，实实在在是没有阳光、没有希望。看过电影之后，感到《初升的太阳》倒也实至名归。对宋彬彬、骆小海们而言，他们生命不曾有也不再有“文革”中那样不可一世的时刻，如旭日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一样风景，两样心情。

在全球化的今天，制片人卡玛尤其具有国际性。她特殊的身份，使这部影片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西方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她的中国“文革”文本，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曾经成长于那个国度、经历了那个时代西方人，相信她了解在那个国家发生过的事情。但西方人到底是雾里看花。中国观众、尤其是经过“文革”的当事人，无论是当年的“老兵”还是“狗崽子”，看了电影都不难查觉到，卡玛对于“红卫兵”－当年那些“老红卫兵”、那些“初升的太阳”－情有独钟。

银幕前后，作者着力为宋彬彬辩白，一定要为这位当年上了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大名鼎鼎的老红卫兵平反。也许我孤陋寡闻，但是查看网上“宋彬彬”的条目，关于宋彬彬打人，重复引述的只有电影中提到的那条消息，并没有卡玛说的复数的“那些”传言，也不见有有铺天盖地愈演愈烈之势。卡玛要为宋彬彬鸣冤，理由不必外求。

梁君新將軍書《兩岸之路》序

自解：

這本書三百多頁，我著實地仔細閱讀了一遍以上，眉批、雜感記下來不少。最後等於在其中釀制出這篇東西。于我自己的滿意就是在文中能夠提出別人沒看到的問題和我自己的想法。這是我寫每篇東西的前提。

這篇東西最後找到的中心，也就是我提出來的問題是，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話是有形而上學前提的。西方二元論的思想方法則不會分久必合。其二就是沒有一個客觀的國家形成的法則，如契約論等。國家形成有其非理性，形而上學的基礎。這也就是說每種國家形式都滲透著文化。現代國家是基督教文化產物，國際法、國家法和形式都把中國等東方國家至於不利位置。

第三就是，我雖自負，可寫此文的時候，翻看梁漱溟們二三十年代的文章，也就是人家二三十歲時的文字，讓我感到極為慚愧。此生還是努力不夠啊！本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做更多的事情，為此不能說是沒有枉對父母給的才能。為此更希望健康，能夠繼續有所進取，有所進步。也是為此，近來才經常想，如果當年走入自然科學研究，我能做的發現和推進可能比這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工作更有成效，更有意義。因為無謂卻不得不浪費掉的時間和精力太多了。如此社會，如此人生！

“詩”還是“觀念藝術”《上》——對當代中文詩歌的質疑和拒絕

提要：

本文（上）從當代中文詩在中國讀者中的尷尬地位描述了這兩代詩人的來源。他們模仿、繼承的不是中國詩歌，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四九年後的現代詩、翻譯詩。接著闡述了爲什麽說翻譯釋詩不是詩，簡略概述了中國文字的一些特點。

本文（下）論述了爲什麽說翻譯詩和朦朧詩造成中國詩歌和語言的蛻化，爲什麽最近四十年來，起自朦朧詩的當代詩人的作品不能夠稱為“詩”，只能夠稱之為“以文字為材料”的“觀念藝術”。從而最後提出：當代中文詩必須回歸傳統，回歸自己的語言規範。

這又是一個人為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三十年來，人們厭惡當代中文現代詩，遠離這些現代詩，幾乎所有的人都被迫說自己不懂詩，但是卻依然沒人願意出來公開拒絕它，更不要說分析否定它。為此，忍受了幾十年后，我決定還是花費一些時間把它說出來，抛磚引玉，以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和探究。

我決定把問題提出來還因為它涉及的不僅是詩歌問題，而且還有更深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所以描述、探究這個問題是值得的。

1.文學領域中的癌變——當代中文詩歌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讀于小康“身份”

友人傳來于光遠的女兒于小康的短文，“身份”。短短數語，很平和，可讓我感到她對人生的徹骨之痛——那個遠去的但卻永遠抹不掉的、殘酷的過去，那個毀滅了多少人一生的過去。

感覺只對有感覺的人才會有，切膚之痛更是對有生命力的人、曾經對人生充滿希望的人、炙熱地熱愛人生的人才會有。因為有美好，嚮往美好，因為美好竟然是如此被殘酷所蹂躪，才會有此痛感。

痛定思痛，平淡意味的是更深的失望，更深的痛苦和悵惘。這人生就被這樣的“歷史”毀滅了，這親人就在你眼前讓這浪潮捲走，這人性、這愛，就如此百般無奈地被踐踏。

三十四歲被害的孫歷生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十多歲的于小康們正在人生最需要愛和呵護的童年，五十多歲的于光遠則正當最智慧、對人生、人性最有感悟的年齡。可漩渦中，黑暗中打翻顛倒了這一切！

痛定思痛讓我感到，對人來說，最殘酷的是把人的感覺、人的思維徹底地毀滅。如果人們公認這是人類歷史、中國歷史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一個時代，那麼居然有人能夠不看它、忘卻它，居然有人能夠在這樣的殘酷面前，為自己、為這個時代遮掩、緩頰，是可忍，孰不可忍！

關於轉寄王友琴、于小康有關孫歷生、于光遠問題的文章按語

XX兄：

隨附于光遠的女兒，于小康的幾筆文字，看來她對人生很有痛感。這也讓我更加感到，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尤其是知識人好像真的被共產黨揉成了碎片。我指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因為我自己從七零年覺悟痛感這一切後，終生的工作就是力圖把過去被粉碎的靈魂碎片從新正常地拼湊回去。

我把這兩個附件也轉發給了一些朋友，轉發的時候加了幾筆評注，現在這幾筆附注也轉給兄：

記得有人曾經問過我，是否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好點。我的感覺恰好相反，由於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中國共產黨比別國的共產黨更壞，更殘酷。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幾乎只有柬埔寨可以比較。即以于光遠為例，他極為典型。這個人一輩子干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既無學問，又無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是癌變了的。可幾乎很少人看到這點，還在歌頌他的開明。這類知識人既是《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奠基者、積極推行者，又是畢生都在力圖讓《真理部》改善得更有效者。共產黨如果只是工農幹部，大約中國還不至於如此壞。中國四九年後社會、文化的毀滅都是在于光遠、蔣南翔等所在的群體的努力下進行的。究其一生，于光遠和蔣南翔一樣一直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英社”（見《一九八四》）骨幹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