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前提 ——从文化思想史谈法学及大学西学教育

一．问题

有大陆研究生来信问我几个问题，其中关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翻译问题，我已经著文讨论，此外关于治学问题如下：

“……关于学业，晚辈也有些困难，不知先生能否指点迷津。我现在面临几个问题：

1．您提到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我也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总感觉有些问题理不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批判，正规的学术研究或讨论问题到底该怎样具体的进行，等等。所以我最近想认真地读一读奥威尔和阿隆的著作，也包括您对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文章。

2．我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而不是研究政治或文化的，虽然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专业领域。中国刑法是学习德国和日本的，所以我想读读德国学者的著述，尤其是刑法哲学相关的专著，但是中国的翻译让人很不满意，读起来很吃力。另外像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的哲学更是读不出个脉络。”

对于这两个问题，尽管不完全是我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曾经经历过的探索经验还是让我可以勉为其难，提出一点可能对这位小友有益的想法。

二．浅谈治学方法问题

大约在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高中毕业失学，为此我为自己确立了目标：要通过自学把共产党问题，共产党思想及马列主义思想问题研究清楚。如此，为了这个

周末分享：音响·录音及卡拉扬的效果——致友人的一封信

AJ，又有感受给你讲了。

周末把当年给孩子买的一个袖珍音响，收音机带CD取回来。不想居然配上闲置的那对Bose 100 效果非常好。这对Bose是我十几年前在街口那个店因为便宜买回来的。由于有了其它大型音响，一直没花时间玩转过它，不想这次成功。如此我的工作室也就有了一套可以凑付听的音响。可您老不知道，这个成功使得我在听马勒第九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发现。本来这次试听让我觉得这对喇叭的空气感不错，可是我听那张卡拉扬的马勒第九，格拉姆风出版，怎么听怎么干干的，不堪听，我很奇怪。觉得这个音响还是不可听。到最后忽然想到是不是录音所致，于是换了一张索尼版的伯恩斯坦的马勒第九，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效果立即出来，音色极为漂亮。

关于录音公司录制出来的特点和质量，这个比较给我上了一堂课。郑延益书中也提到过这点，可如此严重，我是没想到的，此次居然自己亲自体会到。

从中文对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著述的翻译谈起

一

有大陆大学中读研究生的年轻朋友知道我非常推崇阿隆的思想，因此来信问我关于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两个中文译本的问题。一个是台湾蔡英文先生翻译的“台版”，另外一本是大陆的吕一民先生和顾杭先生翻译的“陆版”，他在对比阅读中碰到四个问题：

1.两个版本的序言大不相同，陆版比台版少了好几段，而且最后几段也不相同，不知何故，哪个版本更接近原文。

2.第三章无产阶级的神话中第三段，台版把党加引号（即，“……而是‘党’”），而陆版直接翻译为政党，没有做特殊处理（即，“……毋宁说是政党“）。不知原文如何表述，台版和陆版的不同处理，是何原因？

3.第三章“无产阶级的界定”部分的“汤恩比”一段，台版是“且怀疑任何先知的语言”，与陆版“并容易受到先知的召唤的影响”，意思完全相反。哪个译本正确？

4.第三章最后部分“政治乐观主义”，陆版比台版少了很多，看来应当是陆版漏译了。为此，他不知是译者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的。对于这种能够出版却被译者主动地任意删节，他很不理解。

这位小友提的问题虽然具体，但是涉及的其实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我几乎都曾经经历过。

首先是对于阿隆，这是我最为推崇的几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为了读懂他，我不仅几乎收集了所有翻译成德文本的他的著述，以及部分英文及中文翻译本，而且收集了最为重要的德

语世界研究他的著述。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最早在德文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章中接触到阿隆后，在九四年回国时发现九十年代初期大陆已经出版了阿隆自己的回忆录的中文本，《雷蒙·阿隆回忆录》。这是由法国人资助翻译出版的中文版，结果我发现，翻译的糟糕透顶。由于翻译者根本就是带着真理部配给的眼镜，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以及它所规定的中西哲学术语的对照翻译，因此根本无法再现真实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问题，也更无法准确呈现启蒙以来的近代自由主义思想，说好听了这个翻译本是雾里看花，说不好听根本就是一面哈哈镜。法国人出钱资助出版这样一个低劣的译本，真可说是一个嘲讽。而阿隆如果活着一定会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翻译和出版人的精神状态，其行文带有的气味儿，都是阿隆一生最厌恶的东西。

重发“魏京生与陈子明刘晓波方励之们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演讲按语

Youtube重发荷兰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演讲链接网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TZEeqEFo8

这是今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底在荷兰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的演讲。由于时间关系只讲了一个开头及非常粗糙的大纲，也就是应该在什么思想基础、什么原则上出发评述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而这个题目的另外一部分，为什么陈子明们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的具体论述，有头脑的听众其实是可以由这个基础和原则自己去展开。当然大家也可以等我完成“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一文后再来为大家做进一步分析及解释。

我之所以在这里匆匆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批人极其严重地败坏、变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异议运动，离心运动。现在讲已经是太迟了！

我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其实陈子明们自己也不会反对。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如他自己所言，究其一生他从来没有公开声明过反对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反对一党专制。他也真的甚至就是在暗中也没有从事过。不然他和何家栋的关系不会是那么始终如一，那么血肉相连。

何家栋是何许人，他是《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执笔者，典型的“真理部“的核心

吾祖仲由 ——怀念母亲梁春芳大人

一

“吾祖仲由”……

这是一个看来平白的陈述，但是在信天地间生命、生物、宇宙神秘联系的中国人来说却也是一个神秘的命题。

一九六九年。我对思想和生活的追求让我走向反叛的道路，没想到这一步居然走了二十年，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才可以说彻底地从共产党的文化及精神中走了出来。到那时，我才可以说不再是一个被彻底极端西化了的“观念主义者”，也就是不再是“意识形态分子”；与此同时，我不只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启蒙以来的经验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血液中的传统遗传，越来越强烈地展现出来。

我的研究生导师许良英先生，目睹我的变化感到非常奇怪，问由德国回去探亲，我的好友基督徒王立新：仲维光哪里来的这么多传统的东西？

哪里来的？当然让我反叛并且返回传统的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方法，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可浓烈的、不可收拾的传统精神和文化，那不是返回就立即能有的，那是血液中的、骨子里的。而这何处来，何所去的血统？…… “吾祖仲由”，大约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在youtube重发2006年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采访录像的按语

（2015年9月30日）

这是二零零六年在新唐人电视台的一次采访录像。没想到将近十年过去，中国社会的变化很多，但是中国知识界的变化实在说不多，甚至后退。

标志知识的进步，或者不用进步只说是变化，不在于有多少得奖者，而在于讨论的问题，文化氛围是否有所变化，有所推进。就这个意义上说，评论中提到的知识精英从没有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过反省，也毫无变化和新意。为此，最后一定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为一个力抗这个时代的、孤独的求索者我确信，不是在这个时代默默地探究的我，而是他们一定会被浪淘尽。从零六年到今天这将近十年我们在知识界留下的痕迹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为此，我再次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和我们一起思索、反省。

仲维光还学文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QAeAysUik

仲维光还学文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nmFbx7dbA

关于哈维尔进入中文界的故事

2003攝於布拉格

1.

最近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大陆看到我对哈维尔的介绍文字，提到我与哈维尔进入中文世界的关系。近年来我很少提及我和哈维尔进入中文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进入二〇〇〇年以后，哈维尔已经成为中文界的一个时髦题目和人物，很多人都在往上靠，于是我自然往后退，而这更由于零九年之后，哈维尔在政治运作中的很多做法让我极为诧异，为此，此前我介绍哈维尔的事情我自己就有意识地、选择性地不愿再提及。当然也因为我向来关心的是问题，如此三个因素加起来，对于介绍哈维尔的经历，我自己不仅从来没有谈过，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件事后来对中文界的影响。

使我第一次感到曾经做过的这个事情的意义的是廖亦武。如上所述，由于长久以来一些人已
经把哈维尔之进入中文界当作自己的招牌，由于零九年后有些人很好地利用了哈维尔人来肯定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所以我甚至已经不愿意再谈及哈维尔。所以在廖亦武到德国后，我和他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他首先特别重点感谢我曾经引入哈维尔，并且谈了那时对他的鼓舞及影响。这他的这番感谢真的让我很感动。他让我感动的不是我自己如何，而是深感老廖是个实在的人，有底气不怕说实话的人。而在那之后，最近一两年这件事情居然又连续被几位新结识的小友提及，为此我突然觉得哈维尔进入中文界的故事很典型，作为历史谈几句，讲点故事应该对研究问题，对现在认识我们社会问题很有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