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超越与“大西藏问题”探源 （2009旧作）

1．科学与信仰

学习、探究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四十年，我一直认为科学教给了我启蒙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反省、辨析的态度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使用这种科学的提出问题的方法，描述解析问题的方法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索的深入，我却更深地体会到，在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外，甚至可以说之上，还有一种超越的，导引这种具体方法的“思想”与“精神”，它驾驭着你的整个研究和分析的走向与领域。

究竟它是什么？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发现，一切理性的研究分析，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科学家如何研究，以及他想要在研究中得到什么结论建立在他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信仰态度，或者说他对于世界的感觉，他潜在的气质上。

世界只有一个，人们感觉到的世界却是如此的不一样。文学家把这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对生命、生活的描述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科学史家发现，这种分类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科学家的气质特点同样适用。在科学中也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科学家，现实主义倾向的科学家。

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科学家想象构成使用的理论，对世界可能存在形式的看法，与现实主义

政治诱惑下的知识分子—再忆马汉茂教授（2009旧作）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质紧密相连的问题，所以，大约从七三年开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我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九九零年，我到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那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时候，它是貫穿我一生的主要研究题目之一。为此，我经常和马汉茂教授谈论知识分子问题。

我当然是把马汉茂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来看待的。这一点特别对我这个刚刚从中国出来不久的人来说，是不会怀疑的。然而，没想到有一天在我和他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半开玩笑地说出一句话，知识分子问题的确很复杂！我算不算？教授是否算是知识分子，还是有争议的！

马汉茂教授的这句话，以及其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所遇到的一些描述困难，促使我几年以后试图重新定义（用Intellectuls），来考证区别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在纪念马汉茂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仔细想来，作为有着固定的历史及思想含义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这个职业是否算是知识分子，马汉茂却是一个具有典型知识分子特点的人。

一八九二年出现的这个“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概念，它指的是那些为追求观念，以思想为生活的人，那些不断审视他所在的社会，及其现存价值的人。它明显地区别于那些以知识和技能作为工具或商品谋生的（Intelligent）各类人员。

马汉茂的职业虽然是教授，但是他让我感到，他其实和我一样，是一个耽于知识和精神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够拘泥于技术细节，沉溺于重复性工作的人。

在纪念会上，他的两个妹妹说，马汉茂少年时代，喜爱弹钢琴，还会吹管乐，喜爱动手做一些乐器之类的东西。这就让我更加感到，他充满艺术气质，生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殊气质，使得他生来就被夹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而这个思想和现实，在我，在马汉茂，都更加尖锐地显现在精神气质与政治的冲突中。在我，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在马汉茂，则是因为他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生活让他同样摆脱不掉政治的束缚，政治的困扰，甚至迫害。

我还活着，还在“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中挣扎。这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义务、责任，有能力继续做一些努力。而他，大约是因为生活在更自由的西方，因而选择了另外一条摆脱这无谓的、困扰的途径。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原来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忆在鲁尔大学与马汉茂教授交往的日子（2009）

（永远的怀念——忆马汉茂教授之一）

我认识并且和马汉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离我们而去又是十年。

十年交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十年分离又让我们感到失去了什么？这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说终生对他的怀念。

我和马汉茂教授交往的那十年，是非常特殊的十年。他从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是人生中最成熟的十年，生命的顶峰。而对我，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作为一个从封闭社会，从极权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十年是特殊的，无论从生命还是精神和知识的意义来说，它都是进入一个人最有创造力时期的十年。

本来这个“时期”对一般社会的人来说，是已经进入完全成熟的时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由于生长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一个病态社会，各方面的彻底转变，知识框架的建筑却还在进行。然而这却正是第三世界，尤其是来自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共性。谁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方面的变化，就只能够证明他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还停留在共产党教条的文化世界。

我是从一九六九年冬天开始，从感情上、思想上全面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开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等哲学问题，思想问题的研究探索的。

第一个十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识论、思想方法的探索，以及相应的各方面知识，数理、文史、外语的学习准备时期。

第二个十年是知识框架、以及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完成时期。

认识马汉茂教授，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三个十年的开始。这十年是我基础工作完毕，真正全面进入研究和创作时期。在我和马汉茂教授的十年交往中，他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我在他那里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他潜在的影响。正为此，马汉茂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在今天纪念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更感到这十年和马汉茂教授的交往，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字语言”的变化。

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彻底转化，其中包括对近代哲学问题的把握，数学和理论物理、外语基础的奠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上走在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路上。但是我必要说的是，正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走完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段路。

在欧洲议会中国政府残酷镇压法轮功十周年的听证会上发言（2009）

——远方共产党残暴践踏的依然是这个星球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

第一，宗教和思想在最近六十年的中国，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从来也没有过自由。

第二，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的镇压的惨酷程度，对中国人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

这一切最近十年非常典型地反映在对于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镇压上。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中国当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一．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共产党政府问题是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的首要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问题，我们必须清楚，首先是共产党问题，然后才是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东欧的各共产党国家，还是古巴、北朝鲜、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中国和他们一样，首先都是个共产党国家，然后才有他们各自国家的特点。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法轮功的镇压，在它的统治史上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唯一的。

1.和大家熟悉的东欧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特点也是，在政治上控制社会的一切，极权统治，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则如当代西方政治学者R. Darhendorf等很多人都曾经说过，一是反对一切文化和知识传统；二是反对近代人权自由价值。中国共产党在这两方面非常典型。而且它一直坚持这两点。

例1.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初期集中打击国民党、三青团成员，不触及一贯道等组织，并争取一贯道成员成为新政府的支持者，直到1950年10月。在这一时期，很多一贯道的成员确实支持新政权的建立。

科学技术、现代社会与极权主义问题

常常有人说科技带来了当代社会的堕落。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科学是一种人们对于自然和外界描述的方法。在古代，古典物理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人们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但是文艺复兴后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追问使得人知道，人只能描述他所见到的现象，而不能谈现象的本质，或者说造成现象的原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才有牛顿对于神的看法。

然而，近代科学的这一巨大变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其后二百年的发展中，在对于认识问题的不断追究中，就连这个“描述”也被打了折扣。当代物理学告诉人们，这个描述是不客观的，它带有人用以观察的感官、仪器，以及理论框架的影响。为此，不仅真理观，而且客观性都失去了原来的绝对性。人们终于发现，人能够谈什么，不能够谈什么，有一个人无法感知，无法想象，无法了解的世界。所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对于宗教、宗教感情的看法，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科学否定了宗教，反而是对它的敬畏和神秘感。卡尔·波普说，对于宗教，人们什么都不能谈。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宗教涉及的是科学和科学家能力以外的事情。真正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牛顿因为非常清楚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不仅非常谦虚，而且诚惶诚恐地关注着自己的研究对于人类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责任。

但是，就这种意义来说，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却从他对于认识论的看法上就根本不可能谦虚，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看到的世界是自己的“主观”的世界，而以为那就是真正的世界。这个反映论使他相信有一种真理，而这个真理他甚至认为可能就在他的手里。

如果说一种解释科学的概念系统，或者说假说，可能带有相应的价值色彩，如上面说的唯物主义，它根本上带有物质主义的特色，那么说到技术，则纯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现代技术，其实和人类发现如何使用火，如何使用水力，如何使用棍棒和刀枪一样，在于使用者如何使用它，使用它做什么。杀人放火，还是为了生命和生活更加丰富、安定和美好。

从古以来堕落的是人，嗜权者、知识分子，而不是科学和技术。

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2008旧作）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一．自由主义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

就张丹红及《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致联邦德国议会（2008.09.13）

就张丹红及《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致联邦德国议会

（2008-9-13）

按語：此信中文本從未在中文界全文發表過，德文本系由一位德國政界高層的中文專家翻譯。由於筆者沒有透露過這個背景，二十號，一位被推薦來簽名的人竟然要求修改德文信。為避免打草驚蛇，我一方面沒有告訴他已經在六天前，議會新會期開會一周前郵寄出此信，另一方面同意他的修改。結果他果然拖到議會開會後的十天，十月初，荒唐或者說別有用心地修改後又發出了另外一封信。而它也導致了中文媒體大紀元十號報道此信而引起的另外一個故事，因為這位修改及發出第二封信者，不願意得罪中國政府而公開出來說他沒有簽名這封信，要求大紀元發聲明并道歉。

所以作為歷史，德國議會實際上是在半個月間收到了兩個不同版本的呼籲信，而第二封簽名信系由一位沒有簽名的人修改發出的。全部故事，我會在以後的回憶錄中披露。現在可以告訴你的事，沒有德國有力的德國社會人士的支持，這個發生在十年前的德國之聲事件，不會驚動了德國社會的對立的知識團體的廣泛簽名對抗，受到《法兰克福汇报》、德意志廣播電台等多家德國有影響媒體的關注討論，最後導致議會聽證對決。

這一事件由於從一開始就面臨各種破壞，共產黨政府幾乎調動了它所有的可能，以及由此而產生其它的多種因素，最終導致議會聽證無力而功虧一簣。但是這個事件實際上清楚地讓人們看到：當時德國的默克爾政府以及美國等民主國家試圖在思想、政治及經濟上積極主動地對抗共產黨中國藉助奧運會等開始極具擴張的影響。這一進攻性的努力包括二〇一〇年開始公開搜查調查審判在德國的打入法輪功的特務周超英，二〇一〇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但是天不我與的是，當時德國及西方經濟突然面臨巨大的滑坡，為此不得不停止這一進攻性的對抗，此後則幾乎可說是節節敗退，無法抵抗中國共產黨影響在世界上的擴張。到今天為止，不僅德國之聲，而且BBC、美國之音、自由亞洲以及法廣，都已經遭到徹底的硬性或者說軟性的滲透，其語言方式、思維模式等都完全被共產黨社會的文化氣氛統治。如果說當年可以通過局部手術醫治，那麼十年後的今天，可以說只有徹底切除或器官重置了。

這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歷史故事，沒有這個背景你不可能理解很多事情。儘管很多事情撲朔迷離，甚至充滿矛盾，讓你對歷史充滿疑惑。例如西方想進攻中國共產黨政府利用的劉曉波，而他實際上在奧運會問題上，在化解西方媒體及人權團體抵制上大大幫助了中國政府，他在獲獎辭上同樣化解了西方對共產黨統治的進攻。然而他最終卻竟然還是沒有逃脫共產黨政府最他的最終制裁。儘管如此，我所描述的這個歷史背景卻是真實的。很多事實，筆者相信有一天會水落石出。2018.8.20

最近一年来，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会见达赖喇嘛，以及在中国召开的奥运会，使得《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终于引起德国社会的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部以张丹红为代表的一些编辑们，通过《德国之声》在欧洲和德国社会直接传播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反映中国政府的要求，引起德国媒体、政界，以及海外中文媒体的注意和广泛的批评。事发之后，中共宣传部及其喉舌新华社，从幕后跳到前台，用典型的冷战时期的方法，攻击德国社会、媒体和政治家对于《德国之声》中文部及其副主任张丹红的批评（见附件一），说明了《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