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笔会秘书长韦斯纳（H. Wiesner）先生谈柏林诗歌节产生的争议

六月二十五号柏林诗歌节邀请了两位来自大陆的诗人及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诗人廖亦武举行了一场对谈。对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德国笔会秘书长特别为此给主办者写了一封质疑信。以下是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柏林诗歌节，是在德国享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活动，今年是第十六届。六月二十五号诗歌节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当代诗歌及诗人的对谈和朗诵会。座谈会邀请了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诗人，及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廖亦武先生。由于这场对谈讨论会主持人的主持方法，对谈内容，诗人的态度，使得这场对谈会及其后的朗诵会，从当晚开始，一连多日在德语和中文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记者获悉，出席讨论会的德国笔会前秘书长韦斯纳（Herbert Wiesner）先生还为此特别给是诗歌节的主持人，沃尔法特先生写去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批评信。这个反应在德国文学界可以说是相当不同寻常。为此，记者七月八号中午采访了韦斯纳先生。

柏林诗歌节廖亦武痛斥大陆御用诗人

六月二十五号柏林诗歌节廖亦武等四位来自三地的诗人的对谈和朗诵会在网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和讨论。旅居柏林的著名画家孟煌作为观众出席了这次活动，关于这两个活动，以下是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对孟煌先生采访报道。

今年柏林诗歌节，六月二十五号下午五点半，德国主办方邀请了流亡柏林的诗人，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得者廖亦武，以及另外三位来自大陆和美国诗人举行了题为“诗歌与政治，故乡与异乡，当代与传统，监狱与学术——两者之间的对话”讨论座谈会，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活力与死劫，七点半举行了朗诵会。

记者获悉，几天来，这次讨论在中外文学界、文学爱好者，以及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中引起了持续的、热烈的反响和讨论。为此，记者采访了旅居柏林的著名画家孟煌先生。

杂谈北京老三届中学生七零年前后的“反叛”

号称乾隆三大家的赵翼论诗：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生长于黑暗年代，一个遭受重灾的园林中，也依然会留下我们的生命在挣扎中的光华。

缺乏感觉的人永远是随波逐流，营营苟利之徒偷窥关注因循的是社会既定的阶梯，而任何一代人中有才华的人则都是骚动不安，痛苦彷徨。我以为，我这一代人——文革前入学的北京老三届中学生中有才华的人，由于时代，这种反应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它的特点就是两个字：“反叛”。

我们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在最重要的走向人生及人文领域阶段与“反叛”紧密相连。那时候的我们，一方面恰好是处于生理上的反叛期，另外一方面则是文化大革命被欺骗后的反叛，思想精神上的反叛觉醒。

这一切大约开始于六八年夏天后，六九年的插队高潮把这一个反叛推向不同方向，不同深度。生理上的反叛这里我不多说，只简单说说那时在精神上的反叛。在我们那拨人里，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的一小部分活跃者，从六八到七一年影响我们感情上的反叛的有几方面：一方面是受《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颓废派的现代读物影响，另外一方面是受雷马克、海明威的反叛对抗性的作品影响，再有一方面是受古典的雨果、托尔斯泰、司汤达等的传统思想感情的影响。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是反叛性的，让我们对共产党社会那些因循者极为蔑视。坦率说我后来对北岛的看法一直有前期的看法，因为他是因循的，无论思想还是语言都没有走出以往的窠臼。也正因为此，我对他那些充满革命豪言性的诗歌，如卑鄙、高尚、渺小、高大……等，没有看出好在哪里。

那段时期在思想上反叛则受吉拉斯、托洛斯基，甚至普列汉诺夫等的影响更大。因为那时候

共产党专制究竟毁灭了我们什么？

——就三个文化问题致友人的信

XX，你好！

收到你发来的赞扬张火丁的文字。关于张火丁，我想说的是：我对当代中国大陆京剧的否定性的看法，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对张火丁，后来才深入到对张学津这些人。当然我对当代共产党社会的“京剧”的看法首先是从对样板戏开始的，但是对样板戏的看法，单只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人们就能看到它们的荒谬性和毁灭性，而真正对京剧的毁灭其实是从四九年，乃至可以说五四后，左派导入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了。这种毁灭是根本性的，齐如山先生早就感到，并且有所论述。这种毁灭到了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四九年后，尤其是到了文革不过是到达登峰造极，非常赤裸裸而已。

我在再次有机会系统地欣赏京剧后，从对样板戏的看法很快感到了的这些根本的变质。而这

“文革之后无京剧”续谈 ——李和曾与京剧欣赏

一

有台湾网友在《新纪元》上看了我的“文革之后无京剧”一文，对我对李和曾的评价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虽然我个人喜欢高庆奎胜过李和曾非常多，但李和曾在许多高派系的传承上有重大的贡献，现在留下来的三斩一碰还有逍遥津都是相当经典的演出，仅用他的这张二六就否定他艺术的全部是否有失公平？”而对于谭富英他说，“我实在怀疑他的艺术高度是否与其他几位四大在同一个水平。他早年成名后因为谭小培的原因没能好好向余叔岩问艺，导致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在卖嗓子。中年嗓音下滑后可取之处更少。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孙只学会谭派的糟粕，好东西都没有了。 我认为谭富英无论在嗓音，用气，做表，继承，教学，各方面其实都没有比李和曾好。 只是刚好这张唱片中李和曾的特点没有被表现而已。”

对此，我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及留言，其次则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谈谈对于这些问题的感受。而这些看法也可以说不只是对李和曾及京剧，而是对艺术，对人生，对人的精神和追求的看法，当然更离不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

二

艺术之审美是很主观的事情，大约和饮食一样，有朋友说，西方人和中国儿童喜爱麦当劳，无法享用中餐之淡雅之美，如米粥、绿茶，乃至海鲜之丰富，西语甚至根本没有“鲜”这个字，全在于味蕾的发展状况。是否如此？只能说大约有两个经验事实，那就是中国孩子大都是在成年后才真正体会到中餐之美的；而大多数西人，

谈学术领域中的党文化及“新话”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笔者按：（2015-01-26）

这两封与友人探讨当代中国知识界以及陈寅恪、冯友兰问题的信，或者更明确地说，探讨党文化中对于理性等概念的扭曲和再造，探讨为什么它们是一种新话的书信，写于二〇一〇年。之一发表在《新纪元》杂志第243期（2011.09.29），而之二则一直没有发表。人生匆匆，现在不觉四年半过去，中文知识界对于这些概念及问题依然没有讨论，更遑论推进对它们的探究了。但是，这些思想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么就再讨论其它问题就是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可以说以讹传讹。

我之所以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也就是这些基本的概念问题是根本问题，是因为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逐渐”意识形态化，四九年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随之又导致最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彻底“党文化化”。这一切可以说完全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曾经指出的党文化、新话的活现实。

为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两封看来讨论具体概念和问题的信其实针对、分析的是这十年来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党文化。这个党文化不仅是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而导致一种以论带史的“假大空”——在思想方法上彻底地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癌变，而且还推出了一整套的奥威尔所说的“新话”、新的语言方式。这种新话、新的语言概念和语言方式首先使人们忘记了那些原来概念的含义，尤其是那些翻译过来的思想及概念的原文意义是什么。为此，就如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共产党社会中再看到那些概念，再使用这些概念也根本不再是原来的意义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笔者过去曾经讨论过的、现在中文世界普遍使用的“自由主义”、“科学”以及“启蒙”了。在本文中讨论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解释的遭遇也是如此。

“极权主义”与“世俗化、政治化宗教”问题的一点解释

极权主义与政治化宗教问题在极权主义研究中几乎占半壁江山。我对此做过一些介绍，这里我要说的是，我并没有说过极权主义概念来自一神教，而是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宗教，政治化宗教，替代宗教，这些都是研究极权主义西方专家的提法。在这里对于“宗教”，我所做的强调是，religion这个概念都是指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非佛教，更不是道教，儒家。为此，没有人会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佛教，政治化佛教，替代佛教。自然更不会有世俗化道教，或世俗化儒家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