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专制究竟毁灭了我们什么？

——就三个文化问题致友人的信

XX，你好！

收到你发来的赞扬张火丁的文字。关于张火丁，我想说的是：我对当代中国大陆京剧的否定性的看法，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对张火丁，后来才深入到对张学津这些人。当然我对当代共产党社会的“京剧”的看法首先是从对样板戏开始的，但是对样板戏的看法，单只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人们就能看到它们的荒谬性和毁灭性，而真正对京剧的毁灭其实是从四九年，乃至可以说五四后，左派导入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了。这种毁灭是根本性的，齐如山先生早就感到，并且有所论述。这种毁灭到了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四九年后，尤其是到了文革不过是到达登峰造极，非常赤裸裸而已。

我在再次有机会系统地欣赏京剧后，从对样板戏的看法很快感到了的这些根本的变质。而这

“文革之后无京剧”续谈 ——李和曾与京剧欣赏

一

有台湾网友在《新纪元》上看了我的“文革之后无京剧”一文，对我对李和曾的评价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虽然我个人喜欢高庆奎胜过李和曾非常多，但李和曾在许多高派系的传承上有重大的贡献，现在留下来的三斩一碰还有逍遥津都是相当经典的演出，仅用他的这张二六就否定他艺术的全部是否有失公平？”而对于谭富英他说，“我实在怀疑他的艺术高度是否与其他几位四大在同一个水平。他早年成名后因为谭小培的原因没能好好向余叔岩问艺，导致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在卖嗓子。中年嗓音下滑后可取之处更少。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孙只学会谭派的糟粕，好东西都没有了。 我认为谭富英无论在嗓音，用气，做表，继承，教学，各方面其实都没有比李和曾好。 只是刚好这张唱片中李和曾的特点没有被表现而已。”

对此，我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及留言，其次则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谈谈对于这些问题的感受。而这些看法也可以说不只是对李和曾及京剧，而是对艺术，对人生，对人的精神和追求的看法，当然更离不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

二

艺术之审美是很主观的事情，大约和饮食一样，有朋友说，西方人和中国儿童喜爱麦当劳，无法享用中餐之淡雅之美，如米粥、绿茶，乃至海鲜之丰富，西语甚至根本没有“鲜”这个字，全在于味蕾的发展状况。是否如此？只能说大约有两个经验事实，那就是中国孩子大都是在成年后才真正体会到中餐之美的；而大多数西人，

谈学术领域中的党文化及“新话”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笔者按：（2015-01-26）

这两封与友人探讨当代中国知识界以及陈寅恪、冯友兰问题的信，或者更明确地说，探讨党文化中对于理性等概念的扭曲和再造，探讨为什么它们是一种新话的书信，写于二〇一〇年。之一发表在《新纪元》杂志第243期（2011.09.29），而之二则一直没有发表。人生匆匆，现在不觉四年半过去，中文知识界对于这些概念及问题依然没有讨论，更遑论推进对它们的探究了。但是，这些思想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么就再讨论其它问题就是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可以说以讹传讹。

我之所以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也就是这些基本的概念问题是根本问题，是因为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逐渐”意识形态化，四九年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随之又导致最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彻底“党文化化”。这一切可以说完全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曾经指出的党文化、新话的活现实。

为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两封看来讨论具体概念和问题的信其实针对、分析的是这十年来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党文化。这个党文化不仅是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而导致一种以论带史的“假大空”——在思想方法上彻底地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癌变，而且还推出了一整套的奥威尔所说的“新话”、新的语言方式。这种新话、新的语言概念和语言方式首先使人们忘记了那些原来概念的含义，尤其是那些翻译过来的思想及概念的原文意义是什么。为此，就如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共产党社会中再看到那些概念，再使用这些概念也根本不再是原来的意义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笔者过去曾经讨论过的、现在中文世界普遍使用的“自由主义”、“科学”以及“启蒙”了。在本文中讨论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解释的遭遇也是如此。

“极权主义”与“世俗化、政治化宗教”问题的一点解释

极权主义与政治化宗教问题在极权主义研究中几乎占半壁江山。我对此做过一些介绍，这里我要说的是，我并没有说过极权主义概念来自一神教，而是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宗教，政治化宗教，替代宗教，这些都是研究极权主义西方专家的提法。在这里对于“宗教”，我所做的强调是，religion这个概念都是指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非佛教，更不是道教，儒家。为此，没有人会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佛教，政治化佛教，替代佛教。自然更不会有世俗化道教，或世俗化儒家的提法。

往昔我曾談到王丹 ——摘自93-03年仲維光許良英先生的通信

筆者按：

1.二零一三年初，王丹泣告許良英先生辭世的時候，我已經被許良英先生革除師門將近十年。我在悼文等一些文字中曾經提到，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關係，在精神和思想上的互動應該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精神活動史某一側面的一個寫照。幸好我們兩人都有保留信件的習慣，所以我的這個看法，這一段歷史幾乎用不著在用我這個還活著的後代再說什麼，一切都可以用歷史上的文字來表述。

我和許先生之間的通信留下來的大約有幾十萬字，其中有一些是涉及王丹的。我是八八年出國後，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通過許先生認識王丹。從此開始了與王丹的一些來往來。九九年夏季，王丹到美國後在許先生的建議下，秘密到我這裡來了八天。我帶著他在德國和荷蘭周遊了一些地方，去了龍應台家，也到在荷蘭萊頓的詩人多多家住了一天，其後還到埃因霍溫看了世界乒乓球比賽。

挑战一切世俗权力——孟煌解构连续三年斯德哥尔摩裸奔的艺术空间轨迹

旅德著名画家孟煌先生十二月十号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举行时，第三次在颁奖典礼外举行裸奔。究竟如何看待孟煌的这个发展了三年半的行为艺术作品，以下是天溢发自德国的对孟煌先生的采访报道。

十二月十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外，旅德著名画家孟煌先生进行了连续三年的第三次裸奔。他在裸奔前发表了宣言，把他的这一行为艺术的新阶段题为“意志的空间”。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在二〇一一年年初，以“空椅子”开始的行为艺术，记者采访了孟煌先生，请他正在欢度圣诞节，迎接新年的听众，对这个历时已经三年半但是还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中展开的作品进行了解构。

关于他的作品，孟煌先生首先对记者说，“这个作品是慢慢成型的。刚开始就是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它是由于刘晓波引起的。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个比较奇怪的历史中，他却仍然蹲在监狱中，可那边斯德哥尔依然给他放了一把椅子。其实发自内心来说，那种造型不是我的审美，那种造型在我的眼睛里，我就觉得比较虚伪。如果你的造型没有说服力，你就只是摆在那里，我就想到，你不如把这把椅子邮寄给刘晓波。所以我就开始把一把椅子邮寄给了正在监狱中的刘晓波。”

关于为什么从“空椅子”——指向中国的空间，发展到“裸奔”——在斯德哥尔摩的都市，孟煌先生说，“邮寄了一把椅子，其实这个手段或者说它的语言方式是抛出了一个问题，它不是把问题静止到那个地方，这个是

反共是做人的底线 ——看穆勒廖亦武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照片感

“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

(照片为捷克11月17日纪念天鹅绒革命二十五周年，示威人士抗议总统泽曼过度亲中，担心共产政权会再次出现。)

1.流亡作家廖亦武用自己的热血在欧洲点燃了一堆又一堆反对残暴的共产党及其暴政的火焰！

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刻！

十一月十八号，他又为我们创造出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支持香港雨伞革命，拒斥共产党！

十一月十七号，夜间那个时刻被这张照片记录，而这张照片又把那个时刻变成了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说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意义深远、关心深切。我们说它意义深远，关心深切是因为廖亦武，这位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得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穆勒，与柏林文学节的创办者、主席乌尔里希·施莱博，及罗马尼亚的那位记录共产党暴政的记者，一起再次向一个人类的怪胎，毒瘤——共产党说不。

然而，又岂止是说不，是咒骂、厌恶、更是唾弃！